从中西方文化之比较探究文化精神之去向
摘要 何谓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现状如何？中国文化精神何去何从？本文从中西方文化相异的源头端——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的两种理论的思想渊源、本质及利弊的比较，以及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和西方文化的“个体为本”的不同文化特征的分析出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审视，强调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中国文化精神必须要完成自我更新，必须要唤醒我们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 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家族本位 个体为本 科学 民主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它统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一目了然，看得见，摸得着，是硬文化；精神文化，是抽象的，是人类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的集合，属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关乎精神活动的部分，是软文化。简言之，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文化精神”乃隐藏于文化现象之后的“根本文化”，它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提供着养分。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文化精神渊源，使其精神文化具有了差异性，而精神文化的不同必然导致物质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当我们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绵延不绝而欣然之时，也应当正视西方文化在最近五百年的不断发展且有超越中国文化的趋势。武汉大学赵林教授曾提到，“中国的文化并不是落后于西方，只是一直在平稳发展，而西方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迅速发展，才超越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中国文化发展正面临着这样严峻的考题：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现有的某些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国内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如果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没有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那么，中国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笔者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土壤，种种文化现实都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要大繁荣，思想要大解放”的今天，如何中兴文化精神，这就须对我国文化精神的现状进行深思，进而明辨之。 一 “天人合一”相对于“天人相分”思想渊源的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在于：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相对“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更具积极性，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能违背或超越自然规律，毫无节制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应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让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和谐共存。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难题：透支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失衡、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衍生的环境污染等；同时，它也有保守的一面：轻自然、重人文，在对自然界的利用方面缺乏主动性、创造性。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相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文化主张的“天人相分”一方面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或者滥用科技，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影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另一方面，其“征服自然”的观念又引导着西方人积极地利用和开发自然，其结果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时代的到来以及物质文明的繁荣，进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以物质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由此可见，征服自然是创造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动力。 中西方文化思想渊源的差异性决定了两者文化精神的差异。首先，西方各国是由统一的欧洲帝国分裂而成的，它们独自发展，也兼容并蓄，这使得西方人具有变革意识，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这种变革意识的结果。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基本上处于大一统的状态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背景下，这让中国人易于自我满足，缺乏开拓意识，缺乏变革意识，往往落入循规蹈矩的模式。其次，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不同。西方传统文化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构成，两者皆主张人应该积极进取、善于从自我的行动中体现自身价值，同时也应该博爱，关爱身边的一切。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由儒、道、释三家文化构成，其中儒家提倡入世思想，认为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人只能按照既定的社会规则来为人处世；道家文化则侧重呈现现实社会不尽人意之处，从而得出结论：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回自我；而源自印度的佛家认为，人须依附佛祖，应断绝七情六欲，人的幸福在于来世、在于彼岸。由此可见，西方传统文化注重人的行动性，勇于挑战，开创新的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注重强调人们生活的稳定性，思想的顺从性，从而缺乏一种浓烈的征服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必然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二 “家族本位”相对于“个体为本”的文化特征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念的核心是重家庭、集体，轻个人、小我，强调个体在群众中的义务和责任，十分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提倡并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突出表现在将“贵和尚中”和“仁义礼智信”作为协调人与人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人们注重贵和尚中，主张将不同的事物尽量做平衡。这种思想使中国人总是崇尚以谦让的态度对待他人，讲求宽容大度，主张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这种识大体、顾大局、重和谐、求稳定的思想对家庭本身而言，能达到家庭的天伦和谐。如果这种观念能引申至全世界，人们都能切实做到团结、协作，小我服从大我，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对全人类的和谐共处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而西方文化宣扬的是“个体为本”，即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人格尊严、个性解放，以实现人的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18世纪欧洲出现的“启蒙运动”，创立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把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视为天所赋予的人权，这些思想成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主调，也成为西方奉行个人本位的依据。西方的“个体本位”思想，容易导致亲情淡漠、结构松散，家庭缺乏凝聚力、社会的稳定性不够。但同时它强调的是自由、平等、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注重自我生存空间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西方民众更为外向、激进，敢于突破自我、更善于通过自身的开拓进而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证实自身潜力、证明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这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体创造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对于西方，中国传统的生活范围是封闭式的，即注重家庭、家族、本乡本土；因此中国民众更关注的是自我、小我。这表现在内心世界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又多体现在知足常乐和精神胜利法的心态上。再就是注重自我道德的完善，不论这种道德完善是否合情合理，只知“吾日三省吾身”，这不仅不利于个人能动性的创造和发挥，易使个性受到压抑，有时甚至会造成个性的泯灭。在家族本位的社会中，由于这种深重的家族情结结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层出不穷，而这必然导致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牵制着某些文化精神的行进的结果。 三 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更新 在中西方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先进的事物，如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可以加以引用及借鉴，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文化是否兼容这些事物？现有的文化资源是否有利于促进我们接受这一切？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到底能否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会妨碍接受这一切，还是会促进接受这一切？事实上，文化与民主是否融合取决于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获取哪些因素来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大扩充。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精髓进行审视。在文化进程中，我们不能执守周朝礼乐的外在形式，不能把历史与境域的某些落后的文化，当成了文化本身；否则，必然会导致我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唯有真正领会了孔子的仁学核心，唯有真正领会了《道德经》的精髓，我们才能把民主体制与我们的文化相兼容，也才能切实把握住文化的根本精神。因此，如果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们就必须正视历史事实，并且用新的眼界、从新的高度真正地从根本上解读我们的文化历史及其精髓。 其次，我们要完成新的文化环境中文化精神的“复活”。在整个文化历史进程中，文化精神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各种因素会影响文化精神的更新和发展，如果我们把一些不适应某个阶段的文化思想置于这个阶段，就会把一些糟粕当作精华，从而得出我们的文化精神不如西方的不科学的结论。由此可见，文化作为一种应对机制，应在更新的环境中自我更新、自我成长，并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某些因素，从而更好地把握环境，完成环境带来的挑战。 再次，我们要在守护自身的基础上兼容并包。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年深厚的历史底蕴，并曾在世界文化历史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崛起，中国文化开始显得相对落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借着西方文化后来者居上的趋势，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文化中严重缺失的某些成分。虽然，随着“他者”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众多民族、众多文化模式的相互激励、相互融合的趋势逐渐形成；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峙和争斗，但最终却是一种相互启发的民族大融合。可见，根本的问题既不在于器物，也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我们的观念，在于我们的态度。一个民族要想强盛，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不可夜郎自大，亦不可妄自菲薄。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经过近代以来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在中西文化不断融合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精神资源，然后以这个根深蒂固的基础为载体再广泛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文化的精华。 综上所述，我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史，创造了许多伟大的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因此，我们在看待文化精神时，不能脱离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也不能只是执守所谓的传统，更不应满足于把古老文化器物当成怀旧的点缀，而应把它看作是各种文化的多层面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从而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更新了的中国文化应该是这样的：它让中国人拥有尊严，懂得创造，赢得其他文化社群的尊重。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因此中国文化精神既要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中获得底蕴，吸取更为根本的创新精神，同时还应从异国文化的精髓中吸取营养，然后在融合更新的基础上，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只有孕育出具有现代化品质的兼容并包、厚德载物、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我们的文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大的民族之林，也才能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文化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 李世安：《世界文明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 [5]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艺境》（未刊本），1946年版。 [7] 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5日。 [9] 陈占彪：《论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