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西方文化之源
[摘要]梁漱溟曾论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相应于这三大关系就有三大博弈。在原初时分以三大博弈中的何者为主，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化的走向。希腊——西方文化的源头，即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与自然界博弈的特点是重复、策略有限，以及演进，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塑造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沿着由简到繁的路径，由自然界而人际关系而人类自身，由实验室而工厂而人类社会，一路走来，成果斐然；同时也给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西方人自己带来严重后果，难以前行。西方文化必将以及正在深刻反省，并与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正在反思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彼此交流乃至融合。
[关键词]自然；博弈；科学；技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 梁漱溟曾论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相应于这三大关系就有三大博弈：人与自然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与他人博弈可以理解，本来是博弈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与自然博弈，即把自然作为博弈的对手，研究自然会怎样出牌，并据此出自己的牌；与自身博弈，包括从图腾崇拜到所谓战胜自我。将博弈论扩展到人的三大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视野，由此可能得出有价值的观点。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可以概括为这三大博弈，同时，三大博弈彼此间不可分割。与自然博弈，从狩猎采集，一直到现代的上天入地，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人和人的博弈，涉及人的欲望、意志和能力等，也就是与自己博弈。但在某个时期必然以三大博弈的其中之一为主，例如，希腊——西方文化的源头，即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差不多同期的中国和印度，分别以人际博弈和人己博弈为主。在原初时分以三大博弈中的何者为主，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化的走向。 一、与自然界的博弈 首先与自然界博弈，从三大博弈中最简单者开始，这是西方文化的源泉。 先分析这场博弈中的一方，自然界。 相对于另两项博弈，与自然界的博弈具有以下基本特征：自然界足够久远，可以对博弈的另一方奉陪到底。在同样的语境下，只要与之博弈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出同一张牌，那么自然界不会变招，也总是出同一张牌。这一点在博弈论中就是“重复博弈”和“有限博弈”。重复博弈，不仅在于时间，而且在于空间。自然界不仅足够久远，而且足够庞大，可以和不同的博弈者博弈，只要这些博弈者出一样的牌，那么自然界亦然，或者说，自然界对所有的博弈者一视同仁。与他人的博弈，情况就不一样了。若是第一轮输了，第二轮多半会变招，“打一枪换个地方”，是为“一次性博弈”；甚至“无招胜有招”，这就是“无限博弈”。既然如此，于是就只能“兵不厌诈”。或许正是对“人心叵测”的无奈，于是只能要求“和为贵”，“求大同存小异”，不要走极端即可。若是对方又换了一个人，同样的博弈内容，结果可能面目全非。至于与自身博弈，其一，难的是“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其二，江山易易本性难改。其三，心无二用，难以区分博弈的双方。因而，在三大博弈中最简单的无疑是与自然界的博弈，之所以“简单”，是因为“重复”和“有限”。 即使同样与自然界博弈，也有难易之分。西方人找的是最容易的对手：丈量土地和杠杆，也就是对手的“招数”几乎最少，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的伎俩。相比较而言，如果面对的对手是动植物，其招数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除了通常所知的李约瑟悖论外，李约瑟还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的话，那么一开始就不是力学，可能是电磁学。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几乎等同于零。 再考察博弈的另一方，人的博弈策略。 可以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博弈。在认识层面，与自然界的博弈中人类手中的牌包括科学、伦理、艺术和哲学。科学“测度”作为博弈对手的自然界在“想”些什么，要是人类这么做，自然会做出什么反应，等等。伦理的影响在两个方面：其一，排除科研中的不端行为，鼓励正当竞争和创新，设立优先权和各种奖项，旨在为与自然博弈的人的一侧确立游戏规则，激励参与者，以及保障在这一侧与自然界一样“重复”和“有限”；其二，要求或者征服自然，或者善待自然；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有强弱之分)，还是自然为中心，或者人与自然双中心。伦理取向会影响人在与自然博弈中的心态进而影响科学研究的视野，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伦理学主要不是直接指向认识也就是科研过程，而是在实践即技术与工程的环节发挥影响，是把握了自然界的博弈策略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诉求。艺术研究自然在审美上给人以启示和感悟，这固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涉及二者的博弈。哲学在整体上思考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若没有科学技术，这种思考就难以深入，甚至会陷入谬误。当然，艺术虽不直接涉及人与自然的博弈，但审美会给人以启迪；哲学在人与自然博弈中的价值更是不可否认。虽然如此，直接坐在棋局前研读对手，面对特定时机下自然界的特定部分和过程，思量着该出什么牌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哲学。 在科学与自然的博弈中，首先在于剥夺对方的无限策略，不能把主体一方的情感如“目的”之类加之于对方，否则就无法揭示和理解自然的策略。在近代之初，达·芬奇就排除目的论，认识到自然中存在必然性，是力学关系或数学上的比例。培根赞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后者认为事件的原因是“不受终极因任何干扰的物质必然性”，终极因在其“不断侵袭和进犯物理因领域的过程中则推翻一切，弄坏一切”。培根明确指出：“这种原因(指终极因或目的因)显然只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进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 在科学的众多“策略”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实验。达·芬奇认为，“经验是一切可靠性之父”，而实验则是知识的“确实性之母”。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把偶然的、附加的东西与本质的、基本的东西相区分。“要把这种试验进行许多次，使得某种偶然情况不至于搅扰或歪曲这个证据。”伽利略意识到，通过实验，研究者仿佛向自然提出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并得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还觉察到实验的检验作用，他说：“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论证，都足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论据。”wWw.LWlm.com 实验的要义是限定博弈的对象，圈出边界，画地为牢，以及控制条件：纯化、简化，排除博弈外因素的干扰，加上在特定方向上予以强化等等，重要的是可重复。实验方法在于限定博弈对手及其所作所为，排除研究对象之外因素的干扰，只要己方在新的回合出同样的牌，若是发现对方也(在相当程度上)出在上一回合出过的牌，于是也就揭示了对手的一个策略。达·芬奇发现：“同样的结果总是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原因消除了，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在不便实验的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有思维实验，例如去除空气阻力、摩擦等因素，使问题简化甚至理想化，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科学家大多精于此道。实验方法，使得科学家在面对自然时超越囚徒困境的一次博弈，使人与自然之间成为重复博弈，以及发现对方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应用有限的策略，并且发现这样的策略。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科学没有进步，就是因为缺少至关重要的实验环节。
自然界一旦在这样的博弈中“供出了”它的策略，就必须得到尊重，也就是己方的下一步策略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上。 不仅如此，己方还可以在已掌握的自然界的策略的基础上于一定范围内有所变招，试探对手的应变，进而有所预期再予以重复，看看对方的应变是否在意料之中。由并不充分的现象甚至蛛丝马迹提出假说。假说在科学之策略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实验，然后再由假说设计实验，“算准”自然界对手在新的情况下会出什么牌，再修改假说和实验方案。科学的进步，在于实验和假说之间反复的比较。正是在如此逐步推进中的反复比较，使这场人与自然的博弈，由重复博弈成为演进博弈。就这样，由简到繁，一步一个脚印，自然界的策略便渐渐被己方所掌握。 赵鼎新在论述战争催生欧洲现代化时认为，博弈规则必须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或者说必须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同一规则下继续博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重复乃至演进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正是如此。 在实践层面，与自然界博弈一方的主力无疑是技术(包括工程)，还可以加上巫术之类，在二者之间还有炼金术等。巫术中或许包含有尚未发现的科学成分，但一般而论，大多基于臆测，是人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每次作法所面对的自然并不确定，另一方面巫师自己的状态难以重复，在巫师与常人之间也没有沟通的渠道。因而，巫术是不确定的巫师个人与不确定的自然之间一次性和无限策略的博弈。至于日常生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在原始社会参与了与自然的博弈，但由于对象的不确定和主体的不经意并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一般处于次要甚至边缘的地位，在科技发达的现代更是如此。 虽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技术以及辉煌的成就，如中国四大发明、都江堰等，但大多基于难以重复和积累的经验，难以共享和传承。唯有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博弈的联姻，在科学自身是以假说为核心的认识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的实验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方能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有所前进。作为实践活动，如果说实验的功能主要在发现和验证，那么技术的功能不仅在此，而且在于发明和创造。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在增强经济实力之时，也为科学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仪器设备，从而使人类作为博弈的一方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日益强大，在与自然的博弈中赢得一次次胜利。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的技术附加了太多的文化色彩，掩盖乃至于淹没了实用功能，而“文化色彩”在彼此间基本上没有可比性，因此也削弱了技术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的作用。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的机巧”。就技术而言，“理性的机巧”即人把自然界当作工具，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这就是理性的机巧”。“……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人的理性的狡计使他能用其他自然事物抵御自然力量，让这些事物去承受那些力量的磋磨，在这些事物背后维护和保存自己”。在博弈论看来，在与自然界的博弈中，人类似乎在不断“劝降”对方阵营的力量，壮大己方的实力。 正是认识的演进和实践的演进，以及二者的结合，人类从与最简单的对手——丈量土地和杠杆——博弈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与越来越难以对付，也就是重复性越来越小，而策略越来越多的对手——电磁运动、化学运动，乃至生命运动博弈；以及从面对局部、当下和限定的博弈方人手，愈益与全局、处于过程中且没有限定的对手博弈。 在博弈论眼中，人类历史的“生存博弈”如同囚徒困境，通过重复博弈实现了对囚徒困境超越，通过演进博弈实现对重复博弈的超越。这样的重复和演进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其主力便是科学和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博弈中，西方社会渐次实现现代化。 在与自然的博弈中，足可以与科学技术为伍的还要提及体育。 体育，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公平的竞争，之所以“最公平”，就在于除了棋牌类外，在所有的运动中，自然界总是博弈的一方。体育，不外乎两种博弈，其一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博弈，如更快、更强、更高，其典型就是作为各项运动共同基础的田径运动。其二是人际的博弈，主要是各种球类，在比赛双方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个无言的对各方一视同仁的参与者：自然。其一来自人的外部，如时间与空间、万有引力、摩擦力等；其二，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 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时期，既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德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同时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并不是巧合。有趣的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更快、更强、更高”，这一点正与IT领域的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理念不谋而合，从而也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以往的体育只是单纯依赖体能的提升，现在已经越来越得到科技的支撑，也就是科技与体育联手与自然博弈。 此处还可以顺便提及中国古代的“武功”，有点儿像是体育和技艺的杂交。华山论剑，就其在参赛者之间的博弈所制定的规则而言，大概可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提并论。然而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武功修为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难以为他人企及，违背自然规律之怪异武功俯拾皆是，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因而难以重复，更不能演进。 正如前述伦理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伦理也会影响体育，例如黑哨和作弊等，因而要求公平公正，限定人的博弈策略，由此方可“重复”和“演进”。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根本不是博弈了。 赵鼎新认为发生在西欧近代的战争催生现代化，这一命题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只是在于战争与体育的相似性，即在争战双方的背后有不在场的在场者：自然，因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具有了重复和演进博弈的意义，从而为各方积累经验和有所进展提供了可能。而“一定程度”，其一，战争带来的破坏。其二，战争未必带来人在与自然博弈中的进展，中国数千年所用的冷兵器就是明证，即使有进展也是极其缓慢。其三，战争夹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由此导致彼此间博弈的无限策略，因而降低了自然作为幕后参与者的地位。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无数战争，把人的计谋发挥到极致，从孙子到诸葛，乃至成为神。与神博弈，还会有胜算吗?由此可见，对博弈方的约束，使其只能应用有限策略，这对于博弈的重复和演进，也就是文明得以演进极为重要。因而，如果说战争催生现代化，那么也只是“催生”而已，主角只能是科学和技术。
二、对博弈方的形塑 与自然界博弈的这种重复、策略有限，以及演进的博弈方式极其重要，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于文明之初和日后的岁月中对于塑造西方人尤其是科学家的性格上起到了重大影响，进而从一个方面锁定了西方文化的进程。 首先，形成天人分离的观念。很难说是有了天人分离的观念而开展与自然的博弈，还是因与自然的博弈而开启天人分离的观念；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与自然的博弈，尤其是与其中最简单部分的博弈，造就并促进了西方人天人分离的观念。作为博弈对手，自然的行为与主体的好恶无关，这一点给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1616年，伽利略在罗马法庭上规定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遵循的准则：“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影响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与去影响一位律师或商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认为有关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更改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伽利略以第一性和第二性进一步划清主客体的关系。在人际博弈中就不是这样，可以夹带着太多的情感、权力和利益因素，因而难以分清敌我。始于与自然博弈的西方文化进而形成客观看待世界的特质：由客观地看待自然，到客观地看待他人，以及客观地看待自己，乃至冷静地承认人是机器或猿。 其次，形成所谓“以意欲向前”的根本精神。梁漱溟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大并存不悖的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就是梁漱溟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分别代表了西、中、印三民族对待事物的三种态度：西方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前述阿基米德的名言就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意欲”；中国随遇而安，不求奋斗；印度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想取消问题和要求。 从博弈链的角度，结合梁漱溟所论及的人的三大关系，就很容易解释“文化三路向”说。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向前”的“意欲”，正是源于前述对于自然的“演进博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即声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出于人际博弈中利益纠葛和难分高下，只能要求各方随遇而安。印度文化在人与自身的博弈中，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本文主要分析西方文化，中国和印度文化在本文中不作详论，只是以资对比)。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由简到繁，一路高歌猛进，从而信心满满，“意欲向前”。进而把这样的精神用于征服，征服自然，乃至世界。 “意欲向前”之所以成为现实，还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所形成的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点是与特定的对象无关，与对象所处语境无关，以及与特定主体无关，以清晰的逻辑表达，可以由人或无生命的载体承载，因而可以积累和共享。于是，知识经由非嵌入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公共和私人知识——的互动而得到增长和更新。与之形成对比的中国和印度，在与人和与己的博弈中主要只能形成隐性知识和部分嵌入编码知识，难以交流和共享，因而也就较少增长和更新。 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即视求知为生命，知识至上。欧里庇德斯的名言是，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总之，求真，好奇，为科学而科学等等，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由此可见，“意欲向前”，不仅旨在外部世界，而且在于自身，主要体现于怀疑和创新。科学在怀疑中前进，怀疑是为了创新。在此意义上，西方文化的要义是求异，反思，不断自我更新。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则在于求同，为了共同的目标；为此，需要稳定和收敛，一方的中庸和另一方的包容。西方人以为中国强大了便会对外有所图，恐怕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蕴，实在是多虑了。 由与自然博弈而意欲向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化史就是西方人在与自然的博弈过程中的“自举”过程。 第三，规则意识。规则，就是对博弈行为做出的具体规定，可以清晰编码或者模糊，甚至是“潜规则”。后者不是抽象的理性标准，而是在特定人群和特定场合的博弈中渐次约定俗成，各方心领神会。规则可以由博弈者各方共同制定，也可以由博弈者授权的第三方制定，或者由博弈者和第三方共同制定。此处的要义是，其一，得到所有各方的认同，其二，各方之间的平权，其三，第三方超越所有各方；目的是保证博弈的公平。规则的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同样重要，这将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或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和知识的积累，理性的育成，信用的培育，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最终有助于人性的凝练、积淀和提升。局部和临时的规则在特定场合固然需要，但若是总是“个案处理”或“下不为例”，也就是一次博弈，就可能导致囚徒困境，造成人际间的失信、背叛和人性的堕落。 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自然实际上一身而二任，既作为博弈的一方，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不论博弈的另一方也就是人愿意与否，在确定的情况下，自然界总是按“既定”方式出牌。正是在与自然之间普遍和重复的博弈中，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磨练，尤其是在演进博弈中获得了确定的进步，使得西方人逐步接受和培育了规则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意识推广到人际的博弈中。“科学技术是社会秩序的高效制造者。每当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观察、解释、表述或者理论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建立秩序”。显然，在一开始就以人际博弈为主的中国，由于博弈各方间充斥着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同时，政府作为制定规则的第三方，往往直接参与博弈，因而规则意识淡漠，守规则反而一再被淘汰出局，而善于“变通”者往往获利，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规则得不到执行，只能寄希望于伦理道德规范，接受“和而不同”。由于没有对博弈方策略的严格限定，各方随心所欲的“无招”，实际上难以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客观和规则意识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理性。客观，在于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规则意识则涉及主体的思与行。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培育了规则意识，而只有遵守规则，也就是执行有限策略，方可能展开重复和演进博弈。理性又可区分为认识过程的科学理性，以及实践领域的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分别由认识和实践上使得“向前”的“意欲”成为现实；反过来说，正是这样“向前”的“意欲”，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或价值理性，引导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并为之提供动机。
第四，民主意识。其一，自然界提供足够多且来者不拒的博弈“选手”，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链足够乃至无限长。对于所有与之博弈的人，无论民族和国家，不计古往今来，一视同仁，无亲疏好恶之分(一些研究者可能因拥有某地所特有的对象如地质和生物的“近水楼台”之便，进而实行封闭甚至垄断，从而获“先得月”之利)，只要以同样的规则与之博弈，自然界便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其二，在这样的竞技场上，胜负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揭示了新的事实和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博弈策略。其间没有排除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干预。当自然界以同一种状态面对人类之时，人类彼此之间也就只能是同一种状态，那就是平权，继而由与自然博弈中的平权，延伸到人际博弈中的平权，这正是民主的要义。若是一方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另一方只能苟延残喘；当一方退出竞争，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对手，博弈实际上到此为止。而博弈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演进的停止。 默顿由科学活动总结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默顿规范，实际上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对人的一方，对其中的特殊成员也就是科学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约。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巴尔赞把“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奉为“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 第五，分析和还原的思维方法。由简到繁，在一开始，也就是在处理简单对象，以及在把对象置于实验室中之时，是行之有效的。博弈的一方是在三大关系中相对简单的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最简单的对手；博弈的另一方采用在严格条件下和按严格程序操作的实验方法，通过抽象和理想化，舍弃枝叶，排除偶然。正是循着这样的途径，西方人在与自然的博弈中一路前行。然而，正因为把复杂当成简单，把现实当作实验室，仅仅以科学家作为“楷模”，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成功”的经验，使得西方人按实验室的要求构建社会。工厂、学校、医院和监狱等，被福柯称之为“规训机构”、“细部的政治解剖学”。将实验室的方法直接用于自然界也会造成“紧密耦合性”，破坏其非线性、复杂性、自适应，以及补偿与代偿等功能。“科学对日常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从实验室向‘外部’世界的转移”。“世界逐渐成了一个被构造的世界，因为它反映了技术能力、工具设备及其所揭示的现象的系统化拓展”。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成为了统治社会的决定力量。 同时，西方人钟爱分析和还原的思维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人文社会领域和现实生活中。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对人性的追溯上，揭示“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以及在经济启蒙中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在由简到繁的认识和实践的征途上，以简单的对象来关照复杂的对象，这本来是一个合理的切入点，但只是一种抽象。巴尔赞不无讽刺地写道，“匪夷所思”的是，“一群习惯于互相抢夺食物、住处和女人的野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制订契约”。若是把抽象当作模版，进而试图以此来改变现实，就会带来消极甚至危险的后果。上世纪末，西方学者为拉美等国摆脱社会和经济困境开列的药方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及其推行所带来的后果即是典型。其背后所隐含着的观念是，西方的“意欲向前”之路是唯一可行之路，在此唯一可行之路上的处所也就标出了各国各民族在历史中的进步高下之分，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线性进化观。 再者，前述主客体分离的观念贯彻到底同样会带来严重后果。自然界作为博弈的一方，除了博弈外，与作为博弈另一方的人并无瓜葛。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此，因而人类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不必担心由此会怎样反作用于人类。18世纪，正当人类的脚步遇到障碍难以前进之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当时的一位工程师写道，“一滴水化为蒸汽，把人类的疆域推向无穷的边缘”。意欲向前，征服自然之心暴露无遗。在这样的“意欲”支配之下，人对自然界的破坏愈演愈烈。当把这样的观念“推向”人际和自身，势必并且已经给世界以及西方人自身带来严重后果。人与自然之间还有共处与和谐的一面，至于人际关系与人己关系更是难以割裂。 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主，人际关系远不仅是博弈关系。即使仅就博弈关系而言，人际关系的极端复杂多变使得难以形成重复博弈，以及发现博弈方的有限策略。但是不同于西方的简单化，中国传统文化从不简单地理解人性，除了中庸、劝人向善外不加任何限定；在人际关系上，但求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形成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国文化与由简到繁的西方文化相去甚远。同样，印度文化对于人与自身关系的探究，对于西方人也是深不可测，即使在中国人看来，也很深奥。正是这样的极端复杂性和深不可测，形成了以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亚洲精神”的包容性。 源于与自然博弈的西方文化，沿着由简到繁的路径，由自然界而人际关系而人类自身，由实验室而工厂而人类社会，一路走来，成果斐然；同时也给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西方人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难以独自前行。西方文化必将以及正在深刻反省，并与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反思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彼此交流乃至融合。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西方文化的源泉，这是一种新的尝试，由此也会带来视角上的缺陷。其一，西方文化的源泉不仅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商品经济的意义至少同样重要。其二，西方文化只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并非全然不顾相对独立的人际和人己关系，也就是说并非全然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推出人际和人己关系。例如有人把西方文化的渊源称为“两希文明”，意为兼有希腊和希伯来的遗存，其中后者即主要关乎人己关系。其三，西方文化的重复博弈和有限策略主要用于其内部，当西方文化面对其他与之不同类的文化时，往往从利益而不是原则出发，以及显示出多重价值标准，也就是转变为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 [参考文献] [2]索科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赵鼎新.战争催生欧洲现代化?[N].南方周末,2008-10-09.wWw.LWlm.com [4]周泽之.黑格尔的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J].江淮论坛,2008(2). [5]黄华伟.社会历史的博弈论解读[D].湘潭大学,2009. [6]卢艳霄,张丛林,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7]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 [8]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西斯蒙多.科学技术学导论[M].许为民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11]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M].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