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奈生态思想、天人合一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都是中西方思想家关于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与诠释，三种生态自然观具有明显差异：林奈的帝国式自然观把自然描述为机械式经济系统，人类与自然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人格化经济关系，上帝同时创造了人类与自然，但在等级制度上，上帝高于人类，人类高于自然，人类应该根据上帝的授权合法统治掌控自然，以最大限度从经济学角度合理利用自然；天人合一自然观则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生态自然统一体，认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融入自然、服务自然、服从自然、统一于自然，人类与自然地位平等，不存在经济关系，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高度和谐，永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自然为客观自在物质世界，人类思维为主观自为精神世界，主张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而不同，有机联系，空间运动，时间变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关键词：生态思想；林奈；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市场不断扩容，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快车道。人类现代文明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早已超过人类历史几百万年的总和，但若辩证历史地看问题，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文明在给人类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劳动的异化和人类文明自身又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反作用力和毒副产品，例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代谢断裂、生态危机、饥饿贫困、阶级斗争、战争灾难等。如今全球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依然是资源消耗型，生态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如何摆脱当前的现实生态困境，是摆在人类面前既古老又崭新的两难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希冀从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今现实生活实践中寻找更为合理的理想答案。笔者致力于将西方近代林奈生态思想与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下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对比，对三者的自然观差异性深入剖析，探寻导致三者自然观相异的因素与根源，研究它们对于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理论的重大影响，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参照范式。
一、西方林奈生态思想
1866年，德国著名博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一词。131年前，被誉为“现代分类学之父”的博物学家林奈于1735年出版了《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这部“神学目的论”的论著中所阐发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被后人称为“帝国式生态思想”。书中描绘了一幅动物、植物、矿生物相互联系、协同合作的静态的生态画面――所有生物（包括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都有其固定的食物，如羚羊吃某一种草，而犀牛则吃另一种草，捕食者既不会吃光所有的被捕食者，也不会因为没有可捕食的猎物或植物而饿死；同时，被捕食者在其生存范围内适量繁殖，以保持该种群的延续，但也不会因繁衍过度而泛滥成灾。每一种生物都有最适合的生态位置，如若某时某种生物从其生态位置消失，便立即会有他种生物自动填补，绝不会因此而使错综复杂的生物链断裂，整个生物界秩序井然，座无虚席。林奈惊讶于上帝巧夺天工的创造力和堪称完美的安排。他认为，一切动物、植物及矿生物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上帝创造了人和一切生物，而后又指派人替上帝照顾和管理其他生物。在他的眼中，世界按照力学原理像钟表一样机械而精准地运转着，资源的分配恰当合理。林奈在他的著作《植物种志》中，将植物按照性器官的数目进行分类，建立了动植物双名命名法，将植物界按界、门、纲、目、科、属、种进行科学分类，改变了之前植物分类中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混乱现象，统一了植物的分类标准，大大方便了科学研究，即使是业余爱好者也能很方便地辨认植物的种类。林奈的分类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而在分类的实质内容上则是采用比林奈更为科学的达尔文的亲缘关系分类方法。在林奈的人为分类方法中，他很好地诠释了自己的生态思想，他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他只是上帝的记录者。
二、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以西周伦理思想的建立为标志，它的形成有两大基础，一是农业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和君主统治的权力集中，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与西方国家由原始社会进人文明社会进程所不同的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放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伦理思想，这几乎囊括了中国全部的伦理思想，包括“道德作用”“道德修养、道德本原”“义利之辩、人性观”等方面。中国伦理思想从一开始就面向“人性”和“人道”，它将道德观、宇宙观和认识论合而为一，建立了“宇宙伦理模式”，即“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易传》中写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人合一”是《易传》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作出的最突出贡献。“天人合一”思想也散见于儒家思想的著作中，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庄子・齐物论》则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北宋张载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在中国自然式风景园林的营造历史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自然式风景园林从根本上有别于欧洲规则式园林布局。欧洲的勒诺特尔规则式园林，如宏伟的法国凡尔赛宫苑，以古埃及和古希腊园林为其历史渊源，园林设计气势恢宏，特别讲究中轴对称，强调几何图案美景，以意大利台地园林和法国古典园林为代表。而中国园林属于山水风景式园林范畴，以非规则自然式园林为主要艺术特征，园林建筑与周围的山水环境有机融合，交相辉映，是蕴含诗情画意文人情趣的写意山水园林。它秉承“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回归自然，溶于自然”的生态理念，彰显出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白天开”的独特艺术魅力。园林总体布局模拟天上星宿图案，并由简单地模仿发展为自觉地对应；园林形制顺其自然、无拘无束、能因山就水，顺势布局，由此刻意地打造山水美景人间仙境，祈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意念。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盛赞中国的圆明园是出于世界东方民族神仙般的奇妙幻想，用几百年时间构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创造，而这样的设计布局也体现了中国生态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意境。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学术界至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仍然持有争议，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尚在科学建构之中，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却无可争议，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随处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特定语境下是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确切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是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他在《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一文和与布雷特・克拉克合著的《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在生态学上的“真知灼见”。福斯特注意到马克思在论述关于“劳动”与“自然”的关系时，曾强调劳动者离不开“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劳动是代谢交换的一部分”，代谢包括大气循环、水循环、生物质循环、土壤营养循环等，而今还提出了碳循环。“前生态学”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颂扬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将达尔文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称赞为对林奈“神学目的论”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维度，指出了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的密切联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聚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们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揭露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工业文明时期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如工业废弃物随处乱扔和四处散发着恶臭的黑水池塘和脏水河流。他在分析了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阐述人、自然、社会的三维关系时，恩格斯指出：“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去理解自然规律，学会了去认识在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四、三种生态思想的自然观比较
林奈的西方生态思想自然观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自然观虽然都有神仙上帝的神学宗教色彩，但在形式上却有着较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则是最彻底的无神论。林奈生态思想主张“帝国式自然观”的命题，他在描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阐述了人类是奉上帝之命凌驾于自然之上，居高临下，挥斥方遒。林奈生态思想对自然的经济体系排序如下：上帝第一，人类第二，自然第三。而中国“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则主张人与自然地位对等，应当相互尊重，相互敬畏。“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的地位排序是：自然第一，人类亦是第一，自然与人类合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主张无神论，指出自然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自然决定人类，人类反作用于自然。林奈生态思想的“帝国式自然观”来源于神学基督教教义，认为造物主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世界是按照力学原理组装起来的精密机械，齿轮、发条、螺丝、零件咬合紧密，整个世界都是理性和数字的王国。大自然的运行机制是从起点开始又回到起点循环往复的机械过程，如同钟表每十二个小时又回到先前的起点一般，正像林奈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所描写的：水从海洋、湖泊中蒸发了，又变成雨雪的形式重新回到海洋、湖泊中。在神学基督教教义思想影响下的西方生态思想自然观，提出“神学目的论”，而在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却是绝对对立的，是主客体相互割裂的“二元论”观点。正像恩格斯对这一“神学目的论”批判时所指出的那样：上帝创造猫是为了吃老鼠，上帝创造老鼠是为了给猫吃。神学目的论者普遍认为，人类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上帝同时创造了人和一切生物，人类代替上帝统管其他生物，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是大自然的实际统治者，人类拥有对自然物的绝对占有权和绝对支配权，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只能被动地处于被掠夺、被侵占、被利用、被工具化的地位。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认为，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平等的，伦理和道德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而并不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在价值论上，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主张，自然对人有经济价值，而没有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而相对于中国伦理思想影响下的主流生态价值观，则呈现出另一种意蕴。“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自然观主张“既爱人，也爱自然”，既不强调人要制天，也不强调天要制人；既不强调以人合天，也不强调以天合人，而是充分承认天与人的物质差异性，从理论上以给予天与人同等价值和同等尊严，给予各自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它将本体论与认识性相结合。“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明确地视天与人同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主张“万物平等”，但这也不同于西方近代另一种浪漫主义作家梭罗的自然观，“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主张的不是“一团和气”的“合”，而是在承认天、地、人有物质差异基础上的“合”，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人合一”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兼顾“天”与“人”相互尊重，互不侵犯，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生态思想自然观。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易经》中说，“人道”取自“天道”，天和人各有其道，即各有各的规律可循。宋儒程朱以“天理”为本，坚持“顺从自然，顺势而为”。“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在表述人与自然关系时，突出了“德”的重要性。人类要管理、利用自然，同时人类也要理解自然、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照顾自然，承担起人类这种有灵性的动物对自然的监护责任和保护义务，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决不能与自然决裂，惹怒自然。与林奈生态思想的“帝国式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自然观是在“反神学目的论”基础上所形成的，它既不同于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的“人主宰自然”，也不同于“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的“敬畏上天，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思想。曹顺仙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三维化”诠释――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问题理论为例》一文所阐述并绘图1所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是以“自然一人一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化”思维为向度的。这种三位一体、辩证思维的方式，为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破解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提出了两大思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认为，自然、人、社会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动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认为，生态危机是由于人、自然、社会的矛盾关系不和谐所致，只有认清并正确处理这三维度的不和谐关系，才能准确界定引发全球生态危机的各种原因，以进行清晰的分析、判断、推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才能最终破解生态危机的困境，走向人类生态文明。曹顺仙指出，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转变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实现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更”，第二条是转变人的观念，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正确掌握并使用自然规律，使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马克思特别强调“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他指出：“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强调“三位一体”，即“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一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
五、结语与展望
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产生于15世纪至17世纪，当时欧洲许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从世界各地带回很多的珍稀动物和植物，并根据自己的喜好为之命名，由此带来了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学术领域里一物多名或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林奈用双名命名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神学目的论”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有学者认为，林奈可能是提出“生态”概念的第一人。中国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植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背景，于公元前1046年形成，带有明显的统治阶级伦理思想烙印，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世界东方民族小农经济局限性。在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主张人要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需要尽量节制人类自身的物质财富欲望，做到克己复礼，适可而止，尽量限制开发自然，不乱砍滥伐，爱护植物，爱护庄稼，爱护动物，爱护人类，决不做逆天而为的事情，决不去违背自然规律任意改造自然，应当将上天赋予人类的价值以伦理道德的哲学形式体现出来，人人成为道德楷模。但这样高的道德要求在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常常大于统一，矛盾多于和谐，现实高于理想。另外，“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辩证的描述，但也只是当时“少数人”的思想，即文人和上层社会的思想、理想，历史学家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中国古代的文人思想、文人哲学、文人理念。“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烙印在文人园林、文人书画和文人诗词中，并没有非常彻底地推及至市民层面，只是散见于《诗经》《尔雅》或“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经典著作中，且不具有统一、完整规范的学术理论规制。但就东方“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与西方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对比，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是人类假借上帝的名义，以掠夺、占有、开发、利用自然，将人与自然形成尖锐对立的二元论，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将加深人与自然原本就很脆弱的断痕裂缝，无法直接指导人类应付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生态灾难。“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相比较林奈生态思想的帝国式自然观更具有积极意义，它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小农经济局限性，但却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一元性”关系，即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关系，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铺平了理想主义道路。对于二者的理论冲突，笔者更倾向于“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是当代最科学的思想理论，特别是曹顺仙最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三维化”诠释，明确指出了破解全球生态危机的两条主要途径，可以直接应用于破解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困局。综观全局，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思想财富，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的理论精华，凝聚成自己的正确认识，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及城市社区和农村村落的最基层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综上所述，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主要包括生态位置、自然秩序、利用自然、双名命名法、全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主要包括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敬畏自然、一元论、全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维化、和谐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
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应当合理汲取中西方生态思想中的理论精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