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西方语言学研究之比较
一
19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早期和中期，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时期；第二阶段为19世纪晚期，在这一阶段中国语言学进入了现代语言学时期，以《马氏文通》的问世为开端。 （一）两个时期的语言理论成果 第一阶段，语言研究仍以汉字研究为主，这种“字本位”的观念，使古代语言学研究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音韵学。清代后期的音韵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古音学，为后世研究古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江有浩的《音学十书》是古音学的重要著作。在这部书里，他把先秦古音分为二十一部。这种分部近似王念孙，二十一部分别为之部、幽部、霄部、侯部、鱼部、歌部、支部、脂部、祭部、元部、女部、真部、耕部、阳部、东部、中部、蒸部、侵部、谈部、叶部、缉部。王国维是这样评论清古韵学的：“清古韵之学，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分目遂另后世无可增损，古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可见这一时期古音学的重大成就。 2.文字学。这一时期的文字学研究基本上仍以《说文解字》及其注释为研究对象，主要对前人的错误进行纠正，并阐发新的观点。 （1）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许慎对于六书的排列是这样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名称和排列顺序关系到文字及其发展规律、历史的认识问题。清代语言学家王筠提出：“六书者也，象形为本，行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王筠关于象形为“造字之本”的观点是正确的。汉字如同世界其他文字一样，起源于图画。早期的汉字中，象形字的比例最大，是汉字的基础。 （2）从字的形体结构解释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诠释字义时，清代语言学家朱骏声突破了许慎以来以字形求本义的窠臼，扩大到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方面。这反映了汉语由单音字日益向词的多义性方向的发展变化，也顺应了词由多容量的饱和向构成多音词发展的趋势。朱氏这一开创性的探索，使文字的研究变为词汇、语音的研究，即真正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特别是对一词多义现象的高度重视，把字词看成活的语言现象来认识，可以看作是词义学研究的开拓者。将字按古韵分类打破了《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之体例，把汉字从形体排列法改为按韵部排列法，可以说是汉字研究学术观念的一次飞跃，而且突出了“以声求义”的重要意义。 3.训诂学。清代的训诂学研究总体来说取得了显著成果。学者们努力贯通文字、音韵和训诂诸法，从校勘入手，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分析比较从而达到训诂的目的。对周秦两汉的要籍辛苦探索，疏通文句，使后世的学者免去了一些通晓文理的困难。特别是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从语言运用和总结校勘释义规则的角度出发，在论述上古汉语词法、句法现象及规则的同时，也论述了很多上古汉语的特殊修辞现象及表现手段，这是此书的首要贡献。 第二阶段，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为开端，对古汉语语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全书分四部分，分别为正名、实字、虚字、句读。此书体系完整，结构完备。在词法方面，汉语词不仅被分为九类，还根据汉语传统语法学的体系，将它们分别归属于实词虚词两大类。词的语法分类，采用的是意义标准，并非单一的词汇意义，同样包容了词的语法意义，即词在语法结构中的配置作用。此外，此书还注重汉语的传统及其实例分析，例如在区分汉语词类时，特设“助字”一类，因为“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对于静字（形容词），马氏认为汉语形容词不仅能作定语，而且也能作谓语。作为汉语特有的量词，虽未单独设类，但已注意到它的特殊语法功用。在句法研究方面，亦有独到的造诣。关于句子的定义，他把汉语中那些不具备主语（起词）和谓语（语词）的句子，也概括到句中来。句读更是着眼于汉语缺乏形态的特点所确立的一种句本位语法观的体现。分析句法时，将句子成分定义为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等。关于句型，除了一般的单句，还列举了排句、叠句、两商之句、反正之句。古汉语宾语倒置的规律，也被首次明确揭示出来。 （二）两个时期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研究方法 1.反切系联法。在研究《广韵》时，针对韵部中可能只含一个韵母也可能含二三四个韵母的困难，创制了这一方法。这种反切之学，其意义不仅在于探明《广韵》的声韵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启发了后人科学利用韵书以外的反切的方法，从而为汉语音韵学增加了大宗材料来源。 2.实物考据法。在探讨古文字形体演变时，以古器物文字实物材料为依据，纠正了《说文解字》的某些失误。 3.比较法。在《马氏文通》http://WwW.LWlM.cOm的纂写过程中，马氏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对区别于西方语言的汉语的独特特点，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见解。 （三）两个时期的语言应用成就 1.文字学的普及工作。清代语言学家王筠的《文字蒙求》是为儿童初学文字而编。王力先生认为“不但对于儿童，就是对于一般学习文字的人来说，也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王筠在说文四大家中，是唯一注意文字学普及工作的人。 2.语文改革的提倡。马建忠构想进行教育救国，因此致力于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改变中国的语文教学状况，学习现代的先进科学知识。他认为“华文经籍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而“西方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 二 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深深地受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西方语言学者对梵语的发现与重视，对欧洲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西方语言史，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占了统治地位，并得到了空前发展，最后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研究方法，创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理论，并积极应用于教学实践。 （一）语言理论 通过研究语言历史，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现象，证明了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提出了许多语言是从同一始源语演变而来的观点，而且划出了语言谱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著名观点有语言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的论述。这一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人脑天生有着创造语言的能力，能够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无限的语言行为。新语法学派强调人在语言发展中的创造性，以为语言发展中的主要动力是语音变化和类推变化。 1.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论述。洪堡特认为语言的特性是其民族的特有财产，进而认为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而且区分了三种语言类型，即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 2.语言亲属关系的理论。建立了印欧语系的谱系树形图，把当时的语言按其共有特点分成语系、语族、语支。对原始“母语”的重建过程不仅是全面深入比较各种语言的历史状态的过程，而且也是解释各种不同观点的过程，对研究各种语言的变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语音定律无例外。这是新语法学派极力维护的观点。认为语音当中的例外现象不是音变造成的，而是语言之外的因素造成的。 （二）语言方法方面主要采用历史比较法对各种语言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利用这种方法，建立了印欧语言谱系分类。同时重视考察当时的语言和方言，即考察活的语言，从当时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语言现象中来进行比较与分类，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语言应用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主要应用于语文教学领域。 三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中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了巨大的不同。中国基本上仍围绕传统的小学进行研究，虽然出现了《马氏文通》这一巨著，但那已属于20世纪的曙光了。而西方语言学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变革，出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是令人瞩目与感叹的。这种不同，笔者认为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语言符号的特征不同 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缺乏形态变化，因此中国的语言研究偏于词义，在训诂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西方语言属于表音体系，形态丰富、富于变化，特别是梵语引入到西方，开启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河，因此，成果颇丰。 （二）西方哲学的重要作用 西方的语言研究，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而在中国，虽然语言研究也有哲学的影子，但并没有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许多哲学观点都是零散的，哲学大家也如昙花一现。 （三）社会大背景对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旧观念。梵语的引入无疑给西方语言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当时的中国还未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恢复生机，对传统语言的执著热情和对外界语言的茫然，无疑给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因此，开展国际学术间的交流，从“小语言”走向“大语言”，是语言发展的必要外界元素。语言是社会的语言，也是世界的语言，各种语言之间的交流、影响可以推动语言向前发展。由于梵语的引入，西方语言学建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而推动了语言学向前发展。因此，语言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语言的发展需要哲学的指导。中国早期语言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当今的西方语言学已走到了语言哲学阶段，开始对语言的本质、功能等进行哲学的思考。而我国真正的语言学研究仅仅开始了不到百年，亟需哲学指导来完善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