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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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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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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

第二，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前人只知道屈原生辰是一个吉日，但对其具体的宗教内涵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屈原生辰与他的作品中的艺术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更是一个难解之谜。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对此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日书》给人们的启示至少有四点：其一，说明楚人具有以生日占卜吉凶的习俗。《日书》869至878简、1134简至1141 简分别以六十甲子各系以吉凶，例如869简：“甲戍生子饮食急。甲申生子巧有身事。甲午生子贫有力。 ”等等。这表明楚人认为生辰决定了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极为重视生辰的吉凶。《离骚》首叙生辰，与这种重视生辰吉凶的习俗不无关系。其二，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日书》875 简：“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 ”“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作“巫”。屈原生于庚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

其三，《日书》所说的庚寅日所生的男子爱好“衣佩”，这在屈原作品中更有充分的体现，例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如《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四，《离骚》开头所写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这是作者表明世系的高贵，而《日书》说庚寅日生男为贵。将《日书》与《离骚》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屈原的生辰确实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而对生辰吉日的崇拜，影响到屈原一生性格的形成，并因此影响到屈原的楚辞创作。〔3〕

第四，为屈原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旁证材料。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据考古学家测定，墓主大约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墓主名叫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生前为楚王侍者，与楚王关系密切。1977年又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批竹简，墓主为邸＠②君番勅，位为上卿、上柱国之属，据考古测定，他大约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两批竹简上都有祭祀和卜筮记载。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录的祭祀对象除楚之先公先王外，还有“大水”、“句土”（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天星观一号楚墓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载有为墓主邵固占卜的情况，其内容有关于邵固能否得到职位等等。

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的卜筮简文记录了十余人以多种占卜工具分四个年份为墓主贞卜。卜筮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贞问忧患和疾病的吉凶；二是贞问“侍王”是否顺利；三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长居之”、前途如何等等。过去曾经有人对屈原作品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涉及巫术方面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不解，上述秦简《日书》从生辰崇拜方面解释了屈原崇巫的现象，而江陵两墓竹简则进一步表明，象屈原这一类的楚国上层人物，接触卜筮和祭祀这一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5〕

第五，为屈原作品中某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物。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相马经》。帛书《相马经》，和传世的本子在内容及文体上都出入很大，从它的文体类似于赋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在语言表现上有四个特征：一是用一系列的比喻表现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夹进一两个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是经文

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它同本体的联系主要依赖于人们约定俗成的比喻习惯；三是喻体同本体的联系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四是喻体和本体之间有着较多的联系。这些特征同屈原作品中比喻象征的手法比较切近；一是屈原作品中往往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一个意思，例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以下八句，就是以种植芳草来比喻培育贤才，并以众芳芜秽来比喻贤才变节从俗。屈原作品有时甚至是用全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思想或情绪，例如《离骚》中的天上三日游、求女等等；二是屈赋中多用象征的手法，其中用比喻亦以暗喻为多；三是表现了喻体、象征体与本体之间较稳定的联系；诸如反复以兰蕙比喻贤才或高尚的品德、以美人喻君王等等；四是喻体和本体在特征方面显示了较多较复杂的联系，例如因为将君王比为“美人”，所以用“蛾眉”比喻自己之贤能，以“求女”比喻可以通于君侧，以“众女”比喻朝廷结党营私的人物。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与屈原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相似之处，说明屈原作品中的比喻象征手法不是凭空产生的。〔6〕

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汤漳平先生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证之以先秦古籍，《韩非子·难势》一文即以御马之术比喻御民之术。唐勒与韩非同时，他们的观点相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除了少数学者尚对唐革即唐勒持保留、怀疑态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认同。亡佚两千多年的唐勒赋，终赖汉简出土而使人略窥其貌。〔10〕

《唐勒赋》残简的出土还推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昭明文选》收入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古文苑》收录宋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对《文选》、《古文苑》收录的宋玉诸赋，胡应麟、崔述、刘大白、陆侃如等古今学者举出种种理由，否认这些赋作为宋玉作品，认为赋的进化轨迹是按荀卿、贾谊、司马相如所代表的三个阶段发展，象《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赋只能出现在司马相如以后。这些否定论的观点已广被人们所接受，一些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把《文选》、《古文苑》收入的宋玉诸赋视为伪作。《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使人们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被判为伪作的宋玉诸赋。《唐勒赋》残简和传世的宋玉赋中的大多数作品在形式上大体相同，开头有序，先交代场合，然后引入正文；都采用韵散结合的形式，其韵语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等；一些作品中出场人物也有相同之处，如《唐勒赋》：“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而宋玉《大言赋》、《小言赋》、《讽赋》中宋玉与唐勒同时出现。《唐勒赋》残简与宋玉诸赋的诸多相似点表明，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象《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这一类赋作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除《笛赋》等少数作品外，《文选》、《古文苑》中的一部分宋玉赋出于宋玉之手。这样宋玉对诸赋的著作权，在被剥夺千百年之后，又赖汉简出土而重新夺回。〔11〕日战争时期湖南长沙杜家坡出土的战国缯书，本来属于巫术性的东西，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楚人对于“天”、“帝”、“群神”的观念，和中原大体一致。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记有“先王”、“周公”、“三代”、“天道”、“其君天下”、“天下为之一”、“先王之道”、“君子之道”等，属于论述儒家政治道德的文章。可见中原人物及其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对楚人来说并不陌生，所以尧舜鲧禹等中原人物出现在《离骚》之中，并非不可思议〔12〕。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夔凤人物帛画，经鉴定为战国中期楚国作品。画中人物为一双手合掌的细腰女婀娜窈窕，旁边还画了代表吉祥的凤和战胜灾难的夔。它形象地说明，屈原作品中抒情状物的种种描写，确有坚实的楚国生活基础。尤其是1973年湖南长沙城东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升天帛画，画中人物头戴高冠，身著宽袍，腰佩长剑，风度俊逸潇洒，神情傲然自若，简直可以做《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等诗句的图解。此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画，其中的土伯画像可以作《楚辞·招魂》“土伯九约”的注脚〔13〕。汉墓帛画中的天神形象与《楚辞·九歌》中的诸神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4〕。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等等乐器，其中尤以64件编钟引人注目。这些编钟分三层悬挂钟架，上层钮钟19件，主要用来定调，间或在演奏时补充一两个乐音。中层甬钟33件，为主要演奏部分，有三个半八度音阶。下层甬钟12件，主要起和声作用和烘托气氛。45件甬钟都有两个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甬钟上镌刻的标音位置，就能发出一定音阶的乐音。从这些乐器，人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楚国音乐繁荣的情形。《九歌》中有盛大音乐场面的描写，《离骚》和《九章》中有乱辞，表明这些诗篇与音乐关系密切。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些乐器，为我们理解楚辞的音乐性创造了有利条件。〔15〕

第九，考古文献的丰硕成果带来了楚辞研究的思维转换，这或许是本世纪楚辞研究的最大进展。从汉代到明清时期楚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北方的经学寻找楚辞的文化源头。本世纪初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倡导学分南北，但由于缺少考古文献，他们立论主要还依赖于人们常见的古籍文献材料。本世纪中叶，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认为楚辞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世界，这些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楚文化之丰富绚丽，乃甚或在北方文化之上。这启示着人们更多地从南楚文化本身来寻找楚辞之源。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南北文化交融论，但在南北文化二者之中，学者们已经渐渐地把研究重点放到南楚文化之上。

从以上论列的几个方面来看，尽管考古文献还没有提供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屈原本人的材料，没有给楚辞研究带来举世震惊的新结论，但从总体上看，本世纪的考古文献已经给楚辞研究带来了很多进展，贡献是巨大的。未来楚辞研究的进展，除了依靠引进外来新理论新方法之外，仍然期待着新的考古文献的发现。

注：

〔1〕本文所说的文献，除帛书、竹简等文字材料之外，还包括积淀了人文内容、可供研究的考古文物。〔3〕刘信芳《秦简〈日书〉与〈楚辞〉类征》，《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第62页。〔5〕汤漳平《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48—259页。

〔6〕赵逵夫《藻辞谲喻，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50—55页。

〔7〕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4期。

〔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9〕〔12 〕曲宗瑜《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的产生时代》，《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第56—59页。〔11〕汤漳平《〈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第157—161页。谭家健《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14〕张国荣《汉墓帛画与〈九歌〉天神的比较》，《民间文学季刊》1987年第1期。

〔15〕毛庆《从考古发掘的楚文化资料看屈赋产生的艺术背景》，《北方论丛》1986年第6期，第38—41页。

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

作者文章篇名或书名刊物期号或出版年号

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香港《东方文化》第1卷第1期

饶宗颐荆楚文化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1969年.

饶宗颐长沙楚墓帛画山鬼图跋台北《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

(日本)林已长沙出土楚帛书考京都《东方学报》第36奈夫号,1964年湖南省博物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7馆

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年月日的再探讨 1978.4 萧兵马王堆帛画与楚辞《考古》1979.2

凌纯声中国的边疆民族与环太洋文台北联经书局1979年化

萧兵马王堆帛画与楚辞·应龙和《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萧兵羽人·相鸟·观凤鸟——马《兰州大学学报》

王堆帛画与楚辞之一 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