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
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於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
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在“地下经济”的层面上分离。
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分开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
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
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
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
这就为了消除这样的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了一种反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是少数富人空前的富足)，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又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静的主观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
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方面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文化干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面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些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的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剥削 不能仅仅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
已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
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的名义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顺从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来。
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和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的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
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
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
（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是仅仅转换头面人物。
（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它不仅从“里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从“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世界一家的欺骗来为神话帝国主义势力的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
（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民间”组织。失去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关系恰好给民间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
（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非帝国主义的主体来表达的。“新闻报道”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在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
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的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
与此全面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 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主认同，或将其实质性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
为了破坏社区团结，文化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
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其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的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的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
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掩盖由于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讯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传媒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利的来源之一。 越来越大的一个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从大众媒介获取财富。
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
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
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传媒通过有名气但在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
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
在那里，从1980年到1990年间，电视机台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受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既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
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的神话。通过电视，被媒介采访的成功者与住在西语区的穷困的旁观者之间建立起了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联系。
这些联系提供了一条讨论私人问题的单独解决办法的渠道。信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贫困是咎由自取的。
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主要的电视卫星网，那些美国和欧洲的大众传媒的批发点，避免对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后果做任何批评。
而这个新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暂时误导和麻痹了数百上千万穷苦的拉美人民。 帝国主义与语言政治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双重战略来反击左派和建立霸权。
一方面，它设法污染左派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众对西方势力的罪恶的警惕性。 在八十年代，西方大众传媒有系统地接过左派的基本主张，把其原有的内容掏空，然后装入反动信息。
例如：大众传媒把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绘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对他们的人贴上“保守派”的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致力于以逆转政治语汇意思的手法，来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迷津。
许多进步人士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搞的晕头转向。其结果是，他们极容易受那些“右派”和“左派”这些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阶级也失掉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有意义等等的意识形态专家的欺骗。
通过败坏左派语汇和歪曲左和右的含义，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暗地里破坏反帝运动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实际。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战略是让人民民众麻痹。
以使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
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对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大众传媒对现存的精锐力量－西方的技术战争大加吹捧。
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包含这样一些“新闻”报道：它们将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须正视的“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政治讹言来维生。
在东欧，大肆掠夺土地、企业和财富投机者和黑社会分子被描述成“改革家”。走私分子被美化成“有创意的企业家”。
在西方，任意解雇工人的权力的集中和劳动者越来越没有保障的情况被称之为“劳工灵活性”。在第三世界，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跨国垄断公司被称之为“打破垄断”。
“恢复原状”其实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纪时劳工的社会福利被剥夺殆尽的状况的委婉说法而已。“重新组合”就是要倒退到专业生产原材料或将收入从生产转移到投机。
“去除限制和各种规定”实质上是一种让国家福利性的国度的经济纳入国际银行业这样的多国势力巨头的轨道的权利转移。在拉美地区，“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将资源转让投资者和降低劳工的工资。
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结构的改变原意是要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概念被剽窃并被转用为将财富，收入和权力集中到西方寡头们那里去的象征。
当然，所有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全都放大和扩展这种奥维尔式的蒙骗。现代文化帝国主义挖去了解放语汇的基础，并将其转化成反动的信条。
文化恐怖主义：自由主义的暴政 正如西方国家恐怖主义力图破坏社会运动 ，革命政府 和肢解文明社会 ，经济上的恐怖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银行财团的所作所为是要毁灭地方工业，侵蚀全民所有制和残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义则是抓住易受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弱点和深深的焦虑，尤其是他们那种自己“落后”了，“传统”和受压迫的感觉，展示“机动性”和“自由表达”的新形象，来毁掉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同时又加固了和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市场紧密关联的任意的权威的新锁链。
对传统约束和义务的攻击是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将自己变为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在“表现自我”的名义下，对那些害怕被标上“传统”印记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
文化帝国主义对所有现存的阻挡那唯一神圣的现代神－市场的关系提出质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娱乐中，或被迫使，或高高兴兴地“现代”起来，从而委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
放弃舒适的、传统的、宽松的服装，代之以病态的、不合身的、紧绷绷的牛仔裤或奇装异服。 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最好是通过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起作用。
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同谋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们。他们总是极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
这些同谋对西方百般奉承而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则总是傲慢无理，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媚富欺贫）的品性。他们以银行和多国财团为后盾，他们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大众媒体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模仿西方，他们坚定地遵从不平等竞争的规则，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开放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去遭受残酷剥削。最突出的文化内奸，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
他们把市场崇拜为一切是非的绝对主宰。在“区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识分子攻击劳动阶级和限制资本运动的国家和国家机构，并将其支持者孤立起来并贬低他们。
今天，纵观整个第三世界，西方资助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已全盘接受了阶级合作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被“互相依靠”的概念所偷换。并且，无节制的世界市场被表现为发展的唯一途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场”对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利，美国、欧洲和日本则是更加空前积极地剥削第三世界。学院派知识分子对真实世界的疏远乃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优势的一个副产品。
对于那些拒绝赞美市场并因此被排斥在第三世界官方学术会议圈外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他们的挑战就是走回自己依附的阶级中去，投入反帝斗争。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的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
眼下时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
个人活动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有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和分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
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私人凌驾公家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基－－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社区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资本迅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
北美文化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利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以现代为名，向团结的传统发动的拍卖性攻击。
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大众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民主的根基。 新的文化专制扎根于无所不在的、不断重复的、有关市场的同质化了的消费文化，以及无根基的选举系统的奇谈怪论。
新媒介专制正是站在触角遍及上至国际银行作决定的会议室，下至安第斯山脉小村庄的等级国家和经济机构这一边。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渗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的由经济和军事主导产生的，以制造幻想来让人们逃避穷困现实的能力。
新文化帝国主义最基本的要素是重商主义－性－保守主义的融合。其中每一样都被展示为私人需要，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化的表达。
对某些沉浸在无望的工作，为生存而挣扎于肮脏和堕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像福音传教士一样，描述“好一点的故事”，一个将来好一点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些观望别人享受好生活的替代性欢乐。 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尽管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却没有革命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由国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被受压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深深的渗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冲击。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国家暴力造成了长期的、大范围的心理损坏－害怕激进的首创，不相信集体行动，在现存的权力面前即使痛恨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怖使人们内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结果，作为一种形式的经济恐怖主义的新自由政策导致了工厂倒闭，取消对劳工的法律保护，临时性工作的增长以及低工资的个体企业的成倍增加。这些政策进一步地分化了劳动阶层和城市的社区。
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文化信息找到了沃土来剥夺易受其伤害的人们的警惕性，以鼓励和加深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对很少的资源的个人竞争。 文化帝国主义及它所鼓吹的价值观在防止被剥夺人民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进行集体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信条、形象和意识形态是集体行动的基础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不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过大众媒体，间接地通过俘获被压迫民族知识分子和政治阶级（或他们的投降）来征服被压迫者的意识的内部空间。
要使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重新产生成为可能，就必须对不仅是剥削条件，而且是对主宰受害者的文化进行公开的战争作为开端。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限性 与文化殖民主义相抗衡的是现实原理：对西方多国银行所造成的穷困的亲身经历，以及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警察和军队的压迫，这些日常现实是逃避现实的媒介永远无法改变的。
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识中，总是存在着（由大众传媒培植的）个人逃避的恶魔和集体行动反抗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反抗的直觉知识之间的斗争。在社会运动高涨之际，团结的德行可以取胜，而在挫折和低潮时，个人贪婪的恶魔就会大行其道。
文化帝国主义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绝对的限度。在该限度以外，群众性的反抗就会来临。
电视上的“丰盛的餐桌”与现实生活中空空如也的厨房形成对照，媒介宣传的人物多情的越轨行为与满屋子爬着、哭着的饥饿的孩子相抵触。在街头冲突中，可口可乐成了燃烧瓶。
致富的许诺成为永远被拒之于致富大门之外的人的侮辱。长久的贫困化和广泛蔓延的衰败腐蚀掉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控制下大众传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假许诺成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贬黜至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受到持久团结关系的限制－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在那些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关系持久和集体行动有很强的实践的地方，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就有限或被拒之门外。 只有先前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能继续存在，他们能形成一个组合向内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闭路”。
在许多社区，存在着一个对与市场霸权联系的“现代派”的发展－个人中心的论调的清楚的拒绝。在团结的民族和职业社区里可以找到持久团结和反帝运动的历史根源。
如在矿山小镇，渔业和深林村庄，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等。哪里工作、社区和阶级与集体文化传统相符合，文化帝国主义就会在哪里溃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性不仅仅是依靠其进行操纵的技术手段，而且取决于国家对百姓们施暴和分化以剥夺其对平等社会的希望和集体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仅需要给与个人和阶级以力量，而且取决于能否发展一支能抗衡作为文化征服先导的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的社会政治力量，而社会力量被统治阶级视为对国家的威胁。
正如文化斗争要扎根于为创造社会转变的自觉性所需的自治、社区、和团结的价值观，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维持阶级文化基础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须重新塑造对一个新社会的信仰和景象，该社会是建立在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质价值观上的：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工作的价值。
团结与宽宏大量和尊严相连。在那里，生产方式从属于加强和深化永远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对不受干涉和隐私的渴望，也承认对社会和集体的向往。总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励人民，因为它与他们的愿望产生共鸣：不仅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创造有意义的人生的自由。
这种人生滋育于重情意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关系，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继续斗争之时。文化帝国主义的繁荣主要基于新奇、短暂的关系和对人的摆布，而从不提供建立在个人诚实、性别平等和社会团结基础上的真正的，亲密联系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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