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计量是百物制度的标准，对百姓的生产生活乃至国家治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计量制度研究的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其他社会制度的研究。尽管关于金代计量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但学界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丰富。建议未来金代计量方面的研究应剔除旧有观念，进一步加强史料创新，研究方法创新，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门性研究，拓宽研究视野。
关键词：金代；计量；研究综述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计量便成为百物制度的标准，大凡改朝换代，必有重整度量衡之举。金朝统治北方各民族及地区长达120年中，实行的是怎样的度量衡制度呢？天文历法及日常计时制度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目前对于金代的度量衡制度的研究与其他朝代相比，还很薄弱。随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先贤以出土官印、砝码、银铤、铜镜等为研究对象，对金代度量衡管理机构、度值和衡值的多少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对学界已有成果作一系统梳理，以展现当下学者对金代计量研究的实态。
一、金代度量衡研究
就金代度量衡制度这个整体而言，丘光明在《中国古代度量衡》一书中指出，度量衡总体上仍是隋唐制度的延续，辽、金也未另立新制。①冯恩学在《俄罗斯滨海边区赛加古城出土金代权衡器考》中论及金代度量衡制度时，认为相关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的原因在于辽金承用宋之度量衡，辽金两朝无人对其改革，故修史不书。②陈根远在分析金代官印尺寸和铜砝码重量时，也有“金之度量衡多袭宋制”的论断。③
（一）金代度量衡的制作与管理的研究
（二）金代度制的考证研究
（三）金代衡制的研究
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进步，器物断代更加明确，关于金代权衡器及其重量的文章大量面世。学界多认为金代衡制总体上承袭宋代。丘隆在《中国财经报》发表了一篇题名《衡重单位制的演变（下）》的文章，指出唐宋金元时期衡重大都一两为40g。{32}郭正忠对金元以来的一斤重量进行了概述，认为金元以来一斤多在640g以下。{33}冯恩学在《俄罗斯滨海边区赛加古城出土金代权衡器考》一文中介绍了赛加城出土的18件权衡器及其部件的形制，并对比了金宋衡重，认为两代一斤的重量仅有6g之差，实金朝沿袭了北宋的衡制。{34}
就出土“承安宝货”考察金代衡值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也做出了一些探索。考古发掘出的不同等级的“承安宝货”引起学界众多关注，学者们对一两、一两半、五两、十两等不同等级的银铤进行考察，实测数据不尽相同。湘生、景顺在《我国首次发现金“承安宝货”银锭》一文中，通过对出土“承安宝货”上錾刻的重量与实体重量进行比较计算，而得出金代一两为39g，壹两半当今58.8g。{53}董玉魁对现存黑龙江地区的五枚金代“承安宝货”壹两半钱的重量进行了考察，获得了五枚银铤的实测数据分别为59.3g，58.5g，58g，60.5g，59g。{54}郭爱《内蒙古兴和县发现金代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一文所介绍的壹两半“承安宝货”的实测重量为60g。{55}李伯权对黑龙江省宾县出土出土的7枚“承安宝货”壹两半钱进行了详细介绍，计重范围在59-60.5g。{56}陈传江、袁波对收藏的“承安宝货军银”十枚套币整体形态进行了介绍，推算出这十枚金代银铤的平均两重为38.767g。{57}刘连茂对其收藏的自铭为一两、一两半、五两和十两四枚“承安宝货”的形制、重量情况进行了介绍，四枚银铤的实重依次为45.5g，64g， 176.8g，349.5g。{58}
然而，限于文献记载和实物考证两方面不足，关于金代量制研究成果较少。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编写《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时便指出，辽金量制史书缺乏记载，器铭未记容量，所以难以推算两代单位量值。{65}就笔者所见，目前学界仅有郭正忠发表《隋唐宋元之际的量器与量制》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借用辽、金、元量值与宋代、新莽量的比值进行了考察，提出三代一升约当今量924ml至1110ml左右。{66}
二、金代时间计量的研究
整体来看，时间计量包括天文历法和漏刻制度两个方面。就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这方面内容在通史类著作中有所提及，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的《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介绍了辽金元时期的天文学概况，概述了辽金两朝天文历法观测机构，并介绍了金朝自身历法的发展变化情况。{67}但大多叙述简单，此处不加赘述，相关专门性论述的研究成果稀见。经笔者考察，仅鲁实先《金乙未元历朔实考》对金代乙未历进行细致考证，得出金代“朔”实为六一九八七分九四秒的结论。{68}并对乙未历积年历法存在的误差进行辨析。{69}
三、金代计量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一）金代计量研究的评析
以上对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爬梳，可以看到，前辈先贤借助考古发掘出的实物在金代计量方面已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就出土银铤、铜权等权衡器上錾刻的铭文，呈现了从中央到地方金代度量衡的制作与管理机构的不同层次。依据官印尺寸、建筑遗存和大晟钟等考古实物，学者们考出了日常用尺、营造尺、乐律尺和天文尺的不同尺度。就出土铜权、铜砝码、铜镜、铜砝码等探究金代衡制的研究卓有成效。这些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为人们认识金代的度、量、衡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数据，为进一步拓展金代度量衡方面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有效的研究方法。这无疑对后辈学人继续展开深入研究，特别是专门性研究启发良多。
当然，也不可否认，以往学界对金代计量的研究尚显不足，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其一，就研究的数量来说，学界对金代计量的研究明显不足。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以来发表有关金代计量方面的文章不足百篇，且目前尚未有关于金代计量的专著问世，专门性研究著作缺失。其二，就金代计量在中国计量史上的地位来看，学界多不同程度上受传统政治史观影响，常将金代计量看作宋代计量的承袭，没有改革立新之处。关于金代计量的研究内容多置于宋代计量相关研究之后进行一般性研究，专门性研究成果很少。其三，对于金代度制、衡制的考察也只是限于考古发掘实物展开，缺乏将金代计量置于宋金时代大背景下的历史性把握。其四，对于金代度量衡的制作与管理仅仅附着在商业管理机构上进行笼统叙述，未有专门性研究成果。其五，从综述情况来看，相对于金代度、量、衡制度的探讨而言，学界对金代时间计量的关注较少，研究成果匮乏。总之，金代计量相关方面的研究都处在零散甚至学术空白阶段，研究广度与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笔者认为，计量既能反映一朝社会现状，又能反映一朝经济现象，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和人民长达120多年的时间中，长度、重量和容积的数值是多少？天文历法的发展概况如何？日常计时和宫廷计时有什么不同呢？金朝的计量是否完全承袭宋朝呢？因此探索和加强对金代计量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金代计量研究中度制、衡制的研究出现了多种不同数值，并无学者指出这些数值的不同以及出现不同数值的原因；金代天文历法的梳理停留在通史的概括性叙述方面；金代量制和漏刻制度的研究几乎属于空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金代计量的区域性研究不足。实际上，限于古代各民族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区域、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后南北朝时期，金朝龙兴之地与占领的原辽宋之地的度、量、衡数值自然也存在一些不同。比如金朝初年，上京路及东北极边缘地区仍存在以物易物现象，人们对实物的计量尚处于原始认知阶段。显然，现有关金代计量研究成果并没有对这种地域差异性做出很好的回答。因此，加强金代计量的区域差异性研究，是当下学界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金代计量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为金代计量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包括旧有观念急需更新，史料需要进一步挖掘，研究方法需要不断创新。
具体而言，更新旧有观念是未来金代计量研究的重点，其关键在于剔除原有观念中的糟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金代计量看作宋代计量的承袭，没有改革立新之处的传统看法当不可取。元代脱脱等撰修辽、宋、金三史，官方认可三代各为正统的做法贡献卓越，三代政治虽都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但各朝代政治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不可否认，三代经济制度和计量方法方面相似度很高，但就此将金代计量置于宋元长时段笼统叙述，忽视金代在计量方面创新之处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金代是中国计量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对元、明、清三代计量的发展影响深远。史料创新的终极目标在于尽可能多的搜集到相关文献资料，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众多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开展金代计量研究时史料挖掘不够。众所周知，多方论证得到认识才更加令人信服，所以除引用官方史书外，学界应对杂史、小说、笔记等给予更多关注。在日后的研究中，除了观念和论证做出创新外，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尤为迫切。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双重证据法，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报告相结合进行考证。另一方面，面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计量数值的差异，开展整体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推动金代计量的研究。
可以预见，随着观念不断更新，史料不断挖掘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关于金代计量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具体化、专门化，金代计量这一领域也将进一步得到学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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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②冯恩学.俄罗斯滨海边区赛加古城出土金代权衡器考[J].北方文物，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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