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其人口来源主要是城市周边的农民。通过对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农村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影响力进行了量化考察与关联度上的实证研究后发现：汉口城市对其周边农民的吸引力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凸显出来；战乱与天灾对汉口入口增长的影响具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限制；战乱与天灾相较，前者对汉口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影响相对较小；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与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多数时间内是相互交织共同产生作用的。不过，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力更为明显一些。
关键词：城市吸引力；战乱；天灾；汉口人口
民国时期，汉口人口增长颇快，尤其是1928年12月至1935年1月间，汉口人口绝对数增加了24万多人。此时段人口增长明显迅速于民国时期其它时段，原因何在？
目前有关近代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学界一般偏重于农村天灾人祸产生推力的解释。然而，武汉地方史专家皮明庥先生在《近代武汉城市人口发展轨迹》中却认为，近代武汉人口的增长，源自于三个因素：一是汉口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近代交通的发展；三是城市郊区的发展。皮先生还敏锐地指出：“汉口镇对人口的吸引是以商业收入和利润为内聚力或推动力，不同于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的人口迁移的侨置，也不同于一般天灾把灾民抛向市镇（这种因素当然也存在）。”皮先生的观点道出了近代汉口人口增长动力机制的独特性。
本文以“汉口人口增长”作为研究个案，挖掘大量档案与原始文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进行系统的追踪性考察，证实这些主要原因各自对于汉口人口的增长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农村天灾三者之中，哪种因素对同一时期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更大。
一、城市吸引力与汉口人口增长
相较农村而言，城市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发展较好，城市收入较高，生活较为舒适，生命财产较为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城市经济与城市人口之间关联度
1931年大水之前，汉口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而此后，在大水、战乱与世界经济危机多重打击之下，经济呈下滑之态。1932年，“出口商业极度衰落，其他各业多呈不稳定状况，小本经营大多先后歇业，资力厚者亦属外强中干。各业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及去岁水灾匪祸影响大都衰落”；1933年，“十九个同业公会函致市商会之二十二年度简略营业报告，则知一般情况较二十一年为尤劣”；1934年，“银钱杂粮业现状尚佳，油行业稍获余利，出口茶叶先盈后亏，其他进出口商业仍极衰落”；1935年，“综计年终除油丝两业，因外销激增，市价升涨，较获余利外其余各业，宣告清理收歇者，比比皆是，能维现状勉敷开支者，仅属少数。较之二十三年情况，尤见衰退。”市面上到处可见“会计师清理账目的通告，关店大拍卖的叫喊，和店面房屋的招租，这就是汉口商业衰落的暴露”。
可见30年代初汉口经济不景气。而同一时期汉口人口发展与经济呈现一致性趋势，见图1：
图1可知，1928年至1931年汉口人口一路飙升，而此后呈现小幅波动。城市化规律表明，近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会带动城市人口增长，且后者增长速度会超过前者增长速度，然城市经济一旦停滞，其人口增长速度会放缓甚或人口总量减少，但幅度不会太大。就图1来看，汉口经济与人口之间的联动性，与这个规律颇为契合。
（二）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之对比
1931年之后，汉口经济不太景气，同时期湖北省境内农村经济就更为艰难。自开埠通商以来，汉口被卷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它是全球财富的一个中转站。通过这个中转站，西方列强把中国农村腹地财富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上海，最终送往伦敦、纽约、巴黎等地。半殖民地城市的这种功能，使得农村腹地愈加贫穷。对1932年湖北省11个县共计113547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显示，其中负债家庭占总户数的37.5%，负债总额高达1543723.78元，每户平均负债36.256元。1933年的调查显示，湖北农村借款家庭占农村总户数46%，借粮家庭占51%。1934～1935年间湖北农村各类农户所借之款，用于非生产消耗的占91.6%，其中42.1%被用作伙食费。
1933年2月13日《汉口中西报》中《拉一天车只得四五角钱》中说，“幸米贱，尚可维持。”有人曾做过比较，“都市上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最低限度，每天都有三四角的收入”，而“农民终岁勤劳，仍然是一文莫名，手头异常拮据”。的确，尽管城市底层民众的收入较低，然尚可维持生存，比起同时期大多数农民那种靠借贷度日甚或不能维持生存的状况要好多了。故相形之下，城市生计较易维持。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农民涌入城市。汉口工人月平均工资如定为最低数11元，其年收入也达121元了，然据1937年《湖北省年鉴・第一回》统计，湖北省各地雇农的年工资最高只有55元。在比较利益之下，一些农民，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民，遂“抛去锄犁，群往都市谋生”。如湖北孝感（汉口郊县），“乡民因农村生活艰苦，羡慕都市繁荣，离村外出者，亦日渐加多，所去之处，以汉口为多。”
（三）农民对城市生活预期较高，城乡生活反差强烈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认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所作出的，因此，尽管民国时期城市存在着大量失业的现象，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只要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收入，就会有城乡之间的人口单向流动。破产农民大量涌进不景气的城市，然“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农民破产的速度比较起来，落后得好几百倍”。正是因为农民对城市美好“预期”的驱动，城市尽管出现了不景气，但比之于日益凋敝的农村，农民尤其是汉口周边农民更愿意选择前者。 城乡生活的反差，在近代中国迈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就出现了。时人在谈到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民离村时说：“农民衣食住行都是不合理化，精神的苦闷，使他感到乡间太单调了，太简陋，至于其他卫生娱乐……调剂生活的设备，更是谈不上，因此农民常感到乡村索然。”而城市“物质的诱惑，都会到处都使人心悦神怡，常有许多农民，因事到商场去的时候，走到街上，东嘹西望，驻足街头好像使他留恋不舍的样子。”在城乡生活强烈对比之下，民国时期有不少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青年农民渴望进城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四）城市生命与安全相对有保障
城市吸引力还体现在社会保障机制、城市治安机制、市政建设方面。相较于社会秩序混乱的农村来说，近代大城市中有大量军队和相对完备的警察制度，还有日益完善的救济制度或保障制度，如不时开设的粥棚、贫民大工厂、妇孺救济院、职业介绍所、冬赈等等，都构成了城市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使城市显得更为安全，更容易谋生。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近代中国农村向城市移动的人流中，除了贫穷的农民以外，还有携带大量家财的地主或富农。因为乡村不太安全，“汉口近郊之外，抢劫、绑架没有哪一天间断过。令人遗憾的是到这十年底情况进一步的恶化”。因此，对于那些有家财的农民，若进入城市，其生命财产相对安全些。
二、农村战乱与城市人口增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村极其动荡不安。多如牛毛的盗匪横行乡里，造成了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穆和德在《江汉关十年报告》中说，近十年里（注：1922-1931）大约有277000人流人汉口，而前十年（注：1912-1921）的移民只有104000人。无疑强盗……对附近农村的威胁应对这一流动负责。然而，农村强盗之多，横行地域之广，无法一一进行考察。本文仅就战乱，尤其是湖北省境内蒋介石军队的“围剿”战争对汉口人口的影响进行一番考察。
从地理位置来看，鄂豫皖、湘鄂西是湖北省境内较大的两个根据地，且离汉口皆比较近，这两个根据地又是蒋介石军队重点“围剿”的地区。那一时期大规模的“围剿”有五次。战火所到之处，农村顿时化为废墟，造成难民无数。1月11日《劫后之阳新，组织民众十余万人》中说：“十室九空，道里为墟……房屋倾塌，民众鹄形鸠面……”《一幅流民图》显示：仅咸宁等二十六县，难民达三百万。1932年7月26日《汉口中西报》第二张第八版上就刊登了不少乡民逃往汉口的新闻。可见，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战事与汉口人口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战端一开，武汉三镇成为郊县大多数难民逃难的主要目的地，城市人口必然增加。1930年10月之后汉口人口猛增的现象就是佐证（见表1）。汉口人口迅猛增加的这个时间点，与蒋介石在1930年10月发动的“剿匪”时间点是一致的（见表2）。
从表2来看，1930年是1928-1935年间汉口人口增加最快的一年：一年之内汉口增加了10多万人。虽不能把1930年人口猛增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战争，但可以肯定，战争在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的影响颇为突出。
然而，虽然1931年底至1933年蒋介石相继发动了第三、四、五次“围剿”，然汉口人口总量变化不大。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早在1930年10月第一次战事开始之后，乡民逐渐逃离战区，导致十室九空，然随着时间推移，即使再有大规模战争，已经没有多少乡民外逃汉口了，故汉口人口总量没有多大起伏。当然，如前所见，当大规模战争平息之后，总有一些乡民或自愿、或在政府督促与帮助下返还原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汉口人口总量回落。
三、农村天灾与城市人口增长
30年代湖北省境内农村出现了三次大的天灾：1931年大水、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旱灾。天灾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有限的关联性。
（一）难民多来自汉口周边或邻近县市
湖北省境内天灾是否会造成汉口人口的增加，还需看天灾所发生区域与汉口之间的远近关系。如果是远离汉口，即使发生了天灾，或由于交通不便，或不愿远离故土等一些具体原因，外出逃难农民可能会更多地会选择附近农村，或附近城市，愿意长途跋涉到汉口的乡民不多。“1931年大水湖北灾区人口之流离调查”中显示，流离到外县的只占23%，到本县的占68%。又如，1932年由汉口水灾委员会提供名单，由市公安局负责遣送的1296人员中：沔阳795人，汉川197人，黄安90人，汉阳42人，黄冈25人，天门73人，潜江15人，监利9人，麻城14人，罗田8人，黄陂10人，云梦4人，枣阳3人，鄂城3人，通山7人，南漳1人……（《汉口中西报》，1932年11月6日）以上名单进一步证实，流落汉口的，多为汉口附近市县的灾民。在汉口市孤儿院中，“院生人数334名，籍贯汉川，沔阳占十之七八”。
（二）湖北省境内历次天灾并不都会引起汉口城市人口增长
30年代三次天灾中，湖北省受灾面积最大的年份是1935年，其次是1931年，最后是1934年。1935年湖北受损总额：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农业统计报告，水旱灾所形成之损失，约达七千四百万元以上，约占全国各省损失总额的百分之十，灾情之严重，损失之巨大，在全国各省之中，仅次山东一省，而列于第二位。因水灾出现，1931年下半年汉口人口逐月统计出现中断，目前可考的1931年6月到1932年2月汉口人口前后相较增加了2.4万多人；1934年夏季湖北省发生水旱灾后汉口人口增加了4.3万多人；1935年发生特大水旱灾，虽给湖北省所造成灾害超过往年，只是汉口人口却下降了6000多人。按推理，1935年水旱灾理应引起汉口人口大增，然事实是这一时期汉口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这又如何解释？
一方面，1935年发生水旱灾区域距离汉口较远。在近代中国虽出现了铁路，然大多数农村内陆腹地却还是交通不便，而且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搬迁或流动的，家乡遭遇了前所未有大水灾，“逃亡于大城市而被收容于灾民所中者，数亦不少。不过大部分之人口，仍皆流连于灾区之周围”，天灾之时，难民之所以在家乡附近流连，是因不少人待灾难过后想回到自己家乡。所以，如果发生天灾区域远离汉口，那么天灾对汉口人口增长影响就会较小。 另一个方面，除了交通不便这个因素之外，笔者认为，社会心理的认同感或归属感是移民活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近距离的移民者来说，离家不远的城市，其社会风俗、心理认同感等诸多方面，大体上与自己家乡一样；在城计丁里，来自家乡（如汉口附近市县的）的移民者较多，更容易寻找到归属感或认同感；城市距离家乡比较近，移民随时可以回家。在那个交通通讯不太发达的时代，远离家乡的移民对自己身处的城市可能有着太多的陌生感与排斥感，或无所适从感，尽管生活多年，好像还有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故民国时期汉口市民中来自湖北省境内边远山区的移民者比较少。
四、诸因素与城市人口增长关联度之比较分析
汉口人口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农民进城。换言之，农民为什么要离村呢？对民国时期农民离村后的去向做一番探究可知：在近代，尽管有不少农民离村后会选择去人少地多的其他农村，但多数离村农民更愿意选择城市。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乡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并不少有，然而如20世纪前期那样，乡民流入城市之后，长期留在城市生活的现象在以往历史上却是少有的，这一现象表明近代城市有别于前近代城市，凸显了近代中国城市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在前述研究基础之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近代以来汉口城市吸引力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一直存在，且随时间推移越愈发彰显。20年代末30年代初汉口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呈现出一致性，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多项建设逐渐完善，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愈大，即使经济发展出现一时的停滞，因农民对城市生活预期较高，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进城。
2 战乱与天灾对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具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限制。第一，时间限制。在汉口附近发生了重大的战乱与天灾，在开始的时候，会较为明显地引起汉口人口的快速增加，随着时间推移，其对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因为在战争或天灾开始，乡民早已逃离，十室九空，已没有多少可以外逃的乡民了。第二，地域限制。如远离汉口的地区发生战乱或天灾，因交通、心理等原因，没有多少难民愿意逃到汉口。
3 战乱与天灾相较，前者对汉口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影响相对较小。战乱对于汉口人口增长最为明显的佐证就是：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半年时间内汉口人口增加近6万人，人口增加如此之快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所致。相较而言，天灾之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不是很大。在那些爆发天灾的年份里，汉口人口增幅不大，甚或下降，可见天灾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并不那样紧密，其原因可能是爆发天灾的地方距离汉口较远。
4 城市吸引力、战乱与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多数时间内是相互交织一起发挥作用的，城市吸引力与战乱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力更为明显一些。
1929年汉口市政府秘书处主编的《新汉口市政公报》就户口变动时指出：“至本市（人口）变动原因，则除经济原因及非常原因（如各地土匪蜂起，乡民来汉避难，则来往者多）外，其他原因，尚不重要。”也就是说，时人认为城市吸引力（即前述“经济原因”）与战乱是汉口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而本文前述研究恰好证实了这一点。
五、余论
前述研究只是从微观层面来看问题，或者说只是在探讨人口城市化的直接动力机制问题。如果进一步追溯，从宏观层面来看，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深层动力则主要是来自国际外力，如同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发展一样，是深受国际外力影响的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人口发展较快的几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大都是“条约口岸”城市，这些城市在开埠通商之后，被逐渐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其主要职能就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的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把财富运往西方发达国家，因而这些城市的人口城市化可称为“半殖民地城市化”或“边缘地区城市化”。相较于西安、太原等非“条约口岸”城市，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赋予了这些“条约口岸”城市较强的吸引力，一旦中国农村发生天灾人祸，大多数农民就会前往这些“条约口岸”城市，因而这一时期“条约口岸”城市人口得以迅速增长，所以，在研究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人口增长时，要特别关注国际外力赋予这些城市吸引力或拉力。然而，这些城市对农民的“拉力”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拉力，具有先天发展不足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给城市带来就业、住房、环境等诸多问题，让这些城市的消费性与寄生性更加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