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摘要21世纪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在延续传统人口学领域三大板块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沿袭、内容广泛且彼此交叉、手段和方法多样、应用性强等特点。本文围绕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健康与死亡、预期寿命、老龄化、地域流迁、人口理论与方法等11个热点领域，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检索数据库，对2000―2016年人口学领域的英文文献进行回顾检索，重点突出新的研究状况、研究内容和方法。在对部分影响较大或最新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就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理论、方法、研究视域方面的局限或优势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国外相关研究对中国未来人口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中）关键词国外人口学；婚育家庭；健康；死亡；迁移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1-0001-1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1.001
Abstract：（英）摘要Since the onset of the 21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have not only focused on the three traditional research areas， but also explored many new topics emerged together with the new demographic context. This paper classifies relevant research into 11 hotspots， including marriage， family， gender and fertility， health and mortality， life expectancy， population aging， migration， theory and methods. Based on journals in Web of Science， especially several top journals， we have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and sorted English articles between 2000 and 2016. We have then reviewed and reappraised the most influential or most recent work regarding research status， major findings and progress， as well as research theory and method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Western research has been featured by broader and intertwined topics， mixed methods， and strong orientation of empirical applications. Finally， we propose the implications of Western research for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英）P键词demographic research abroad； marriage and family； health； mortality； migration
正文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社会文化领域的杂糅交错，各国的人口问题（本文的“问题”是中性的，不带价值取向）变得愈发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现象既有趋同态势，也有与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相适应的地区差异性。过低的生育率、预期寿命延长、退行性疾病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度人口老龄化问题，大规模和多流向的国际和国内人口迁移流动及社会融合问题，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及其与家庭的平衡关系问题等，都成为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而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传统的传染性疾病、流行病依旧困扰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这些外部的变化传递到人口学研究领域，推动了学界对新老人口问题持续（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既有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对2000年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新世纪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外相关研究对我国现阶段人口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之所以关注新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一是因为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面临诸多新的人口问题；而这些问题既具有全球普遍性，也具有地区独特性。二是选择较长时间跨度的文献，既可对某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也可就某一领域、某一主题研究进行纵向比较，故分析结果将更具有动态性和时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受能力限制，文献分析可能出现疏漏。且在本文中，凡是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献都被统一当作国外人口学研究。同时，在文献分析过程中，我们会采用一些选择原则，这些原则和其他种种限制，可能使我们的文献梳理挂一漏万。不过，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囊括所有文献，而在于提供总体变动态势和研究方向。
一级标题
一、文献检索与梳理方法
本文在人口学领域生育、死亡、迁移三大板块的基础上，将21世纪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细分为生育、死亡、健康、预期寿命、老龄化、性别、婚姻家庭、迁移、人口理论、人口方法和人口政策11个主题，并围绕其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检索数据库，对2000―2016年相关的英文文献进行检索。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了上万种世界权威学术期刊，基本涵盖了人口学领域所有高影响力的刊物，既包括综合性的人口学期刊（如：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Demography、Population Studies、Demographic Research），也包括专业性的针对各主题的期刊（如：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Sex and Society、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Perspective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故此，对该文献库的检索，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人口学研究的主流趋势及现状特点。 在文献梳理时，面临主题多、内容杂且各主题的研究内容之间存在交叉等问题，为便于陈述，在资料分析时，基于类别的同质性将这些主题合并为4大领域。其中，将生育、婚姻家庭、性别合并为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死亡、健康、预期寿命与老龄化合并为健康与老龄化，迁移主题仍保持不变，人口理论和人口方法合并为理论与方法，人口政策因相关研究较少，则根据内容的相关性拆分到各自相应的主题中。
不同研究领域、不同领域下的研究主题，关注度不相同。图1展示了各主题的检索结果。就搜索的期刊而言，首先，与目前的人口，尤其是社会人口问题突出的特点相适应，人口流迁、婚姻家庭这两个主题受到学界最大的关注，发文数量最多；其次，老龄化的快速进程及其后果的显现，也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该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如：健康）的深度关切。可见，人口流迁、健康与老龄化仍然是人口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生育研究虽然让位于婚姻家庭，但更多的是视角的变化。此外，人口学研究方法也得到持续的关注；相较而言，人口政策和人口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所增加。图2展示了2000―2016年各主题发文数量的变动状况。如其所示，一是在过去17年中，各主题的发文数量虽有波动，但都呈明显的增加趋势。二是当我们把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合并后，几乎在所有时点，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健康与老龄化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总是最多，而关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鉴于文章数量巨大，为便于了解各领域的最新状况，也为了加强对文献的把握，在资料分析时，我们遵循四个原则进行再次筛选。一是“经典和前沿兼顾”：先按引用量进行排序，并选择前100篇进行分析；但是，先发的文章在引用量上总会占更大的优势，故我们也将最近两年的文章皆纳入分析范围。二是“综合与权威优先”：在期刊选择上，包括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所有人口学领域的刊物，但重点关注几个综合性和最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包括Demographic Research、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Demography、Population Studies。三是文献“取1”选择：若有多个类似文献，我们取时间最近且最权威杂志的一篇文献。四是内容直接相关：相关研究有很多衍生性研究，这里主要选择与传统生育、死亡、迁移三大领域直接相关的文献。
如同人口政策一样，人口理论和方法都是用来解释或预测生育、死亡和迁移的，多数理论和方法研究难以与具体的实证研究相剥离，故将二者融入其他三个领域中。
通过对文献的分类与梳理，本文将现有研究分为三部分：一是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重点考察它们与生育的关系；二是健康与老龄化，重点关注人口健康与死亡；三是人口流迁。
一级标题
二、婚育家庭与社会性别
20世纪以来，全球生育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降低，低生育国家的关注从如何降低生育转为如何提高生育。在此背景下，婚姻形式、家庭结构、性别偏好、性别观念与生育的关系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
二级标题1.生育率
低生育率成为21世纪人口新常态。联合国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TFR）低于更替水平2.1的只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国家；而2015年，世界平均TFR仅为2.5，93个国家的TFR低于2.1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B/OL]. [20171121]. 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Fertility/。“最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即TFR等于或低于1.3[1]和“极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即TFR低于1.5[2]被用来描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生育危机”“低生育陷阱”等概念也相继提出，即指当TFR降至某一水平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使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而难再回升[3-4]。但是，2008年以后，欧洲部分国家，如德国、英国、瑞士、荷兰等国的生育率逐渐回升。对此，有学者认为，虽然美国75%～90%的生育是由一孩和二孩生育献，高孩次较少，但这并不代表存在生育危机，通过实施公共政策和调整制度环境，发达国家的低生育问题可以得到缓解[3]。
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引发对低生育原因的广泛探讨。研究发现，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5-6]、性别平等[7]、死亡率下降[8]、孩子的价值[9]、计划生育项目[10-13]、生育政策[14-17]等因素都密切相关。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新的解释视角也不断涌现，“第二次人口转变论”就是其中之一[18-19]。过去认为，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附近时就会保持稳定，一个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是两个孩子，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下降，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在人口转变以前，意愿生育水平大于实际生育水平；在人口转变前期，由于非意愿生育、儿童死亡的替代效应和性别偏好，使得实际生育水平超过意愿生育水平；在人口转变后期，因育龄推迟、非意愿不育和子女成本升高，实际生育水平再次低于理想家庭规模[20]，进而带来欧洲部分国家的极低生育率[21]。
二级标题2.婚姻家庭与生育
婚姻家庭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未婚同居和离婚率高都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内容，与生育水平密切相关。1995―2003年全国调查数据发现，美国未婚同居比例和时间都在增加[22]。而且同居家庭的孩子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同居时出生的和出生后进入同居家庭的，约有2/5的孩子曾在同居家庭生活过[23]。同居家庭的生育率对整体生育水平的贡献越来越大；采用标准化和因素分解的方法发现，美国生育率的增长主要源于同居妇女生育率的增长[24]；其占比从1980―1984年的29%升至1990―1994年的39%[23]；2008 年，美国非婚生育在总生育中的占比已经超过2/5[25]。美国较高的未婚生育率，填补了美国婚内出生人口的不足，是美国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的重要原因。婚姻稳定性既会影响生育，也会受生育影响。李克特（Lichter）等人通过对比怀孕后同居和同居后怀孕的人群婚姻轨迹发现：与已婚夫妻相比，先怀孕后同居的分手率特别高，最后结婚的比例不到1/3，而同居后怀孕的夫妻在发现怀孕后结婚的比例较高[26]。穆斯克和麦克莫尔（Musick and Michelmore）的研究也表明，有小孩后同居的夫妻更易分离[27]。 二级标题2.死亡与健康
死亡率下降最直接的效果是带来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46.81岁升至2015年的70.48岁，2050年将达到77.07岁，2100年将达到83.17岁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 [20171121].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Mortality。对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分解后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的预期寿命中有70%源于死亡率的下降[59]。从历史变化趋势来看，人类预期寿命增加的极限尚未到来。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每十年将增加1.5岁左右[60]。
但是预期寿命增加并不代表健康状况改善。20世纪后期，学界基于欧美国家的数据，提出并证明了预期寿命和老年残障期的三种关系模式：老年残障期压缩模式[61]、扩张模式[62]和动态均衡模式[63]。因各国老龄化程度不
一、健康医疗水平差异甚大，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模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的数据表明，健康预期寿命的增加大于残疾预期寿命的增加[64]；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的同时，因残疾率下降和残疾的恢复，非残疾预期寿命每年以0.6岁左右的速度增加[65]；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残障预期寿命在减少，与压缩模式相符[66]。而日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995年前，日本处于残障压缩期，而后呈现扩张趋势[67]。健康预期寿命也常被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料的重要参考指标，健康预期寿命越长，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料的时间越短，所需的家庭和社会照料成本越低 [68]。
引入生命历程理论后，健康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在于肥胖和吸烟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研究表明，肥胖会引发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69]，增加老年人患疾病和功能障碍的风险[70]。近年来，少儿肥胖率日渐提高[71]；而这不仅受制于生物和社会人口要素，也与个人健康行为密切相关。儿童和青少年课外锻炼时间越长，肥胖概率越小[72]。吸烟则主要通过影响呼吸系统，进而增加死亡风险。数据表明，烟草消费使得呼吸系统死亡比例不断增加[46]。具体到不同职业阶层吸烟对死亡率的作用，研究发现，职业阶层越高，男性吸烟归因死亡率越高；但不同职业阶层间女性的吸烟归因死亡率差别不大[73]。而运用APC分析方法发现，吸烟这种社会化模式对两性的死亡率都有显著影响，且考虑到吸烟模式的变化，在未来几十年内，死亡的性别差异将急剧下降[74]。
二级标题3.人口老龄化
死亡率降低的另一结果是推动了人口老龄化。1922年，洛特卡（Lotka）提出，在一个封闭人口中，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因素主要是生育和死亡[75]；1966年，荷马林（Hermalin）将其扩展到开放人口中，通过模拟不同死亡率、生育率和迁移率条件下的人口年龄分布，来考察人口要素对年龄结构的影响[76]。但是一般而言，因国际移民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且移民状况不断变化，故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77]。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2.26%，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8%；日本相应比例分别为33.08%和26.34%，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20171121].https：//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随着老年人规模和比例的不断增加，学界对此越发关注，有关人口老龄化现状、原因、后果及应对措施等，均是近年相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引发了对老龄化相关概念的探讨。从联合国确定1999年为国际老人年以来，学者先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情况进行了分析[78-80]。研究发现，不管是从平均年龄、中位年龄，还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来看，除非洲外，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都在变老。传统的、主要基于年龄的测量指标虽已用了数十年，广为研究者、政治家、国际和国内组织应用，但这些指标都是根据欧洲情况而界定，没有考虑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的变化，故越来越不适合分析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且可能会误判现在的人口形势。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对重要的概念加以区分，如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寿命[81]、老年和抚养[82]；还有学者建议使用老龄化、老化、超级老化和过度老化社会对老龄化国家做进一步划分[83]。若以年龄中位数、老年人口抚养比等指标来看，老龄化程度显著低于目前的标准[80]。
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经济增长、环境的影响也是当前研究关注的热点。随着人口老龄化不嗉由睿政府对卫生保健的投入会自我强化[84]，老年人比例越高、政府的健康服务提供越多[85]。就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虽然关于老龄化会抑制经济增长的说法占绝对优势，但也有学者表示不同看法：尽管生育率下降对人均产量增长带来负向影响，寿命的增加却与人均产量的增长有正向关系，且其影响超过生育率的降低，故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86]。同理，基于资本积累效应，艾莎和普埃约（Aisa and Pueyo）认为，资本积累效应与赡养率效应相反，且在现有数据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增长[87]。在环境方面，OECD国家的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以二氧化硫的排放为例，1960年以前出生人口所占比例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呈正相关，年轻人比例低和老年人比例高的国家二氧化硫排放量也高[88]。 一级标题
四、人口流迁
与生育和死亡不同，迁移更加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交通的全球化使人口的地域流迁变得愈发频繁。另一方面，随着与移民有关的社会不安定事件的频发，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国家或地区对人口流迁采取了控制态度，经典迁移理论也因此受到挑战。纵观近17年的相关研究，我们将重点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因为几乎所有有关移民的研究都可以归之于融合还是隔离。
二级标题1.迁移
自“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净迁入状态。联合国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净迁入规模较小，净迁移率仅为0.5‰左右。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净迁移率呈波动上升，目前基本维持在2‰―3‰。不过迁移者仍旧以短期迁移为主，循环迁移是主要的迁移形式，移民在目的地的平均时间不超过三年；每年大约有1/4的迁移者离开并由新来的迁移者补充；迁移者主要集中在20―24岁且女性迁移者的比例更大，呈现出女性化趋势[89]。在迁移女性中，妇女随迁的概率比妇女自己迁移的概率要大，嫁给迁移者的女性迁移的概率明显大于嫁给非迁移者的女性[90]。
虽然经济动机仍是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迁移的动机和原因已经变得复杂多样[91]。美国移民在选择迁移地时，民族社区的吸引力下降，而更加倾向于收入高的地区；服务业就业的吸引力增大，尤其是对于低教育程度的西班牙裔移民而言[92]。对于医生群体而言，其迁移率与国家的人均GDP并非呈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且与美国的移民网络、政治和民主自由、医学资源呈正向关系[93-95]。故此，克里斯曼（Krissman）对用移民的社会网络来解释迁移的研究不断发生提出质疑，并以墨西哥―美国移民为例提出“国际移民网络”的构想。他认为移民网络中还应该包括迁入地的雇佣者、劳工走私者等其他所有与之相关的成员[96]。在分析累积因果效应时，应考虑城城迁移者与乡城迁移者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累积因果效应适用于小城市、乡村迁移者，但对大都市迁移者并不起作用[97]。
二级标题2.社会融合
移民社会融合是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内容，涵盖空间融合[98-99]、语言习得[100]、政治参与[101]、文化融合[102-105]、身份认同[106]等多个方面，旨在促进移民获得与市民身份和权利有关的教育、求职就业、住房和健康机会，消除群体和社区内部隔离，实现语言、文化和空间的融合[107]。
移民或流动人口的融合研究，在美国历经100多年而不衰。在欧洲融合问题也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低生育率而吸引大量外籍劳工等原因，成为社会的重点关切。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广开大门，消除了以前的歧视政策。在过去40年拉丁美洲移民从960万增加到了5100万[108]。但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存在明显的延迟融合现象，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墨西哥裔移民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资源来克服他们的边缘身份状态（如非法移民）的阻碍[109]。为衡量每个国家在促进移民融合方面的成就和问题，欧盟于2004年提出“移民融合政策指数”，并先后于2007年、2011年进行两次修订。对欧洲8国的相关研究表明，瑞典、比利时和荷兰将多元文化政策和国家福利政策相结合，呈现出相对较差的融合效果。而那些实施了很多限制性或同化融合政策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以及那些程度相对较低的福利国家，如英国，却取得了比较好的融合效果[110]。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其人口迁移也逐渐受到国外关注[111-112]，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密集性的关注。尽管近年来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条件、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和身份认同都得到了改善，然而，户籍制度却是社会融入的持续性障碍，流动人口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劣势[113]。同时，研究表明，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经济融入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如果能够在社会文化上适应流入地，讲当地方言，有财力进行个体经营（或在城市买一套住房），就更有可能形成对流入城市的归属感[114]。尽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增加，但流出地依然是他们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归属地，大部分流动人口依然处于循环流动的状态中。
二级标题3.其他
迁移与个体生育和健康的关系也是移民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发现，在已经建立移民网络的地区和其他西班牙裔移民聚居区，人口增加完全依靠移民。而在新目的地，将近一半的人口增长来自移民的生育[115]。移民妇女通常保持着比本地人口更高的时期生育率，他们的生育数所占比重在过去的十年间不断上升，在一些家超出了总生育数的1/5。然而，移民的高生育率对个别国家的时期生育水平的净作用还相对较小，绝对值通常在0.05和0.1之间[116]。
迁移与健康的关系较为复杂。图拉和伊洛（Turra and Elo）尽管承认存在鲑鱼回溯效应，但因其数值太小，以至于不能够作为西班牙裔移民死亡率比非西班牙裔移民死亡率低的基础性解释。他们认为需要对在美国和不在美国的个体数据进行追踪，以进一步探究在国外出生的和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死亡率的差异[117]。根据这一思路，帕罗尼和阿里斯（Palloni and Arias）利用追踪数据证实了国外出生的墨西哥裔移民死亡率偏高，这主要是因为移民回流，但是移民回流却无法解释其他在国外出生的西班牙裔移民的死亡率偏高这一现象[118]。另有研究认为移民在迁移之初比美国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但是这种健康优势随着时间不断消失，男性移民的健康优势在15年间将消失1/3，女性移民的健康优势则将在10年内完全消失[119]。
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亦受到学界关注。宏观层面，一提起国际移民，我们就倾向于将它归类为移民输出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结果，或者是导致迁出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原因。但是波特斯和周敏（Portes and Zhou）最近关于移民汇款的研究已经扭转了这一观点[120]。关于移民与迁入地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研究发现，外来移民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微小的、负向的或者短暂的，而且可能会影响本地居民的利益，他们带来的财政收入远远比不上他们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121]。一项对澳大利亚国际技术移民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者认为国际技术移民带来的效益是滞后的，不能作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唯一方法[122]。而波克尔和寇斯特（Bocquier and Costa）在探讨瑞典和比利时人口转变和城市化的因果关系时，发现迁移是城市化的直接或间接因素，且先于生育和死亡转变对城市化的作用[123]，肯定了迁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一级标题
五、研究评述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世纪以来，与经济社会的巨大震荡相适应，新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不断涌现，如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并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老年人长期照料问题，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和国内迁移流动以及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等，对此，人口学家们积极探索其变迁原因，并从不同角度呈现其现状和未来可能的趋势。
二级标题1.简要评述
回顾2000年以来国外人口学研究，有其鲜明的特征：一是在理论方面具有明显的沿袭性，验证性研究众多；二是研究内容丰富，涵盖人口学的方方面面；三是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多样；四是研究应用性强，与现实联系紧密，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尽管不可忽视国外人口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取得的成就，但我们仍须看到其中的不足，总体而言，可以将其不足总结为四个“缺乏”。
一是在理论方面，缺乏创新性，具有明显的重复性。研究多旨在对人口转变理论、生育转变理论等经典理论的适用性进行考察或利用不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缺乏新形势下新的理论建构。虽然人口学一直被视为缺乏理论的学科，但对于人口学很多研究来说，都有明确的研究焦点，即“人口问题”。目前研究多局限于对简单公式的描述、历史经验的总结，缺乏对人口问题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未形成可应用于当今世界的理论或结论。
二是就方法而言，目前研究多为对人口学分析方法的使用以及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吸纳、采用，缺乏对人口分析方法的推广，未能跳出狭义的人口研究范畴。人口学是决策导向性的学科，但目前研究中将人口数据和方法应用于实践的例子较少，尤其缺乏在商业、非盈利机构中的应用，对管理者、经营者、政府组织的决策参考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三是从研究视角来看，与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较多，缺乏纯人口学的研究。从近十几年的发文数量来看，狭义的人口研究相对较少，数理人口学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分支，虽然在涉及与人口分布和人口过程的“为什么”时显得无能为力，但就学科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仍应加强人口描述、人口测量和分析技术的使用，人口数据的统计处理和人口统计模型的构造。
四是在成果应用方面，虽然目前研究内容丰富，与现实人口问题联系密切，但缺乏必要的评估机制，对政策效应、配套政策措施的研究较少。每一项人口政策都针对特定的人口问题和目标人群，但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结果可能与预期相符，也可能不符。因此，需要对政策的结果、目标、产生结果的原因、政策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政策的真正落地，而这正是目前研究所欠缺的。
二级标题2.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今天的人口现状是中国明日的人口趋势。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许多30年前发生的事情其效果在今天才会展现出来；同时，人口问题也具有现实性，今天很多新出现的人口现象也亟待关注，相关的问题也亟待回答。欧美发达国家走在中国的前面，故其相关研究，无论是生育、死亡与健康、人口流迁的总体研究，还是对儿童、妇女、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的研究，都对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是加强对理论本身的探求。虽然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大规模人口流迁情景下，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但这从反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何建构新形势下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新的人口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中国的许多人口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同步性，如低生育率、较高的预期寿命和大规模的人口流迁等，那么，如何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适合中国人口国情、本土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方面需要加深对人口热点问题的重新认识与判断，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维度认识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深化对目前和未来人口形势的认知；另一方面需要全面理解相关人口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在中国环境中的现实关照和实际应用。
二是加强现有方法的拓展和混合方法的探索。人口学被视为是一门极其注重定量分析方法和测量技术的学科。尤其是人口普查、大型专题抽样调查的开展和数据的对外开放与共享，为人口学使用精确的统计技术和数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微观数据的获得，使得人口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促进了人口行为、意愿的研究和发展。但未来研究中还应注重定性方法的使用，加强对因果机制的深入探讨，挖掘数据背后的理论故事。除了需要关注个体人口行为的特点与变化，也需要重视家庭、社区等中观环境对人口行为和事件的影响，更需要密切联系社会经济背景和宏观政策作用，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全面了解人口问题的发生、发展与后果。
三是加强研究视域的开拓。人口转变、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并非独立运行，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未来人口学研究一方面应该加强人口内部要素相互关系的研究，如迁移对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影响、迁移与死亡的关系；另一方面应该跳出就人口谈人口，拓展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将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宏大环境中，探讨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的影响，回应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背景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议题。并与婚姻家庭的变迁联系起来，关注同居、同性婚等新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结构对人口变化趋势的影响。
四是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人口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口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是相应人口政策出台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未来人口学研究一方面需关注生育政策、老龄政策、人口调控政策的调整依据，前瞻性预测人口政策出台后的目标人群、人口结、人口发展趋势，做好咨询员角色；另一方面需关注各项政策的效应、实施策略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探讨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做好评估者与监督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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