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才刚刚过了十几年，新世纪诗歌已经表现出与以往诗歌不同的新质。新世纪诗歌已经进入众多诗歌评论者视野，相当一部分诗评家，他们给新世纪诗歌把脉问症，望闻问切，为其诊疗开方，这反映出新诗评论家对当下诗歌的焦灼及对学术伦理承担。在“新世纪诗歌”这一领域，张德明教授算是进行持续、有效关注的、用力的学者之一。他不仅与著名诗人李少君一起掀起了新世纪诗歌理论新探――“新红颜写作”的理论大潮，而且还组织了21世纪诗歌文本细读，在全国重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讨论这一话题的文章，使他所主持的南方诗歌研究中心成为与首都师大诗歌研究中心、西南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成为鼎足之势，显示出其在新世纪诗歌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张德明教授《新世纪诗歌八问》①甫一发表，一石激浪，波涉辽远，通过文学网站、网络博客、微信平台等，《新世纪诗歌八问》迅速传播，并立即引起诗歌界很大反响，大家或大加赞赏或不以为然，学术观点虽有不同，但纷纷对张德明教授的问题意识、学术勇气表示钦佩和敬意。张德明对新世纪诗歌有一个基本判断：“新世纪诗歌的大小痼疾而今还在持续地生长和蔓延着，似乎大有积重难返之势，我认为现在是到了撂狠话、施拳脚的时候。”这篇理论文章主要是探讨新世纪诗歌存在的问题。本人不揣浅陋，在此尝试思考张德明教授所提出的八个问题，并请教于大方之家。
一、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何在？
“诗歌先锋性”按照张德明教授的解释：“先锋诗歌最为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它的不拘一格甚至离经叛道的探索与实验，先锋诗歌不是以取悦大众为创作目的的，而是以超前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来打破读者的阅读陈规，扩大他们的期待视野，从而使中国新诗的审美空间得以极大地拓展，使中国新诗的艺术形态和语言构造得以不断丰富。”②我们尝试还原张德明教授担忧的问题：即对新世纪诗歌的探索精神和实验品质的匮乏乃至消失的担忧。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多元探索一直没有停息，这些探索包括诗歌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从诗歌内容上讲，诗歌的理想性（浪漫性、神性）的探索主要是向西方文化――主要是圣经文化资源的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部分的热忱，有很多的诗人在思考：如何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嫁接浑融一体，这项工作远未停止，还将长久地持续下去。除了内容上的理想性探索之外，诗歌在其现实性上也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新世纪诗歌的“底层书写”就是一个明证。比如“打工诗歌”就与当下底层生活紧密关联。如果我们把“探索精神”和“实验品质”看得不是过于狭窄和纯粹的话，我认为“新世纪诗歌”在其内容上是有其“先锋性”的。就诗歌的形式而言，诗歌语言的突破也是明显的，不仅打破了诗歌词汇的禁忌，甚至连最新的网络语言也已经纳入到诗歌写作中，至于其成败得失暂存不论，但其先锋性品质是有的。按照“旧世纪诗歌”标准的先锋性来规定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也许是诗歌理论界的多虑。从“梨花体”到“羊羔体”再到“乌青体”，到底是不是包含先锋性质，我觉得倒是不必要过早地下结论，抛开新闻热炒的诗体表象，这诸种问题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探索和实验”。新世纪时间还长无疑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转型中，其中的诗歌机遇具有先锋的可能性，至于到底是何种先锋，先锋在哪里，我认为一切还在未定的发展之中。
另外，诗歌的先锋性不仅仅是诗歌内部的问题，它往往牵涉到诗歌与其所处时代的关联，相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时代的先锋性、探索精神，浪漫气质都已大大减弱。人们生活中的理想让位于生活的现实的困顿、琐碎、平庸。当然这一切生活又打在诗人心态上，使得这个时代的诗歌缺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性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判定一首诗的好坏先锋性并不是一个标尺，尤其不是唯一的标尺。先锋性只代表诗歌的一种风格。因此对于“新世纪诗歌”是否具有先锋性，也就不必耿耿于怀了。
二、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何在？
诗歌的民间性，在《新世纪诗歌八问》中，大体上指的是“非官方特征”，亦即“民间诗歌写作的独立性”与“诗歌印行传播的自主性等”。张德明教授的诘问质疑中似乎隐含着一个价值判断：“诗歌的民间性”价值高于“诗歌的官方性”价值。这个隐含判断，我是不能赞同的。即使在诗歌的源头――《诗经》中也存在着作为民间的“风”与作为官方的“雅”“颂”的区别，但“风”“雅”“颂”这三部分应当说，各具特色，并无价值的高下之分。
当下诗歌的“民间性”只是一个并不确定的幻像，且不用说“民刊”与“官刊”除了经费来源不同之外，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同质化”面目，即使是那些号称“民间”的诗人，创作实绩稍稍可观一点的，哪一位没有在“官刊”上发表过诗歌作品？张德明教授担心“民刊官刊化”，对民间精神的弱化持有担忧，实际上与“民刊官刊化”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官刊民刊化”的问题，近来一些所谓的“官刊”不也放下身段，甚至要从博客中、微信中选诗吗。在当下中国诗坛从审美质素上讲“民间”与“非民间”的分野，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更何况“民间”与“官方”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相互依存体。因此也没有必要担心“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弱化或丧失。
三、新世纪诗歌创作的难度意识何在？
张德明教授认为：新世纪诗歌难度意识的缺乏，由此带来的是使诗歌成为“说话的分行与分行的说话”③并把“新世纪诗歌”难度意识不断“缺乏乃至缺场”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电脑的普及与网络媒体的发达，二是一些诗人对“先锋”的过度迷恋与误解，三是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
“新世纪诗歌”难度意识，我觉得倒是不必在意的，任何时代的诗歌都会有“打油诗”，而且从数量上讲，这些低端的诗歌存在要比能成为经典的精品诗歌多得多，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发生的“小靳庄诗歌”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难度的诗歌，这样的诗每人一天就能完成几十首，然而经过时间的汰洗，这些诗歌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每一个时代产生大量的诗歌，我们不能按照成为经典的标准来要求每一首诗。另外一首诗的好坏与是否具有难度意识并不必然联系。我认为只有“诗”与“非诗”的区别，却很难评判一首诗难度的大小和有无。 四、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底线在哪里？
张德明教授认为新世纪诗歌的伦理上出现了问题，他把“新世纪诗歌”的伦理问题归结为三：即精神伦理的败落、美学伦理的沦失、语言伦理的放弃。这里所说的“精神伦理”指的是诗人的“理想、担当、责任、义务、社会情怀、终极指向等”，这些直接影响着诗歌的精神价值。张德明教授赞同著名诗评家陈仲义先生的论断，并阐释为：“一方面，一些诗人主动向世俗妥协，使新诗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一种消费景观，取消了其高贵精神品位和独立的艺术姿态”“另一方面，某些诗人将其视为自我陶醉、自娱自乐的小众化产品，这些诗人秉承着诗歌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艺术信条，将其经营成自己专用的语言作坊和少有人知的私人话语场，有意拒人千里之外，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从而斩断新诗与社会、与人群的精神牵连”。 ④张德明教授对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反思具有振聋发聩之功效。重建“新世纪诗歌”的精神伦理也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保持诗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质，二是诗歌的人文关怀不能丢失，重新找回诗歌与社会与人群的关联，使诗歌与人的精神情感、眼泪呼吸扭缠在一起，而不是文人自我陶醉的“小摆设”。
五、诗歌刊物的平庸性何时终结？
张德明教授认为“当下绝大多数诗歌刊物都是相当平庸的，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并把当下刊物与八十年代的诗歌刊物比照，强调诗歌刊物的同质化、作品的平庸化，把这种刊物的平庸化指认为：“第一，所有的诗歌刊物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诗学标签”“第二，很多刊物都是平庸之作的集散地”“第三，诗歌栏目设置缺乏亮点”。
张德明教授对当下“诗歌刊物”的几乎是全盘否定，虽然有“恨铁不成钢”的策略上的考量，但这结论却很难让诗歌界同行认同。当下诗歌刊物虽然很难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刊物之繁荣相媲美，但也不能看不到每一种诗歌刊物的自身努力，众多的是个刊物在世事艰难中屹立不倒，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和敬重的。至于说“很多刊物都是平庸之作的集散地”，从扬名立万、进入“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样说来也许自有其道理，但对于多数写诗的人来说，诗歌是一种生活，是诗人楔入现实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的生活，也是是矫正、疗治时代对于心灵的精神情感的伤害的良方。因此“平庸”与否来评价一首诗、一个诗歌刊物，就有些难以胜任、勉为其难了。
六、新世纪诗歌奖项为什么这么滥？
“新世纪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奖项，这些奖项有来自于官方的，也有来自民间的，官方奖项自然看中的是“诗歌搭台，经济唱戏”，诗歌被经济顺理成章地征用，自然是为地方扬名，这往往会带来一个地方可观的知名度、美誉度，这又与招商引资纠缠扭结在一起。而民间奖项，有很大程度上是有热心诗歌的企业人士赞助。无论是官方奖项，还是民间奖项，客观地讲，这些都将会为诗歌的繁荣发展提供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立奖标准的“非诗因素”。张德明教授实际上担忧的是诗歌奖项中的“非诗因素”对诗歌的干预，这已经或正在对诗歌写作（导向）带来一定的误导与伤害。
从长远来看，诗歌奖项的声誉最终还是取决于诗本身，时间的大浪淘沙本性自然会作出自己的取舍。那些声誉不好的，对诗歌有种较多干预的诗歌奖项，最终会烟飘云散，难以持久恒长。
七、新世纪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张德明教授深感“新世纪诗歌”审美标准的“芜杂和纷乱”，援引了陈仲义先生所倡导的“四动”作为其审美标准，“四动”具体说来就是：“在传统好诗主要标准――‘感动’基础上，加入其他尺度：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共组现代诗审美意义上的‘四动’交响。”⑤陈仲义先生的“四动”标准是有创见性的，但是用来讨论新世纪诗歌，却缺乏针对性，且不说“四动”对一切时代的诗歌评价都适用，即使是面对整个文学，“四动”仍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然而面对“新世纪诗歌”“这一个”时，其审美标准的独异性在哪里，却并没有显现出来。“新世纪诗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概念，其审美标准不是外在于诗歌的，更不是诗歌评论者发明或商讨出一个“审美标准”，我认为“新世纪诗歌”的审美标准一定不同于以往的诗歌审美标准，至少这个“审美标准”不是《圣经》中的教条，在其宗教内部具有恒久真理性和不易性。既然“新世纪诗歌”的审美标准不是外在的，那么只能是来自于、产生于“新世纪诗歌”内部；也就是“新世纪诗歌”在其自身发展的变异中，在自己与自己的差异中的“真理部分”才可以作为“新世纪诗歌”的审美标准。因此这个标准本身是一个活体，是可生长、可变动的。我们试图拿以往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新世纪诗歌”，都难以避免刻舟求剑之尴尬。
八、新世纪诗歌批评的锋芒哪里去了？
张德明教授对新世纪诗歌批评是不满意的，他自己也坦陈：“诗歌批评已不再扮演质检员、检察官和主治医生等角色。”应该说诗歌批评面对巨量的诗歌存在，已经很难处于如在纸媒时代的“道德警察”的优越位置；在并未走远的诗歌历史中，诗评家（包括诗歌编辑）的评论不仅掌握着一首诗歌能否发表的命运，严重甚至的可以决定一首诗作者的生死荣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诗获罪的事不胜枚举，这是不正常的。
张德明教授觉察到当下诗歌批评的种种弊端：只说好话，不说不好的话；只罗列现象，不揭示本质；只在诗歌后面跟着跑，不敢在诗歌前面引导诗歌。张德明教授的说法准确而又针对性。诗歌批评的环境与以往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诗歌批评家面从事诗歌批评这项活动时，“非诗因素”干扰了诗歌批评的诚实和准确。另外，诗歌批评家的理论学养难以给予诗歌写作者有效的建议，也是其中的问题之一。诗歌批评不是一般的学术批评，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诗歌批评的学术化实际上对诗歌创作来说，犹如隔靴搔痒，意义不大。诗歌批评首先来源于诗歌评论者独异的诗歌审美体验，如果不能把诗歌批评者的生命体验联通诗歌作者的写作心思，仅仅从诗歌知识中把握诗歌，我想诗评家所拿在手上的，一定是失去最可贵的“活的生命”的一把零碎而已。无疑，“学术化”“知识化”不仅削弱了诗歌批评的锋芒，而且也使得诗歌批评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知识演练，这倒是诗歌批评者需要警惕的。 “用说真话挽回‘批评’的声誉”⑥， 现在是时候了。
张德明教授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和对诗歌的热爱，对“新世纪诗歌”望闻问切，把脉下药，体现了诗评家对新世纪诗歌的关切。他对所讨论问题独到的真知灼见，不仅对“新世纪诗歌”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滋养，也对新世纪诗歌的批评提供了可贵的探索。但我仍然觉得对“新世纪诗歌”的忧心颇有些过虑，“新世纪诗歌”才刚刚走过十几年的路程，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期待与检验。
注释：
①②④张德明：《新世纪诗歌八问》，《创作与评论》2014年6月份下半月刊。
③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⑤陈仲义：《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⑥侯桂新：《用说真话挽回‘批评’的声誉》，http：//blog.sina.com.cn/houguixin ，201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