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西欧左翼的社会主义政治史历经了三次大的修正主义浪潮，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彻底否弃。最终的结果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元素被修正主义全面取代时，西欧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理论辩护力和左翼立场，沦为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修正主义思潮。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可以得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运动，作为以自由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有着自身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尺度和理论辩护的基础。当这一基础为修正主义所否弃时，左翼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基础、可能性与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左翼政治
中图分类号：D1；D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12308
作者简介：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20）
对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如果说19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征服乱象纷呈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最终赢得对社会主义的经典解释权的历史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逐渐逸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并向现实不断妥协的历史。对于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来说，修正主义是与之相伴随的理论和政治现象。如果我们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命运为参照，那么大致可以把20世纪西欧修正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在批驳伯恩斯坦主义的基础上逐渐走向修正化的道路；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全面拥抱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解体和中国向市场化的改革转型，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修正主义开始与自由主义普遍合流。
回顾和反思这段修正主义历史，我们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运动作为以人类自由和解放为己任的现代性政治实践，有着自身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尺度和理论辩护的基础。当这一基础为修正主义者所彻底否弃时，左翼运动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基础、可能性与政治价值。
一、20世纪50年代前修正主义在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发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绝大多数西欧社会主义政党普遍认可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社会的资本主义诊断。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赢得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解释权对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书写来说，1889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或象征，因为它恰恰“处于标志着20世纪进程的伟大的自由民主革命（1789）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失败（1989）的中点，也是巴斯底狱倒塌和柏林墙倒塌的中点”。参见[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清、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在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继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Carl E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John Wiley and Sons，New York 1965 p 3，随后在整个欧洲迅速扩展开来。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分析，为它们提供了把握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论视角，而马克思主义所开启的未来社会理想的现实可能性，为它们当时的政治实践注入了巨大活力。因而这个时期的西欧各社会主义政党，大都继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
对于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的资本主义诊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运动一是指向过去，即自由、社会平等和民主等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实现的理想；二是指向未来，即这些理想只有在废黜资本主义制度和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命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了：诸如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不公正的剥削制度，必然随着它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而趋于消亡；现实的资本主义秩序绝不是历史的“自然秩序”，它只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和必然扬弃的历史阶段；对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它所依赖的社会或历史主体曾经是马克思所界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最后的阶级，是有待觉醒和组织的真正的历史主体，等等。上述这些观点就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给出的一系列基本结论。
然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所引起的剧烈争论，全面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命题，也直接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理论权威性。伯恩斯坦所挑战的正是由考茨基所阐述的，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他几乎在各个层面全方位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经典命题。
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资本主义诊断。随着20世纪的来临，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化和崩溃式的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出现。伯恩斯坦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获得了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的能力。这种获得了自我修正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制度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必然走向自我毁灭和崩溃。他说道，人类社会完全有能力驾驭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的自然力，“同物理的自然力一样，经济的自然力的本质被认识到多大程度，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从人的主人变成仆人”④⑤[德]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396、316页。。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民主化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已经获得了自我调节、自我组织和自我修正的能力，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它必将消亡的命运已经失效了。
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经典解说。对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即将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奠定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之自然历史过程的作法，伯恩斯坦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④所以，“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⑤。对此，伯恩斯坦给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即“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9页。。 三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被誉为“修正主义的圣经”的书中，伯恩斯坦说道：这本书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②③[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6、124、335页。，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判性的清算”②。正是基于此，他常常以社会民主党内的康德自居。也就是说，修正主义旨在将社会主义运动置于某种类型的批判性的基础上，以免为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或教条所绑架。他说：“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③当马克思主义遭到修正主义的严厉清算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社会的资本主义诊断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科学解释也就遭到了彻底的清洗。社会主义的伦理化和人道化，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流，便成了修正主义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和危机。当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刚刚产生之际，便有人注意到这一危险。因为一旦在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剔除出去，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种，即社会主义必然会导致自身的理论丧失――如丧失自身的理论规定性、历史性的内涵和政治价值，必然会蜕变为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修正化的或改良性的思潮。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的理论基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奋起反击。如罗莎・卢森堡就明确指出：“同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然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产生，表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发生分裂，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演变为与共产主义思潮相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在修正主义的一系列关键信条中还普遍保留着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元素。也即是说，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不同程度上还持有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法国的饶勒斯和勃鲁姆、奥地利的鲍威尔和伦纳、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德等，这些人被称为继伯恩斯坦之后20世纪上半叶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仍然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元素作为他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法国社会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茹尔・盖德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和让・饶勒斯奠定的改良主义这两种思潮或传统的融合，也可以看到该党的分裂和独立（如20世纪20年代从社会党中独立出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的分裂源于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和分歧，在1921年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共产党从社会党中独立出来，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社会党在勃鲁姆的领导下组织成另一个具有左翼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在党的精神气质中所留下的烙印。这个时期的修正主义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与诸如民主或人道等思想资源相糅合，形成了有着明晰的人道主义倾向的左翼改良主义思潮。例如，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一文中，勃鲁姆一方面指出：“马克思教导我们，事物的必然性是对我们有利的，它的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注定要使当前社会倾向我们所设想的那个新社会的，集体财产的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正如婴儿是在母亲的腹中长成一样”⑦[法]莱昂・勃鲁姆：《社会主义的理想》，转引自殷叙彝《莱昂・勃鲁姆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另一方面又指出：饶勒斯教导我们，“社会主义是对人类本性的最深刻的要求的反应，是对那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感情的反应，这些感情经常受到生活的伤害，经常被社会摧毁，但是它们构成普遍的道德”⑦。通过马克思的证明，社会主义有了历史的必然性；通过人道主义的辩护，社会主义有了道德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完全符合人性设想”的社会。
对于这个时期的修正主义来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逻辑的扩大，社会主义更多地是从伦理和人道方面，而不是从客观性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说的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方面被确证为正确的理论和实践。这就意味着，通过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修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便开始由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历史科学内涵让位于有着基督教、康德及其他古典哲学和人道主义等理论所汇集的伦理和道德内涵了。
二、20世纪50-90年代西欧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替代
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方尤其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区别于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来说，最具历史意义的莫过于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标志着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为源头的民主社会主义开始成为西方诸社会主义政党所信奉的主要理论和政治哲学。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修正主义还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适应社会主义学说中的马克思主义元素，以便汇成一种整体性的思潮；那么，在50年代后，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几乎普遍接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糅合进其他的诸如基督教、古典哲学和人道主义学说，等等。50年代以前的修正主义始终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元素，与自由主义和其他右翼思潮保持原则性的区别和左翼特征；50年代之后的修正主义则普遍希望缩小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倒是希望同共产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开始就遭到修正主义思潮的不断指责――拉开距离。
在战后的西方，人们普遍将克罗斯兰、凯恩斯和熊彼特一起并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核心人物。克罗斯兰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著名修正公式――即“社会主义=凯恩斯经济学+福利国家+平等+混合经济”――就是将社会主义修正为改良主义的一个著名版本。这种修正化的社会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不是批判性的，而是辩护性的。在这个时期，修正主义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指导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除英国之外的几乎所有西欧社会主义政党都直接或间接地抛弃了它们在19世纪末正式采纳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接受伯恩斯坦的一系列修正主义原则，使党的理论信仰向着人道主义普遍转移。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明确宣称，欧洲的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这个时期的修正主义一方面不断提及社会主义的价值，尤其是反对不平等和贫困的斗争；另一方面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典解释。
二是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并没有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伴随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日益缓和的阶级矛盾，这些国家普遍进入“丰裕社会”。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开始放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典解释。例如，英国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就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问题已经被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所克服，“几乎所有根本性的、风格独具的1914年前的传统资本主义”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修改和重塑了”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56 p 27。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个以权力结构为其基础的体系，一旦权力结构发生改变，那么资本主义的整个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改变。随着经济的计划化和国有化、管理革命、公司股份制、劳工谈判权等诸多现象的出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典解释已经不能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了。
二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化和伦理化。随着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立场的弃守以及左翼特征的蜕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学说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对于那些修正化的西欧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来说，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政治价值在于它对人道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和理想的继承。1951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法兰克福宣言》就指出，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价值的捍卫上，而不是对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的追求参见殷叙彝主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例如，克罗斯兰就曾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意指特殊社会结构的一个精确的描述性术语，……它只是在形容一套价值原则。”C A R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56 p 216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问题的解答或解决，不再将其视为历史的出路和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而是将其还原为人道主义的一系列价值清单，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主流。
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可以汇聚于一点，即否定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或克服资本主义问题。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所信奉的诸如人权、自由、社会平等、公正和民主等价值与其他思潮所信奉的此类价值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社会主义者――包括共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或克服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上述价值和理想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这是社会主义与其他非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区分。左翼之所以为左翼，或者说与右翼的本质性区分在于，它不是建立在对现存秩序――如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由主义辩护基础上的政治实践，而是在批判和揭示现实问题――如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发现或发掘历史的未来――如作为历史理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或解答所具有的真理性或价值。然而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大的理论修正，或者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元素――如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的资本主义诊断，对于社会主义内涵的历史科学界定等――的抛弃，所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主义失去了与自由主义等右翼思潮相区分的原则性的左翼界限，就是社会主义开始丧失它自身的内涵和规定性，最终沦为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人道主义改良思潮，蜕变为一种“能够产生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价值”的道德理论[英]托尼・赖特：《新旧社会主义》，褚松燕、林震、毛G、严君烈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所以，面对现代性的左与右的理论和政治区分，修正主义以及以此为原则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它一方面试图与已经僵滞的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必须与表面繁荣但实际停滞的欧美等资本主义现实区别开来，试图寻找到超越传统的左与右的区分的“第三条道路”。这使得它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陷入进退失据的难堪之境，或者陷入试图左右逢源却往往两边都不讨好的进退维谷之地。修正主义“从来没有能够理解冲淡传统社会主义与建立一个新框架之间的差异。由于不能实现后者，它们仍然满足于前者。几十年来，西欧左翼政党，无论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共产党，在理论上都没有取得重要进展”[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清、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其实，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和全面修正，以及在此基础上抹煞和混淆社会主义与诸如自由主义等非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原则性区分的作法，在伯恩斯坦那里就已开始了。例如，他认为：“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⑤⑥[德]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275、276页。“事实上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的。”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⑥
对于那种以未来为合目的性的历史取向和正当性尺度的左翼政治（如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如果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被理解为不可超越的历史自然状态，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所竭力辩护的那样，未来只是现代社会的自然延续，那么左翼政治便丧失了自身的尺度和基础，丧失了作为社会政治实践的理论和历史价值，也必然在与自由主义的合流中丧失自身。当然，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真地没有问题（细节问题可以通过改良加以解决），那么左翼政治或社会主义运动也就到了应该消逝的时候了；但是，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剥削、压迫、不公正、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殖民化等等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甚至在世界性或国际性的范围内反而比以前更加恶化了（我们看一看苏联解体之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世界性分配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就不难知晓了），那么，左翼运动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无视或忽略这些问题呢？ 对于左翼运动这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来说，它的行动的思想原则就是它赖以立身的人的自由理想和历史的未来。如何能够创造性地洞察和把握未来，将未来确证为体现自由和人道价值的历史理想，并将这一理想带入当下社会的政治实践，乃是左翼政治的首要的理论和历史使命。因为只有在历史的未来与诸如理性、正义和自由等价值或理想之间建立本质性关联，让未来不仅符合人道价值或理想，而且还要使未来作为理想社会赢得对于当下社会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左翼政治才真正确立了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尺度。从这个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曾经使现代社会主义等左翼运动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历史和理论高度，一度成为创制性的力量――如列宁的社会主义创制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变迁――深深地改变着20世纪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版图。然而修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使得左翼政治不断丧失自己创造性地把握（一度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开启的）未来的能力，不断与现实的社会秩序相妥协，因而也就不断远离自身的历史和理论基础。一旦修正主义取得全面胜利，那么代表左翼政治的社会主义也就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而对于现代政治生活来说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欧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抛弃
1989-1991年之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此后中国所开启的市场化的转轨和体制改革，对于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在20世纪大半个时段，西欧中左翼的社会主义政党几乎长期明确反对苏联东欧政权，认为它们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将这些国家习惯性地贴上“现存的社会主义”的标签Willy Brandt “Social Democracy after the Communist Collapse”Socialist Affairs，No 3， 1991， p 4。然而苏联东欧的剧变，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一个“畸形”的消灭，而且还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克服资本主义问题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上――失去了得以实现它自身的历史可能性，因为苏联东欧等“现存社会主义”的解体，意味着市场或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对于那些自信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继承者或实践者的西欧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个一度是“社会主义摇篮”的苏联现在已经解体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无论如何再也难以实质性地证明自己试图走出的超越东西方或超越左右翼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了。
如何走出苏东剧变解体的阴影，重建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论和政治信心，这是该时期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难题。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修正态度上较之以前更加彻底。
一是彻底放弃“消灭和废除资本主义”的论断。苏联东欧的剧变，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彻底将“消灭和废除资本主义”的论断从各自的理论纲领和政治原则中删除。当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成立时，《法兰克福宣言》虽然充满了反对、抨击和攻讦共产主义的冷战言辞，但却也毫不犹豫地宣布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然而1989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再也不提废除资本主义的事了，而是声称自由、平等、民主、团结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Guillaume DevinL’internatioanale socialiste： Histoire et sociologie du socialisme internationale（1945-1990）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 pp 366 et 381。对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来说，资本主义或市场这一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建制是社会自由的基础，但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失业、贫困、战争、对世界的掠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两极分化、资源的涸竭与环境的恶化，等等。所以，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管理、控制和驾驭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或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以便在自由和人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民主和社会团结。
二是彻底剥离“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内涵，将其严格界定为自由和人道价值的系列组合，并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拷问社会主义的内涵、原则和正当性。例如，英国的布莱恩・古尔德在《社会主义的未来》古尔德的《社会主义的未来》（A future for Socialism）直接暗指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可能是为了标明社会主义在价值内涵和正当性上的不确定性。一书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评价可能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的未来还不确定，它将怎样演变，还没有清晰的答案。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修正主义的普遍回答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就是创造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它与自由主义等右翼思潮的区别仅仅在于，社会主义主要是诉诸社会所有、共同体和个人自由等模棱两可的理论概念或手段来践行它的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等理想。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已经丧失了信誉，主张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面实现民主，而不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或信条进行具有不确定性或高度风险性的社会实验。这个时期，修正主义对于它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的辩护和解释，是通过利用所有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实现的，即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但这些技术性的改造手段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技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时，它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接受了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念改造，这恰好印证了伯恩斯坦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改良的社会主义与改良的资本主义相匹配。
三是彻底清除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元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在基本价值和理论信条上的信仰明显迎合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致有些活动家和理论家将自身的理论基础表述为“自由社会主义”。当代西欧社会主义政党不再以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即便像伯恩斯坦主义那样将其“充当一般的纲领”的作法也没有了。在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和阐明也不能由马克思主义所垄断，在对待自己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这一问题上，社会主义也应该奉行民主原则。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在本质上是民主原则和被误用了的科学原则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迈尔说：“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在于：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具有它本身的内在价值，社会主义要使这一价值扩展到所有领域，而且使其永不失效。共产主义想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代替民主制，直到建立无阶级社会为止。”[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在迈尔看来，以科学和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拒绝民主，正是共产主义的“阿基里斯脚踵”[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对于西欧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苏联东欧剧变解体后的政治气候仍然是令人沮丧的，尽管修正主义一再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原则作出人道和民主化的彻底修正，它们的政治活动一直陷入不可逆转的萎缩、政治挫败和丧失行动能力的困境之中。在商品、货币与信用的普遍化和世界化的今天，资本逻辑已经严重侵蚀和腐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机制，以民主作为自身的终极原则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因而不得不遭遇自己的尴尬处境。例如，西欧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普遍倡导的“社会福利或社会投资国家”已经严重受到资本、市场和信用体系的制约和束缚，普遍陷入赤字性的民主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和信用体系下，任何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受到资本和市场体系的束缚，任何民主化或社会化的过程都受到金钱和资本逻辑的侵蚀。所以，指望民主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体制性问题肯定是一种奢谈，当社会主义已经将自己的原则彻底修正为民主原则时，这种政治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就再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左翼特征了。
在此，回顾一下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的一段话或许是有所教益的。他说：“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都遭受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事实上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解释），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斯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很难说哪一种倾向更有害。在我看来，我所称的‘极端修正主义’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深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以这种方式被人们弃之不顾的原始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英]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俞可平译，《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5期。
我们看到，修正主义在为它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进行辩护或解释时，往往步其前辈的后尘，即通过社会主义所依赖的最后根据――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或克服资本主义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实现的，因而不论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作何种程度的修正，最后必须或隐或显地回到社会主义曾经在历史中所获得的原初性的理论和政治内涵，即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改造。因为对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来说，由现代启蒙理性所开启的历史性和未来例如，吉登斯认为，启蒙理性开启了西方现代性之路，而现代性是植根于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不断去传统化的历史性（historicity）之中，即人类发现自身认识历史的过程也是创造或创作历史的过程，同时也通过对历史的创作来实现对未来的创造。所以，现代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吉登斯称之为解放政治――是一种植根于历史的历史性的现代性现象，不论在历史、政治还是在理论的意义上都有着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5页。具有不可或缺的思想和政治价值。如果未来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延伸，那么，左翼的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丧失其基础、价值和变革社会的动力，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蜕变为对现代政治生活无足轻重的单纯的改良运动了。因此，如何从理论上真正有效地开启历史和政治的未来空间，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将未来作为解决当下现存社会问题的历史出路，或者让未来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历史和政治解决具有历史科学的真理性，对于左翼的政治实践，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左翼政治要想重新获得生命力，就必须在自己的历史之胃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反刍，以便以更新了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重现左翼政治的原则立场和正当性的辩护尺度，以及对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必要性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至少曾经完成了上述的理论使命，这就是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形态的马克思著作”成了现代性左翼政治的“强而有力的原始动因”Anthony Giddens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05。所以，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政治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曾经具有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被修正主义浪潮冲刷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