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楚国的归隐现象比较常见，道家型隐士是隐士群体中的主流。楚国隐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归隐目的单纯，而且往往隐而不出；追求徜徉山水、自娱自乐的生活逸趣；隐士妻子大多支持、追随丈夫隐居。楚国征召过这批士人，而且对于他们的拒仕十分宽厚，并不强迫出仕。楚国众多道家型隐士的存在，以及政府宽容的隐士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楚国；隐士；特征；隐士政策
中图分类号：K225/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99-04
古代士人的归隐行为由来已久，至春秋战国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目前学界对先秦隐士的总体状况及诸子的隐逸观发表了不少成果①，有关楚国的隐士则多在相关论著中涉及，或针对某类隐士如耕织型隐士有过专门分析，还较少整体、集中研究。事实上先秦的隐士群体中，楚国隐士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人数多，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而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楚地多隐君子”
关于楚国士人的归隐情况，姜亮夫先生曾说：“（楚国）有云梦之缥缈，洞庭之浩汗（瀚），于是而多隐遁之士，大隐如李耳、庄周……是楚地多隐君子。”②楚国隐士除大隐老子、庄子之外，可考的尚有老莱子、渔父、鹗冠子、接舆、伯牙、詹何、江上丈人、北郭先生、长沮、桀溺、长卢子、蜗子、许行等人。
老子、庄子的隐士身份，早有定论，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隐君子也”、“（庄子）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类似老、庄的道家隐士，在楚国隐士群体中比比可见，老莱子、鹗冠子、娟子、长卢子、詹何、渔父、江上丈人等。都属此类。老莱子，避世躬耕于山中，有道家著作《老莱子》一部，“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③此处的“书”即《汉书・艺文志》中的《老莱子》，班固将其列入道家类。i冠子、蜗子、长卢子，分别著有《i冠子》、《长卢子》、《蜗子》，《汉志》亦收入“道家类”，并明确指出三人为“楚人”，可知他们与老莱子一样，都是楚国较有名的道家隐士。其中i冠子比较独特，“隐居幽山，衣弊履穿，以i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焉。”i冠子有大弟子庞媛，庞媛后成为赵国名将，这或许由于i冠子及其学派“以黄老刑名为本，又重视阴阳数术、兵家等学”的缘故。以上几部作品，《老莱子》、《长卢子》、《蜗子》今已亡佚，《i冠子》有辑本传世。詹何，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淮南子》。《淮南子・览冥训》记：“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此皆得清净之道，太浩之和也。”高诱注日：“詹何，楚人，知道术者也，言其善钓，令鱼驰鹜来趋钩饵。”可知詹何也是一位“知道术”、闲居钓鱼的道家型隐士。
至于渔父的身份，史籍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与屈原的对话可以判断。战国时期，“渔父”常常是道家人物，比如《庄子・渔父》中的“渔父”，就是一位替道家宣言、辩驳儒术的人物，“作《渔父》、《盗跖》、《l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生活于江滨的渔父，劝屈原“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并且称这样的人为圣人。渔父的看法与老庄远离喧嚣、避祸全身的思想具有明显一致性，所以也应是隐居的道家人士。江上丈人的情况与渔父相同。江上丈人飘忽于江边，遇见逃难的伍子胥并无多少言语交流，直接帮助伍子胥渡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后来伍子胥派人寻找丈人，茫然不可得。江上丈人的做法，属于典型的道家无为无名行为。
由上可知，道家型隐士是楚国隐士群体中的绝对主体。甚至可以说，隐士与道家人士在楚国几乎是同名词。关于隐士与道家，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著名论断：“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之所以如是说，除了隐士与道家人士都具有退身不仕、崇尚清静、追求心灵自由等内在共性，应与道家发端于南方、而楚国隐士又多为道家人士有直接关系。
楚国隐士群体当中，还有一类避世全身、同时批判时势的狷介之士。这批人以孔子周游列国遇见的接舆、长沮、桀溺为代表。接舆即“楚狂接舆”，“狂”者佯狂以避世也，“是以箕子佯狂，接舆辟世，恐遭此患也。”孔子路遇接舆，接舆视而不见，并用楚国最钟情的“凤”形象劝谏，“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接舆的愤激与狂傲，触动了长期漂泊的孔子，加之孔子的政治主张的确不为“从政者”所用，“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在归途中，孔子师徒又遇到避世的楚人长沮、桀溺等人。长沮、桀溺认为仁义学说在齐鲁难以付诸实施，周游列国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乱世之中并无所谓的“仁”，与其徒劳周游，不如“避世”。面对社会的“无道”，长沮、桀溺以不参与的方式来抵制，揭橥了楚国隐者与儒家处世观的差异。
楚国隐士群体中亦有少数流寓人士，如伯牙、北郭先生。伯牙较早见于《荀子・劝学》、《吕氏春秋・孝行览・孝行》，前者说伯牙弹琴使得“六马仰秣”，极言伯牙琴艺之绝妙。后者讲钟子期去世而伯牙“终身不复鼓琴”的故事，士为“知音”绝琴，有君子风范。至于伯牙的身世，两文均语焉不详，据张正明先生考证，伯牙“或许是伯州犁家族的成员，初为晋人，后入楚籍”。“人楚籍”指在楚地生活。这位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流寓士人，并没选择当时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而活动于离郢都较远的水滨（今武汉汉阳临江一带），显然也是隐士。外来隐士中较著名者还有北郭先生，楚王曾经以厚礼相聘，事见《韩诗外传》卷九。“郭”者，村郭、城郭也，先秦北方习语，亦指某位有一定声望的人。如齐鲁常见北郭先生、东郭先生。因此楚国的“北郭先生”也应为隐居楚国的流寓士人。
以许行为代表的耕织型隐士，也是楚国隐士群体中值得关注的一类，他们或“为神农之言”，立派招徒，或躬耕自乐，崇尚互不干涉的农园生活，“鸡犬吠声，相闻相接”、“不相往来。”对此已有学者专文讨论过，不再赘述。
以上提到的隐士，多见之于经传。此外，《庄子》还塑造了许由、啮缺、王倪、被衣等一大批隐士形象，虽然多为虚构，但并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他们的原型来自庄子周围的隐士。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确“多隐君子”。 二、楚国隐士的特征
西汉学者扬雄在《法言・渊骞》篇中，用“隐道多端”四个字来形容士人归隐原因的复杂性、以及隐士类型的多样性。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亦是如此，各诸侯国的情况不一；楚地隐士不仅人数多，且具有较为鲜明的共性特征。
首先，如前所言，在楚国庞大的隐士群体中，道家人士所占比例最大，这决定了他们的归隐目的比较单纯――晁福林先生曾将春秋战国的隐士分为“自觉归隐”和“不得已而隐居”两大类，楚道家型隐士显然属于前者。他们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崇尚适性、自然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归隐并非求仕挫折后的不得已为之，更不是假隐求名。同时，道家讲无为、无名、不争、养性，所以他们视归隐为全身保真的途径，以及理想境界的达成方式。因此道家隐士的归隐十分彻底，一旦隐遁基本上不会再出仕，更不存在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再仕的反复。归隐的单纯性和彻底性，是楚国隐士以及后世道家型隐士的一大特征。这与儒家型隐士有较大不同，儒家以“无道则隐，有道则见”为原则，隐居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机会复出便积极干政，“隐居求志，行义达道……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换言之，儒家隐居是有条件的暂时之隐，道家是无条件的长期隐居。
其次，由于当时生产力相对低下，楚国隐士与北方隐士一样，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精力躬耕田地，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楚国隐士大多追求闲逸、旷达的生活状态。而不拘泥于日常谋食。比如伯牙、钟子期互为知音，经常在水畔弹琴自娱，渔父、江上丈人飘忽不定，带有浓厚的神仙色彩，这与北方隐士生活岩穴之中，或默守陋室，或隐居教授迥异。在生活环境方面，楚国隐士喜欢居住在山水之间、湖泽之畔，观山乐水，优哉游哉。不仅如此，他们常交游四方或进行“休闲”活动，譬如垂钓，便是楚国隐士的一大嗜好：渔父“钓鱼江滨”、庄子“钓于濮水”，都是垂钓高手。对于楚国隐士的这一爱好，庄子总结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总之，楚国隐士在生活方面较北方隐士更有“逸趣”。
楚国隐士的“逸趣”追求，一是因为他们大多为道家人士，道家崇尚不为物所役、不为物所累的生活：即使生活困顿，也无妨行为上的率性与超然。第二，相比较而言，楚国的地理条件更容易促成逍遥生活。一方面楚国“南土半中国”，疆域广阔，而且水波缥缈，江河纵横；另一方面，南方的生存条件较为优越，“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地理特征与区域优势，让楚国隐士容易自给自足。又能徜徉山水、自娱自乐。
楚国道家型隐士的上述特点，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们逍遥自在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往往为后代隐士仿效，甚至有人归隐就是崇尚他们的行为，如汉代隐士法真要“蹈老氏之高踪”，魏晋南北朝不少隐士“安贫乐道，师彼庄周”。
再次，楚地隐士大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庄子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可见也有家庭，其它如老莱子、北郭先生、楚狂接舆等均有妻室。而且，家庭成员尤其是妻子对他们极力支持。妻子们不仅夫隐妻随，当丈夫困惑于“隐”还是“仕”的时候，一般都会鼓励他们坚持隐居。《韩诗外传》卷二载，楚国征聘接舆，妻子帮接舆进行了全面分析：如果公开避征，属于“不忠”君命的行为；勉强出仕，必然要放弃淡泊名利的志节，属于“不义”，于是商量不如改名换姓，隐遁他乡，“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北郭先生流寓楚国，起初对是否出仕同样犹豫不定，妻子以为自耕自食可以“无怵惕之忧”，出仕则要看人颜色，于是北郭先生“遂不应聘，与妇去之”。楚国隐士妻子支持丈夫归隐，在夫权社会中，在古代隐士群体里，都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三、楚国的隐士政策
由前可见，楚国存在为数不少的隐士。对这部分士人，楚国采取过征召措施。由于春秋战国之际世卿世禄制刚刚瓦解，稳定的选官制度尚未形成，所以楚国征召隐士多为楚王直接征聘或派遣使者征聘，如《韩非子・喻老》说楚庄王征举隐士，“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楚王甚至将招隐士是否得力作为考课官吏的一项重要指标，据《说苑・至公》记载，楚令尹虞丘子向楚王自责不称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处士不升”。
楚国征聘隐士，礼节一般较高，或备以厚礼，或许诺高官。譬如聘请楚狂接舆，“赍金百镒”，并且“愿请先生治河南”。老莱子隐居躬耕，楚王亲自登门相邀，“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莱子之门……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征聘庄子、北郭先生时，不仅“结驷列骑”、“厚币迎之”，而且均“许以为相”。甚至对那些原本打算前往楚地隐居的士人，也厚礼相聘，如齐国陈仲子，“其兄载为齐卿，食禄万钟。仲子以为不义，将妻子适楚，居于陵，自谓于陵仲子”，楚王闻其贤，于是“遣使持金百镒，至于陵聘仲子”。这些文字，有的不免夸张，有的真实性还须进一步考证，但如此多资料记载楚国征聘隐士。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至少表明楚国试图罗致这批士人。
楚国如此重视并积极征召隐士，在当时的尚贤风气下也合乎情理。春秋战国诸侯激烈竞争，客观上刺激了对“人”的重视，贤能之士更是各国追求的对象。隐士是士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庄子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言下之意，隐士本身具备“言说”之“知”，并且愿意参与社会治理，只不过世事混乱才隐遁。隐士不仅是“士”的一部分，在社会上获得的评价也比较高。《论语・微子》将避祸隐遁的微子、箕子与殉国的比干相提并论，同誉为商代“三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荀子・儒效》说隐士“虽隐于穷闾陋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管子・制分》认为伯夷、叔齐兄弟生前不食周粟，品节高尚，名留后世，“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可见，诸子视隐士为贤人，普遍认可隐士。在尚贤、重士的风气之下，有一定名气的隐士自然成了征聘的对象。
当然，由于楚国的隐者大多是道家人士，所以即使被征，他们基本上没有出仕。对于隐士的拒聘，楚国比较宽容。至少没有出现法家那样动辄刑罚的现象。法家对隐士的态度以严苛著称，如韩非子认为齐国隐士小臣稷避征，属于不仁不义，应严厉惩罚、甚至杀戮这类人：“今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相比之下，楚国尊重“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并不强迫隐士出仕；有的还认同隐士的选择，如楚王派人延请庄子，庄子打了一个比方，“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结果两位使者赞同庄子的观点，“宁生而曳尾涂中。”
楚国如此宽容隐士并不奇怪，因为楚国的统治向来不残暴，而以宽厚著称。楚人筚路蓝缕，由弱变强，兼国无数，但始终秉持包容的心态，“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容的。”这种宽容、宽厚后来成为楚文化的重要特征。即便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运行机制开始失衡，统治的宽容性仍未丧失，比如像屈原这样的“异议”者，也只流放而没杀戮。因此楚国隐士拒仕，甚至批判朝廷，楚国历史上也未发生过压制、迫害隐士的事情。
正因为楚国对包括隐士在内的老百姓十分宽容，楚人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感。吴师入郢，楚国危亡，申包胥到秦国请援，“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人口七日”；屈原被流放在外，时刻心系社稷，“虽放流，C顾楚国”；楚怀王这位并不英明的君主客死他国，楚人“皆冷之，如悲亲戚”；楚灭亡后，楚人仍坚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均反映了楚人家国一体的观念。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楚地存在大量隐者，他们当中又以道家人士为主。正因为这一身份特征，楚国隐士大多追求自由、率性的生活。与此同时，楚国统治者征聘过隐士，且宽待拒仕者。这些特点集中反映出楚文化重“道”、浪漫、宽厚的特点。因此讨论楚国隐士群体及相关情况，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楚国的士人阶层，也为深入考察楚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