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启了第二个轴心时代
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gnostic components）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基督教内部，这类观点经常被不同的异端教派广为传播。异端理想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期间，发生在英国内战、尤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时期。这种转型使异端理想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
历次大革命成为异端理想的具体表征，实现了各轴心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潜能。有些轴心文明把政治舞台看成至少是实施其超越理想的场所之一，它们内部的潜能更是通过几次大革命表露无遗。这几次大革命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至少是最惊心动魄的、或许还是最成功的尝试，要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上实施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的乌托邦理想。正是通过这几次革命，这些教派活动才从边缘的、隔绝的社会区域中释放出来，不仅与叛乱、民众起义、抗议运动纠缠在一起，而且与中心的政治斗争纠结起来。它们被转移到一般的政治运动及其中心场域，抗议的主题和象征成为位居中心的社会和政治象征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这种转移可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和制度方案得以形成，并扩展到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范围之广，囊括了全部「古典」轴心文明，以及前轴心文明和非轴心文明。 二 形形色色的现代性：力图综合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
现代方案，即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首先是在西方，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必须要有一些思想和制度前提。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发生某种非常独特的变化，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关于未来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各种能够通过自主的人或历史的前进而实现的可能性在未来是开放的。这一方案的核心是，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权威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深入细致的反省意识。就连对此方案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也有这种反省意识，尽管他们从原则上否认其正当性。
这一方案的核心也许在韦伯（Max Weber）那里得到了最成功的表述。弗边（ James D. Faubian）曾经阐述韦伯的现代性概念。按照他的看法，韦伯从他所说的「伦理公设」的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个伦理公设就是：「世界是由神意所注定的，因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伦理取向的宇宙。」
韦伯所断言的是（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现代性的阈限恰恰在于：宇宙为上帝所预先注定的公设逐渐地失效；只有当已经设定的宇宙的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人拒绝这种非议，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对这个宇宙的正当性深信不疑。
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它甚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响应。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它甚么内容，都恰恰是一些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响应。通过这种响应而系统表述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观点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而是在这个问题之内，甚至服从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响应都对问题本身无所触动，使问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正是由于这个事实，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超越了成形于轴心文明时代的那种反省意识。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不仅把焦点落在对一个或几个社会的超越理想和基本本体论概念作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上，而且还对这种理想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模型的给定性提出质疑。它产生出了这样一种意识：这些理想和模型具有多元性，这些理想和概念的确有可能遭到辩驳。
这种意识与现代性方案的两个核心要素密切相联。勒纳（Dan Lerner）以及后来的尹克尔斯（Alex Inkeles）在其早期的现代化研究中强调了这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那些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人（勒纳在书中讲述的杂货商和牧羊人的著名故事即描写了这种人）认识到，除了各种固定的、可归属的角色之外，他们还承担着大量其它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传播这类开放的可能性和理想的各种不同的沟通讯息。第二个要素是，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能够归属于一些范围更广的、超越地方性的、可能还在不断变化的共同体。
与这种意识密切关联，人的自主性相应地受到了强调，这构成了这一文化方案的深层核心。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但在这一方案的最初表述中，无疑说的是「他的」。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地扩展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地扩展人的自由与活动领域。这种自主性引出了几个后果。首先是反省意识和探索精神，其次是积极的建设，对自然（可能包括人性在内）和社会的控制。相应地，这个方案十分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它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自主地进入这些秩序及其中心场域。
这些观念结合在一起，便发展出一种信念，使人们相信，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积极地形塑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方案内部发展出了两种相互补充、但又潜在地相互矛盾的倾向，旨在寻找建构社会的最佳途径。第一个倾向也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出了这样一种信念：弥合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裂隙、通过人的有意识行动在现世秩序和社会生活中实现某些乌托邦和末世论倾向，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个倾向便是，人们日益地认识到个体和群体的多元目标、多元利益的正当性，认识到对共同利益的多元解释。 三 新（近代）超越理想组成要素之一：抗议运动
现代性方案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彻底转变政治秩序和政治舞台的概念和前提，以及政治过程的特征。新概念的核心在于，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化已然衰竭，而建构这一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则相应地被开辟出来，结果，在人类行动者如何建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出现了聚讼纷纭的局面。它把反叛的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义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引起了社会运动、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持久的组成要素。
这些概念与近代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基本特征的转变密切关联。就这些特征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其次是强调「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的全体成员应直接地、积极地参与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第三是出现了中心渗透边缘、边缘侵入中心的强烈倾向，相应地，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第四，中心（或多个中心）被赋予了超凡魅力，与此同时，各种抗议主题和象征也被中心所吸纳，这些主题和象征作为这些中心的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组成要素，变成了近代超越理想的组成要素。抗议的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性、群体团结与个体认同──成为人之解放的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要素。这类抗议主题被中心所吸纳，正是这一点预示了各种教派乌托邦理想的彻底转型，它们将变成政治和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素。
现代性政治方案的意识形态和诸前提同近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近代政治过程的三个核心方面。首先，各社会部门的要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强烈地倾向于被政治化。其次，在如何界定政治领域这个问题上经常展开不停的斗争。政治疆界的这种划分，其本身又成为公开的政治争论和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一点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其它政治制度的情形。第三个方面与前两个特征密切关联：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断被重建，这已经成为近代社会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动态的主要焦点。 四 新（近代）超越理想组成要素之二：集体认同的建构
这一方案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采取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的疆界。针对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化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具体的定义。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要素、普遍主义要素以及超越的「神圣」要素。首先，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从思想上把它们绝对化。第二，集体认同的市民要素越来越重要。第三，政治疆界的建构与文化集体疆界的建构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联。第四，一方面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领土疆界，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领土的和（或）特殊主义的要素与范围更广的、潜在的普遍主义要素之间的持久张力，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集体的建构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与现代性最基本的一般特征完全相符。这个特征就是，集体的建构不断地以反思的形式受到质疑。集体认同并不是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权威或某些永久性习俗所给定的，或预先注定的。这一点即便不与轴心文明的情形截然相悖的话，至少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集体认同成为争论和斗争的焦点，而这种争论和斗争经常都带有高度意识形态的色彩。
集体认同的建构有一个核心要素，那就是，一个社会感觉到自己是「现代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担纲者。同时，这个要素还涉及到一个社会与其它社会（即便是那些自称为、或被视为现代性方案担纲者的社会）和形形色色「他者」的关系。 五 现代文明实际上只是轴心文明的变构
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内在的二律背反和矛盾，它们是内在于轴心文明的二律背反和矛盾的彻底变形，产生出了持续不断的批判话语和政治争论。这些话语和争论主要涉及到现代性文明诸前提之间的关系、张力和矛盾，以及这些前提与近代社会的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张力和矛盾。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看，还是从政治的层面上看，总体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张力可能都是最关键的。总体论以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将不同的价值、尤其是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而多元论则承认这些不同价值与合理性的存在。当涉及到理性及其在人类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的观念时，这一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正如图尔闵（Stephen Toulmin）不无夸张地指出的，它表现在蒙田（Michel E. Montaigne）或伊拉斯谟（Gerhard G. Erasmu）更趋于多元主义的观念与笛卡儿所宣扬的整体理性观之间的差异上。事实上，按照蒙田和伊拉斯谟的多元主义观点，还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的其它文化特征，并赋予它们以正当性。总体论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理性高于一切的原则（它经常被看成是启蒙时代的中心思想）。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t）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t）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技术统治论和道德乌托邦理想可能还会在极权主义笼罩下进一步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总体化的、专制的倾向与多元主义倾向之间的伴生张力还在人类经验的其它方面（尤其是情感方面）发展起来。
透过这些张力，在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内部发展出了一些持久的矛盾，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些矛盾存在于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基本前提与近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发展之间。在这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矛盾中，也包括了韦伯极力强调的矛盾。韦伯所指出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致现代性成形的理想原本具有某种创造性，但是，这些理想在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生气，与日俱增的常规化和科层制化必然导致世界的「脱魅」。第二，近代世界原本是通过一种超越理想而获得意义的，然而，由于不同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日益地自主发展，这种意义分裂成一些残缺不全的碎片。与此紧密相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强调人的自主性、个人的自主性，但在另一方面，从近代生活的制度化实现中，又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内在的约束和控制机制。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它一些人都曾描述过这种现象，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用瓦格纳（Peter Wagner）的话来说，这是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张力。 六 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均为现代社会的变种
与此紧密相关，近代政治话语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张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张力就是，一方面，互相分离的、多元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以及关于共同利益和道德秩序的不同概念被赋予了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全控意识形态，它们否认这种多元性具有任何正当性。
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强调集体的优位性。集体被看成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或）精神性的共同特征，尤其是民族集体精神。另外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末世论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归结为一点，就是相信政治的优位性，相信能够通过政治重建社会，相信能够通过极权式动员的参与型政治行动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不管这些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之间有何区别，它们都极端怀疑公开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共讨论的制度；与此同时，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专制独裁倾向。 七 第二个全球轴心时代的本质：多元的现代性
人们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又有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正是这两者的结合，通过众多宣扬和实施不同现代性理想的文化和政治行动份子的活动，通过他们之间的不断争论，形成了不同的现代性模式，即多元的现代性。这种结合是第二全球轴心时代的现代性的核心所在。
就这些行动份子而言，社会运动、抗议运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自由派运动，然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运动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是轴心文明时代某些主要异端运动在近现代条件下的变形，尤其是那些力图通过政治行动、通过重建中心实现乌托邦理想（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引入人的王国）的异端运动的变形。尽管这些运动的根基在各自的国家，但它们却是国际性的，构成了连续的或相互的参照点。其中最成功的运动不断地形成一些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它们经常与特定的国家等同起来（例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后来的苏俄便是如此），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本身。 八 欧洲的现代化如何开动第二个轴心时代
现代性文化方案植根于中世纪后期文明和制度的转型，其成形过程与欧洲的扩张过程，尤其是几次大革命后欧洲的扩张过程是同步的。在近代早期，西方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思想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影响范围包括东正教国家，尤其是俄国；伊斯兰教国家；伟大的亚洲轴心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仅有的主要非轴心文明，即日本，其间形成了非西方现代性的首例；非洲。这种扩张可以看成是近代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到本世纪末，这种全球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几乎伴随着现代性的登场，更不用说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世界范围的扩张引出了如下问题：世界，在这种全球化扩张影响下成形的现代世界，是否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上，将有一种经过转型的轴心文明居于霸权地位。
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关于工业社会不断趋同的理论。这些「经典」理论中的很大部分都宣扬上述观点。这些理论与马克思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古典社会学分析相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的观点相左（至少有一种解读是这样）。它们假定──即便只是隐含地假定，集结于现代欧洲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终将「自然而然地」被一切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或现代社会所采纳；它们将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而通行于全世界。
现代性登场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现实并未证实包含在这些理论中的各种假设。据认为，欧洲或西方的原初现代性方案终将取得霸权地位，创造出一个单一的世界。然而，现代社会（相应地又被称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的实际发展远远超出了这类假设。这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一个一般的发展趋向：不同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家庭的──的结构分化；城市化、教育的扩大和现代通讯手段；日益明显的个人主义取向。然而，在这些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尽管实际差异并不那么绝对。这样便产生出多元化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并不是这些社会各自的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简单延续。这些模式的动态机制固然要受其自身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但它们却具有独特的现代品质。在这些模式内部，发展出了独特的现代型动态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特殊解释方式。就此而言，西方原先的现代性方案无疑构成了一个初始的和连续的（通常也是暧昧不明的）决定性参照点。在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注意：尽管非西方社会兴起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经常宣扬反西方、甚至反现代的主题，但它们却具有独特的现代品质。自从大约十九世纪中叶直至二战以后，这些社会兴起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运动，所有这些运动均可归入现代的范畴。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更详细地阐明的，现代的各种基要主义运动也同样可以归入这个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