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地开启电视，进进出出于屏幕的众多影像时常让我深感困惑。这些影像算什么――这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还是实在世界的一个部分？迄今为止，电视的霸权已经实现。电视机征服世界的标志之一即是，形形色色的影像大量倾入，如火如荼；这些影像对于人们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实在世界。许多人面对一座山峰、一片田野或者面对至爱亲朋的时间远远不如面对电视屏幕的时间。无论是月食、总统竞选演说还是某一场关键的足球赛事，电视屏幕的凝视正在逐渐替代身赴现场。可以预料，日后人们会更为习惯前者。的确，多数人并没有将这些影像想象为闯入生活的陌生者。这些影像没有生物学的起源，没有生理器官和体温，不必消耗粮食和氧气。他们无法从电视屏幕之中走出来，他们手里的刀剑不会威胁到电视机周围人们的人身安全。人们始终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些影像不可能发生猝不及防的叛乱。人们握在手中的遥控器甚至比枪支更具威慑力：如果某些影像令人生厌或者乏味无聊，人们可以用遥控器对准电视屏幕一按。遥控器可以顷刻之间击毙这些影像，也可以命令这些影像死而复生。
因此，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影像正在强有力地介入、包围和控制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已经是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些影像不是来自生物意义上的繁殖；如同本雅明的著名术语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影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复制"。无休无止的复制形成了一个不无恐怖的局面：某个时刻，无数个一模一样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之上，作出相同的手势，表述相同的观点。这既是一个人，又是无数个人。如果人们愿意想象，此刻的世界突然增添了如此之多心心相印的人口，那么，"众口铄金"又有什么奇怪呢？重复一千遍的谎言就是真理，电视机从事这种重复不是轻而易举吗？另一些电视屏幕之中的人物制造的是一种情感的羁绊――这些人物出身于电视肥皂剧。现在，电视肥皂剧业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大批人每日不辍地定时赴约，卷入电视屏幕里面的悲欢离合。他们并不想了解一墙之隔的邻居，可是，他们对于肥皂剧之中那个皇帝或者白血病患者的命运念念不忘。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某些著名肥皂剧之中的主人公成了公众之间的核心人物。他或者她是许多人关注和谈论的对象。当然，人们所说的影像并不限于人物。电视新闻呈现的影像包罗万象。这些影像是人们想象社区、城市乃至偌大世界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海洋、沙漠、卫星发射或者核弹爆炸这些不凡的景象只能以概念的形式保存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换言之，这些影像很大地充实了抽象的世界框架。不仅如此，这些影像甚至以极为形象的形式制造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从卓别林式的喜剧夸张到成龙的谐趣武打，从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到横贯大地的龙卷风，生龙活虎的形象令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即使仅仅在视觉之中存在。也许，推敲一下"存在"这个字眼是必要的。人们遭遇的影像如此之多，以至不得不郑重地对待一个问题：所谓的存在是否只能表现为人们熟悉的物质形式？这些始终没有走出电视屏幕的影像已经如此深入地进军实在世界，并且对实在世界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压力，它们的意义决不亚于众多有重量、有体积的物质。如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对于电视所描述的那样，影像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介入现实--尽可能解除影像与现实之间间离性的差异：电视的"秘密知识恰好在于没有秘密，因为屏幕背后没有任何内容。这种’嬉皮’态度是一种反讽式的虚无主义，它提供一种反讽距离，将其当作与不再合理的现实的唯一合理的关系。无论怎样不合乎情理（并且它现在确实令人感到奇怪），电视都是与现实一样合乎情理。事实上，现实已经比我们能够构建的任何奇想都奇怪。结果，奇特的事物已经令人不安地变得熟悉起来。这种与熟悉事物的间离以及被间离的事物变得熟悉的过程意味着，喜剧与恐怖、单调与怪异、无聊与振奋、平凡与超凡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如果现实已经充满了陈词滥调，那么这些陈词滥调可以被当作现实。如果事实上我们完全被异化了，那么，异化就是我们在其上建立我们的生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1）总之，影像与生活终于浑然一体了。
现今可以断言，影像的诞生是文化生产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果说，古代的皮影戏仅仅被视为一种小小的有趣消遣，那么，电子时代终于使影像的生产拥有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当然，影像是电与机械的结合产生的崭新产品。麦克卢汉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的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2）电影之后，电视再度千百倍地扩大了影像生产的规模。电视机如此之多，影像的产量如此丰盛，以至于人们时时可以与影像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验。首先，这意味的是，印刷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动摇。
不论是对于历史文化还是个人经验，书籍都曾经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意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是古人扩充经验的重要方式。然而，书籍是一个话语的世界；话语的解读必须诉诸想象和记忆的重构。因此，话语和实在世界之间的转换隐含了二者的距离。根据阅读理论的研究，话语和实在世界之间的距离意味深长。这是话语为意识形态密码保留的空间，也是读者自由阐释文本前提。总之，尽管书籍介入了生活，但是，印刷文字符号与实在世界之间仍然界限分明。书籍意味了一种深度，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一种诉诸文字的权威与神秘；实在世界的终结之处才是书籍的开始之处。文学亦然。以往，文学史曾经为人们提供了一批难忘的人物。关羽，张飞，林冲，鲁智深，林黛玉，贾宝玉，阿Q，祥林嫂，如此等等。这些人物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密友，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此紧密地交织于人们的日常现实――他们无宁说是超越日常的。另一方面，从"一览众山小"到赤壁赋，从大漠孤烟到轻舟万重山，文学历数了种种名山大川的雄姿。这些名山大川更多地组成了某种悠远的美学空间，令人心向往之而不可涉足――谁又能真的抬起双脚踏入书页之中呢？即使汉语的某些象形文字压缩了实在世界的图像，它们还是不可能如同影像那样与实在世界合二而一。
然而，至少在表面上，影像取消了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外在差异。不论是一条皱纹、一粒扣子还是一片树叶，影像与原型分毫不爽。一切都如此具体，形象，历历可见，仿佛伸手可触。这些影像进入生活的一隅，置身于客厅的家具之间，并且与现实气氛融于一炉。许多时候，影像甚至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表意体系，它们散落于现实的各个角落并且进入周围事物的结构――例如大型商场电子屏幕之中时刻变换的广告。这些影像脱离了"艺术"范畴而变为现实本身。技术的意义上，这是电子时代对于印刷时代的置换，书写的式微正在被形容历史的宿命；社会学的意义上，这是后现代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解构，影像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深度似乎正在消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事实。人们必须承认，历史正在跨越一条极为重要的边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必要斟酌再三：这是值得弹冠相庆的历史进步，还是主体消亡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