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性问题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梳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诉求，从合理性理论的历史性发展整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困境”的韦伯到“整合”的哈贝马斯使现代性问题成为社会理论批判的关键问题，这首先来自于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从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现代化理论也随之丰富。
【关键词】合理性 现代性 现代化 韦伯 哈贝马斯
一般而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从时代的科学经验，而不是从美学经验中生发的。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发，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启蒙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科学既是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哲学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靠工具。” [2](p34)科学、理性和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成为合理性的主体内容。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理解与批判。一般认为：合理性是与西方传统相对应的，现代欧洲独特文明的总和,它赋予西方社会整个现代化过程以一种有秩序的运动,符合理性、符合目的性的色彩。因而，合理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的解释，也确实集中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的诠释，但我们可以从中寻求一般性来探讨和把握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另外，合理性内涵集中了理性、理智性的内涵。[3](序p2)由于角度的差异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与需要，合理性问题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经历着理论与现实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巨大的，由“困境的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到“整合的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本文首先理顺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发展，然后从合理性理论发展整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困境的韦伯
韦伯的合理性诠释
韦伯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考察合理性问题，即人是不是理性地认识和表达了客观的真实世界。这是哈贝马斯认为的“传统的合理性：表达或传达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理性精神的合理化发展的结果。“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5](p175)韦伯强调工具理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工具－目的合理化过程。
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性的行动类型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指在一个限定的、对实现的目标所可资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并由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属于客观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则是信仰和理想的合理性，指根据某种信仰或信念和理想的、绝对的目标要求而引发的理性行为，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属于主观的合理性。进而，合理性划分为形式的合理性（可以导致可计算的结果，但不能保证结果的意义，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和实质的合理性(对于结果的价值判断具有实质的意义)，西方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世界图象的合理化”的“文化的合理化”和“科层化与官僚化”的“社会的合理化”。由于合理性的悖反，西方现代化进程出现“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意义失落和自由失落成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基本判定，由此，这两大主题是后人对启蒙和现代性思想反思和批判的核心内容。
整合的哈贝马斯
整个20世纪，特别是韦伯以后的岁月，西方学术界更为丰富多彩，也出现了几次大的论战。可以说，以哈贝马斯为核心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不断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及反启蒙主义思想进行论战，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即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发展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写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 [7](p56)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诠释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首先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它的核心概念是对情境的解释，以便能达到对情境理智的共同界定。” [2](p168)“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取向于达成、维持和更新共识——实际上是基于对可批判的有效性认定的主体间承认的共识。” [8]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交往理性。“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自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 [7](p47)这样，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
另外，从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社会理论，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就是从主体出发，考察关于体系发展和生活世界进步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 [10](p199)这一过程便形成“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9](p117)即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辩证法。
比较（继承与批判）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为核心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他们都是以合理性和现代性的诉求和维护为己任，差异在于对合理性概念的意义和性质以及对社会研究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对韦伯的思想既批判又继承。在其性质上而言，从他们对近现代社会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使用的合理性概念在其功能性质上有所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只是分析现代社会起源的叙述工具。而哈贝马斯从合理性概念中想要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即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工具理性进行改造重建理性，从而重建现代性的地位。
韦伯的思想是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韦伯一生的学术遗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理性的研究，柏森斯继承了这一路；另一点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卢卡奇、马尔库塞乃至哈贝玛斯等是其后学。“正如我们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明显看到的，韦伯是把理性化问题作为经济及国家行为系统来把握的，在此基础上试图从意识结构的高度（人格与文化水平）来说明理性化问题。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应把意识（最好是人）与日常实践之间的根据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从系统的理性化中彻底区分开来，作为它自身而得到尊敬。” [9](p124)
“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领域都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具体表现，而韦伯则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而且首先是反映在国家和经济这两个富有活力的核心部门当中。” [1](p186)韦伯将哲学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并赋予和扩展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将“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合理化过程”，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或者是成为能说明这种现实的根据。由此，从欧洲文明中生发的理性主义是否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以及塑造现代西方文明的合理化将会导致何种后果,就成为萦绕韦伯一生的两大学术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使得韦伯成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先驱。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是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11]
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看，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为后来的思想家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并为进行这种思考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平台。韦伯之后的现代性理论，甚至包括后现代性理论大都是通过对韦伯思想不同倾向的强调完成自身理论形态的建构，在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所以说，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已成为各种现代性社会理论重建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各种反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理论的起点。“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7](p59)哈贝马斯试图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把韦伯作为现代性理论重建的起点，正是要通过重新阅读韦伯来克服晚期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克服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反启蒙和后启蒙的有害倾向” [2](p130)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 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因而，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强调交往的互动功能，从“困境”走向“整合”，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不排斥前人的成果和当代人的努力，吸收百家，综合各家之言，通过论战，整合自己的现代性思想，把理论需要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重树社会人文科学的“权威”。
“由于现代认为传统是相对立的，因此，现代想在理性当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些自认为是现代的人，始终都在寻找一个理想的过去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即便如此，现在一种已经具有反思性的现代性，也必须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对这一模式的选择加以论证，并自己为自己建立起完备的规范。现代性必须根据自己所剩下的惟一的权威，即理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单纯在启蒙的名义之下，现代性就贬低并克服了传统。根据这种亲和力，黑格尔认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就是‘哲学的要求’。哲学，作为理性的守护者，则认为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 [1](p179－180)韦伯和哈贝马斯都是对合理性的诉求与现代性的维护的著名思想家。一般认为，从韦伯开始，悲观主义成了现代性话语中挥之不去的阴霾，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从合理性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注意的是，韦伯悲观主义的论调不等于韦伯就是悲观主义者，而对合理性的诉求与现代性的维护才是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真切的“心灵关怀”，反映了韦伯和哈贝马斯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乐观主义，而是具有深刻问题意识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