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置生态文明建设于战略地位，成为世界首个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执政纲领的国家与政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研究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的新学科，其内容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管理及其理论。将“生态管理”纳入中国现代管理及其理论的研究范围，是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补充与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拓和提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五位一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管理；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形成“五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五位一体”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是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应用，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新高度。理解和把握“五位一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在总布局中的特殊地位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和切实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以及充实与完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极为重要。
一、“五位一体”的内涵与意义
“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新认识与新内容之一，涵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构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关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五位一体”的内涵与特点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①在践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下，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其他“四个建设”相融合，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协调相互关系，稳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社会公正、生态优良的稳健、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五位一体”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新思路，是长期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具有鲜明的时代与理论特征。
1. 全面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与经验中不难发现，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内容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充与完善，由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再到融入了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五位一体”涵盖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掌控和规划的各方面。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得到突出体现。
2. 总体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规律性，不能只着眼于个别方面或个别环节，致使发展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
3. 开放性。内在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无法割裂，不断进行物质和信息的交换，既是对现代化事业的实践探索，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体现包容性发展的开放性。
4. 关联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建设是彼此关联、相互依存、不断促进的整体与系统，只有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形成协调、稳定、平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
5. 科学性。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到“五位一体”提出，总体布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切实、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规律认识的科学概括总结。“五位一体”既是统筹考虑现代化建设内在逻辑要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与总体布局的基本反映。
“五位一体”的实质内容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整体掌控与总体方略，其特点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五位一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并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趋于系统性与包容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基本内容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充实、丰富与拓展。
（二）“五位一体”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经过60多年的总结和开拓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从而更加适合、有效地应用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两个文明”。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人们思想上的某些迷茫，“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必要，提出了“两手一起抓”。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首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要求将民主与法制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同时明确阐述了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邓小平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敏锐意识到物质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创造性提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只手，只有一只是不行的，坚持两手抓，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两个文明”是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开端。
2.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代化建设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开始充实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并提出“总布局”的概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这三个方面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对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展开”。②2000年1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把政治文明建设纳入到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当中，正式将“两位一体”上升到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构成的“三位一体”总布局。
3.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升为“四位一体”。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表明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最新构成。而后，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了科学的界定，并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提升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方面，意在强化社会建设与管理，消除影响和谐社会的突出矛盾，形成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讲话中，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新概括为“四个建设”，从而“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而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并正式写入了党章。
4. 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概括为“五位一体”。2005年，（胡锦涛同志2005年2月19日讲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已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后，又提出经济方式应由原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原来“四位一体”的总布局，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并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向“五位一体”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伟大的创举，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首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建设目标与布局的执政党。
（三）“五位一体”论的意义
“五位一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它的确立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 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社会的形态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有客观规律性。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其发生作用的最终结果，都必然表现为某种程度与意义的“发展”，自然界是这样，社会领域也是这样。差异是社会的发展最终体现为民生。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也是如此，民生与发展立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问题导向，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构建一个合理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文明社会。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客观规律不断探索、认识与深化的过程。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再深化为科学发展观以及“五位一体”总布局不但是社会规律使然，而且是自然规律的必然！毫不奇怪，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类问题的认识，自然也是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探索过程，逐步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并不断深化与升华。
2. 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要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必须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出发，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把握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建成一条生活富裕、美好，生态健康、优良的和谐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与方面，既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即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所面临的基本内容。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建设健康、稳定、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有利保障。
3. 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五位一体”具体地对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做了总体布局与新的战略安排：政治制度层面，强调走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经济发展层面，强调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文化建设层面，要服务人民、树立先进文化意识；社会建设层面，注重民生与发展，发展是为了民生；生态建设层面，要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五大层面”几乎涵盖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基础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
4.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布局。“五位一体”开启了我国全面、系统、开放、深化的改革，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制度建设，全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切实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落实“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过去单兵突进式的改革，也不是忽视共享改革成果的改革，而是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领域的深刻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共享性，让各项改革综合配套、协同推进，在良性互动中形成整体合力，惠及民众百姓。
“五位一体”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与归宿点，建立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基础上，是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为前提和基础的党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确切表明了执政党在掌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方面的能力与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升华。不仅如此，“五位一体”论的确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层面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体现。
二、“五位一体”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五位一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布局，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不但为治国理政提出了新内容，而且为治理现代化创建了新模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的新学科，其内容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过程中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的各方面，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现代化事业总布局及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内容。
（一）生态及其文明建设与管理应当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围
生态及其文明建设与管理主要是被受人为活动影响、干扰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养护、改善、恢复和重建，是根据生态学进行的人工设计，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自然规律，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旨在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发展，生态及其文明建设与管理作为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实践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提高效率、科学发展、保护生态、服务社会，理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围。不仅如此，生态及其文明建设与管理亦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价值取向的影响，其建设与管理过程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支持与指导。另一方面，人文的复杂性、地域的差异性和生态与环境的多样性等多种因素也要求生态及其文明建设与管理应当置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视野之中。 （二）“五位一体”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核心范畴的具体化
核心范畴作为研究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要件性内容，能够充分体现该理论体系的特征、过程及其趋势，①“科学化”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其展开与实现是具体的、持续的，并不断丰富与完善。“五位一体”总布局战略不仅是科学管理的具体化，还是管理实践和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管理科学化的要求、方向与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忽视生态及其文明建设与管理，“大跃进”期间曾直接毁坏生态，造成严重生态破坏；“文革”时期，不仅“大跃进”过程中被严重破坏的生态尚未恢复，而且其后的“恢复与调整”时期刚刚有所喘息的微弱生态系统再次受到严重影响。新时期以来，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五位一体”，各方面建设开始得以全方位、立体化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与现代治理的原则――在基本要求上践行科学化，坚持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在落实上实施深化改革、统筹兼顾；在管理方面推进治理现代化；在发展目标上全面实现小康。这些重要内容与方面均构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核心范畴的具体内容。
（三）“五位一体”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论主线的操作面
理论主线是贯穿并渗透于学科体系一般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基本理论，其研究有助于明确该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实质内容与理论方向，也有利于加深对该学科及其理论的认知④。当今中国最值得探讨，也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民生不仅指生活与收入，还涵盖了安居就业、医疗保障、反腐倡廉、文化建设、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五位一体”的提出几乎涵盖了民生与发展的各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关键是发展，发展是多层面、多环节、多元性、多需求的，是民生的基础与保障，但概括而言，无外乎这五个大方面的“五位一体”。“五位一体”的践行与实施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管理，因此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理论主线的具体与实际体现。
（四）“五位一体”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内容的基本遵循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经验与理论系统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以及现代国学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五位一体”论是我党在总结历史、不断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出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的发展思路、战略与布局，其本质内容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实践、经验与理论的深化、细化与具体化，换言之，“五位一体”论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五位一体”论还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开放性、系统性、科学性与全方位性。管理活动体现在实践的各个方面、层次与环节。从改革开放初的“两位一体”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是认识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与理论日益科学化的过程，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五个方面都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实践性、科学性、全方位性的体现。
“五位一体”论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内容的基本遵循：首先，自古经济与管理不分家，经世济民、治邦理政之间相辅相成，政治与经济从来不可分割，如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质就是国民经济与市场管理。之所以现在一些领域经济与管理被分科，是为了解决知识的纷纭繁杂和学习效率问题。管理本身就应该是全方位、全覆盖的。其次，社会管理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既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也是协调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协调的思路与程度。管理（治理）能力（包括组织能力）是国家的软实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分工不断深化与协作日益强化的过程，亦是一个管理现代化与科学化的过程。国家机构自觉地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实行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保证国家政权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根本措施，当然也是现代管理的基本宗旨与任务。再次，文化是民族与社会的灵魂，是国家的血脉。文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的新发展，也是管理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必然选择。先进文化的意义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生态亦然，随着沙尘暴、荒漠化、雾霾、酸雨、垃圾、城市病等环境问题的出现，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越来越重视。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及管理被纳入“五位一体”，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方面，从而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增添了新内容。需要说明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管理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生态爱护、维护、养护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还涉及到各种组织及其结构、运作、产品等若干方面的生态化，管理主体、行为、过程的生态化，管理理念、绩效、效益的生态化等多方面，包括一系列的绿色理念与实践。
三、“生态管理”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现代管理学的研究以往基本上没有涉及生态管理的内容，而生态管理作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其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凸显其必要与重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把研究“生态管理”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与理论创新，深入研究自然生态管理、社会生态管理、精神生态管理意义重大。
（一）“生态管理”纳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理论界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后人类更高的社会文明形态，是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化解和改善经济增长对自然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于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科学、有序、协调、统一的关系过程中获得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我国一味地追求又多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忽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甚至放任对于自然与环境的损害。面对资源稀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侵袭，终于认识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重要性，开始培养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提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⑤。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以制度建设和治理方式的法制化为基础，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法制保障；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再一次对生态问题提出新观点：“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2015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更加明确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⑥从“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到“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到“环境就是民生”，其中的道理既深刻又明显，既客观实在又富有哲理。应当说，这些重要论述都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尊重自然的价值理念和治理经验。还应当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的生活不只限于丰衣足食，社会和谐，意识、文化、环境、生态的健康也是人民的美好愿景，党和政府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法治既是必要途径，更是制度保障。唯有依靠法治，依靠宪法和法律体系的切实践行才能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稳定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与自然之间协调程度低，无所谓生态管理，但人们出于本能对于生态与环境的崇拜与养护理念一直与社会的进步同行。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生态环境的负担与损害日趋严重，人们开始考虑如何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和谐共处。特别是当下的中国，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换取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当人们认识到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严重性时，生态文明的管理也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将生态文明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首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以高成本、高污染、高浪费换取经济增长带来的雾霾、酸雨、荒漠化等一系列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社会的内部矛盾及发展方式等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的就在于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破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科学化”呼应了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科学发展战略，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及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其次，为生态文明建设及管理的适合性、有效性与科学性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自然、与环境、与社会、与自己和谐发展的必然，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才有可能逐步减少并消除随物质文明建设产生的对生态环境的各类威胁与损害，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生活美满是人民的向往。这里，没有相应的制度与法规，特别是其引领与指导作用是不可能的。制度要外化为管理，法规本身就是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及管理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对于现代化建设既具有保障作用，又具有指导意义。再次，更加丰富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内涵，使其内容更完整、更具体，更系统、更科学。应当说，现代管理既是生产方式进步与发展的内涵，也是生活方式进步与发展的内涵。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如若离开了生态与环境，则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亦如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正在创建中的新学科，学科体系虽已成型，但具体内容与方面还需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对其内容与过程实施有效管理，不仅能更加科学、有效地推进“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的理论也能因此更丰富、更系统，从而展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更客观、更完整的理论内容与体系。
（二）“生态管理”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随着“五位一体”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生态管理在现代化建设与现代管理学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亦引起重视。作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学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无可选择地把生态管理作为重要内容与方面纳入了研究系统。
1. 生态管理的内涵。生态一词，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也指生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现今，生态理念渗透到社会与知识各领域，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涵义也越来越丰富，有时讲自身，有时讲环境，有时是内涵，有时指条件。
西方的生态管理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90年代成为践行和研究的热门。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依据不同机构和不同学者的研究，可以将生态管理大致定义为：运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特别是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科学技术规范人类行为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平衡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代管理理论虽已具体为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企业管理、风险管理、文化管理等，但尚未涉及生态管理。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我国生态管理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生态以及产业生态管理的研究方面，且研究成果鲜有系统性。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为生态管理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架设了桥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所谓的生态管理，就是运用相应、系统、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养护、改善、适应、协调生态与环境，以促进人与自然、发展与生态、社会与环境之间实现均衡的行为与过程。实际上，环境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精神生态等都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而是人文科学层面上的一种关系性存在，属于异质同构。精神生态影响着社会生态，社会生态影响环境生态，环境生态又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协同都需要通过管理达到和谐。
2. 生态管理的特点。生态管理不同于其他方面的管理，从总体看，其特点在于：
（1）和谐共存。生态管理的要旨在于实现社会组织与自然与环境的共存、共处、和谐，其基本理念包括以崇尚与养护生态环境为指导，采用合理与合适的方式方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或冲突，实现共存、共处、协调、友好，从而相对满足人们基于发展的需求。
（2）活动环保。人或组织应以最小污染从事各种活动，行为与过程实现节约、简约、集约、公约的绿色性，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协调与统一。
（3）方式科学。生态管理的科学性，包括理念、模式、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环节、层次。生态管理的方式、方法不科学，往往造成管理理念及组织的目标、计划、战略、决策等各个方面与环节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生态管理的科学性。
（4）责任主动。指组织或个人承担生态责任的主动、积极态度，包括关注生态环境的意识度和组织从事生态管理的外部实现度。组织和个人要注重自我社会责任、提升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把握好生态管理。
（5）协调共处。即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与自然生态之间形成优化型的和谐发展趋势。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单个环节与整体之间的生态性协调共进，是生态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人类本来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与命运共同体，“人定胜天”不过是一种志气，“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追求。
（6）生态管理的原则。生态管理是要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为实现生态管理的目标，包括国家、企业、家庭及个人应践行一系列生态管理的相关原则，构成协调共处的有机系统。
（7）天人合一。我国是具有悠久生态道德文化与伦理传统的国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朴素的生态道德文化，其中“天人合一”理念代表了中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与自然协调发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难困境”，“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生态管理提供观念遵循。
（8）以人为本。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和第一资源，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依赖人展开的。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也要尊重自然界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人自身。生态管理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把组织成员的精神生态培养至优良状态，组织内外的生态管理才能有效实施。此外，对人的尊重可以大大提高成员的积极性及其对组织的忠诚度，从而提高组织的和谐度、优化组织生态。
（9）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为维护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依据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的保护需求划定的需要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由于生态环境的物理与空间特征，生态管理主体必须注意并划定自然生态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生态“底线”。
（10）系统科学。系统性要求组织从生态的整体角度和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以保证管理的全面性和连贯性，有助于解决组织局部与整体的冲突，使得组织在横向方面具有统一性。科学性是生态管理的本质要求，即用客观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活动，它既是组织的制度面，也是其运行面，保证生态管理的正效性和有效性。只有在系统科学的前提下，组织的生态管理制度、模式、方式等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实现预期目标。
（11）多元联管。在实施生态管理过程中，组织内部不仅要规定职务或职位以明确责权关系，组织外部更要形成全社会总动员，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多角度实施严格的生态管理，异体监督、互相督促、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组织与组织之间达成共识，确立公约，多元联动，齐抓共管，促进生态管理科学、高效运行。
（12）过程绿色。生态管理的行为与过程应该体现并实现“绿色管理”，即以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消除和减少组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为前提，通过节约、简约、集约、公约等绿色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而进行全程、全员、全面的生态化管理。绿色管理的本质是搭建组织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联系的生态性桥梁，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指组织的绿色管理要运用先进的技术、工艺、设备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社会属性是指绿色管理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对组织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以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3）损害补偿。应依法进行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给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与损失的行为，必须对生态及受损者给予补偿。对生态与环境的损害不仅要补偿环境客体，即因环境受到损失的人，更要补偿到环境本身，如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草还牧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却是以高耗能、高浪费、高污染为代价的。应当承认，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质与根本在于管理体制不顺、管理不善，资源消耗在时间及空间上的矛盾、社会行为与生态环境在经济与发展上的冲突等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与完善生态管理进行协调与耦合，以使资源得到高效利用，人与自然既和谐又能持续发展。生态管理不仅可以保护、维护、养护自然生态，而且可以促进全民族生态道德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②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王毅武、李晓琳：《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④陈丕衡、张静：《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⑤引自：《习近平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载于《海南特区报》，2013年4月11日。
⑥引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习近平与贵州代表团审议讲话》，新华社北京分社，2015年3月6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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