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 面对腐朽衰残之中国，鲁迅呼唤恶魔一样的摩罗诗人，奋起建立新秩序。20世纪上半叶，“摩罗”诗人相继出现，他们揭露社会丑恶，深情抒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想象，祈望一个理想的中国，这些诗人对理想中国的书写与想象颇值得关注和分析。
一、线性时间叙述模式与未来中国预言
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书写多伴随着对现实中国的挞伐，形成现实中国与理想中国两种叙述并置之势。乍看来，并置意在由现实引出理想，然而，诗人借由并置建构出一种含蕴深沉思想、坚定信念的线性时间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中国、中华指称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方土地等意涵皆发生了退居，它被诠释为处于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流中的生命主体，苦难的现实中国是“现时”的中国，理想中国是它的“未来”。
郭沫若曾经为“五四”思潮振奋，把“五四”之后的中国想象成“年青的女郎”（《炉中煤》）。如果说像五四思潮这样的国家事件有让诗人憧憬未来的现实基础，那么内忧外患的国家状况则完全不具备构想理想中国的土壤。然而，仍然有一些诗人抒写理想的中国，并坚定地把它放在“未来”时间点上。臧克家的《不久有那么一天》作于1931年。当时本已破败的中国又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诗人热情抒写理想的中国：“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不久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特的变！天空耀着一片白光，黑暗吓得没处躲藏，人，长上了翅膀，带着梦飞，赛过白鸽翻着清风，到处响着浑圆的和平。”在诗人的叙述中，黑暗是“现在”的中国，不久后的中国光明和平，这种叙述暗示由黑暗到光明和平是中国的一个时间旅程。
力扬《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创作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当时许多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失望，诗人却提议大家应该为理想的中国歌唱，诗人写道：“当黑夜将要退却，而黎明已在遥远的天边/唱起红色的凯歌――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当严冬将要完尽，而人类的想往的春天/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我们为什么不歌唱！”诗中把现实中国比作黑夜、严冬，把理想中国比作黎明、春天，黑夜退却将是黎明，严冬过后必然是春天，这两组意象强调了黑暗、严酷的现实中国的“现时”性，预言未来中国是如春天般的理想国度。
在看不到希望、即便是憧憬未来都会被嘲笑痴傻、当作疯子的历史情境中，强调现实中国的“现时”性，把理想中国定位在未来，这种线性时间叙述隐含着对“中国”的坚定持守，同时，时间叙述弱化了理想中国想象缺乏现实基础的弊端，因为“现时”虽然是已然的存在，但也是必定完结的存在；“未来”虽然尚未存在，但必然存在，什么人、什么事件都无法阻止时间向前，中国必然会由现时走向未来，而那未来在诗人的预言中是理想化的未来。必须指出的是，“现时”与“未来”在线性时间流中表现为前后相继的连续关系。“未来”是现时之后的存在，也是持存的“现时”，生命主体在“现时”阶段的特性特质会在“未来”中保持或部分地保持，所以，对生命主体而言，由现时到未来其特性特质不会如两个时间点转换那样干净利落。现代诗歌对理想中国的预言悬置了这一点，它用时间分割出处在根本相反意义域的中国，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这种思维若延续到已经成为“现时”的“未来”则不免堕入流于主观意愿的叙事。
二、隐喻书写与未来的理想中国
未来的理想中国是怎样的模样？现代诗歌运用大量隐喻呈现出一个个极富体验性、有着浓郁诗意规定性的理想中国形象。
郑振铎的《我是少年》诗中，活泼进取的少年热情昂扬地奔向“光明的所在”；徐玉诺《在黑暗里》期望走进“光的范围”；沈玄庐《海边游泳》描绘的理想所在是分不出天与海“只是光明”的地方。除了用光明的所在隐喻理想中国，现代诗歌中频频用黎明、白日、太阳、春日等为理想中国命名。高长虹《黎明》描述现时世界：太阳被“几乎望不见的苍茫”遮蔽，一切都是苍茫，一切都是灰白色分不出明暗。即将到来的理想世界不同于现时世界的苍茫昏暗，它不是暗夜而是黎明开启的光明的白日。艾青《黎明的通知》用“经过一个冬季的春日的黎明”喻说新世界的到来。在对新世界的书写中，艾青不惜笔墨书写“太阳”：太阳发出“新鲜、温柔、明洁的光辉”，“把窗纸敷上浅黄如花粉的颜色”，太阳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欢乐，让一切生命在光明中飞翔。现代诗歌中还有其他一些美丽、生机勃勃的隐喻理想中国的感性意象，如周立波《可是我的中华》中理想中华是“山茶花下的金色的年头”，苏金伞《地层下》未来中国是“彩色的节季”、“音响的世界”。
隐喻有审美和认知两个维度。隐喻促成的认知，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把一事物等同于另一事物从而将彼事物的特性施加给此事物，这种替代式的认知注定了与事物的距离。现代诗歌运用隐喻书写未来的理想中国，通过一系列感性意象为理想中国命名定性，将其图像化、实体化，注重个体对理想中国的美好体验，诗意浓郁，但同时也使其理想中国想象审美大于认知。
三、理想中国想象与理想城市
一般认为五四时期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城市型国家。现代诗歌中的理想中国构想偶尔表现出城市与国家同体的思维：理想中国的具象化是理想的城市，城市的理想化转变代表着理想中国的到来。
沈玄庐《爱》想象的将来世界就是城市的场景：“忽然来到一处、只见两扇大门、一方匾额、上面写着‘将来世界’。左边两字‘工场’、右边两字‘学校’、更见空气中间/涌现一个极大的字、‘爱’”；“工人一对对、学生一对对；一式衣衫、十分歌吹。更不见有那个颜色上带些儿憔悴”。处于将来世界的“我”回望来时的门外，“烟尘里、哭声中、隐隐如山的骷髅堆”。凄惨、可怖的现实中国城市性征不明显，但是理想中国的具象化是有工厂、有学校、工人学生相互友爱、健康幸福的城市。戴望舒《我们的小母亲》预言理想中国的到来，写道：“机械将完全地改变了，在未来的日子――不是那可怖的汗和血的榨床，不是那趋向贫和死的恶魔的大车，它将成为可爱的，温柔的，而且仁慈的，我们的小母亲，一个爱着自己的多数的孩子的，用有力的，热爱的手臂，紧抱着我们，抚爱着我们的，我们这一类人的小母亲。” “榨床”与“大车”隐喻的现时中国指向建筑着工厂的城市，在诗人的描述中，现时中国向未来理想中国的转变，是充斥辛劳血汗的工业型城市向爱的城市的转变。何其芳《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叙述视野中国家与城市也表现出同体关联，国家遭受欺凌具体表现为无数城市被践踏蹂躏，国家走向光明要将城市唤醒，诗中写道，当“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看到那巨大的光明“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的时候，“我”面对沉湎于享乐、懒惰风气中的成都，决议将其摇醒：“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在这阳光灿烈的早晨”蒋光赤《过年》中称现实世界是“黑暗的囚城”，祝福颓唐悲哀的中国在重兴复振的一日变成“万花异锦的春城”，虽然其表达法修辞意味浓厚，但是国与城的同体思维在其中可见一斑。
书写理想中国在现代诗歌中虽然篇章不多，但是延传了半个世纪。这些篇章以真挚深沉的情感、具有感召力的关于未来理想中国的想象，给置身于苦难、易滋生颓废失望乃至绝望情绪的人们以激励与希望，堪称现代诗歌中的一道美丽风景。诗歌对未来理想中国的想象，尽管审美大于认知，然而，观照个体体验以及作为个体生存空间的城市的性质与样貌，至今仍具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