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藏区社会日益多元的文化发展和民族文化基质的现代开掘，以及多民族交融的不断深入，藏区藏族作家在不断超越过去封闭性、本位性较为明显的创作传统时，试图在现代多元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构建更为深广的文学意义。基于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意识和现代性视域的构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两个新的纬度――聚焦现代意识烛照下的文化冲突，构建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图谱。
[关键词]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现代视域；文化冲突；多民族书写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市场经济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之风向纵深发展，党和国家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战略部署带动了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建设的活跃和兴盛。在此背景下，地处西部的藏区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藏区社会受经济建设的活跃，交通、通讯的发展，旅游市场的开发，教育事业和科技文明的普及与进步，以及媒介引导和信息影响等多种因素的强势介入，不仅民众生活面貌有极大改变，精神视域也急速打开，藏区社会发生着迅猛深刻的文化转型。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伴随藏区社会现代化意识的日益深入，藏区文化结构中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文化因子，而文化因子间也持续地发生着各种碰撞、搏击。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必将构成繁复多棱的文学镜像――藏区个人主体意识形成与个性心理结构改变，传统与现代纠结交融，现实与信仰若即若离，文化冲突的叠现、文化精神的式微，引发藏区藏族作家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审视现实。如果说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以饶介巴桑、伊丹才让、降边加错、益西丹增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倾心地创作以政治抒情、政治叙事为主题的作品，以表达藏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喜悦，对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者的赞美感激，对现实的歌唱和对未来的希翼；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二十世纪末，以扎西达娃、阿来、班觉、索朗仁称、苍林、央珍、梅卓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在文化寻根和思想开放的文化热流下，注目于民族文化的发掘寻觅，企图在文化坚守中，把握住民族精神之根。文化叙事、文化书写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目标。然而，新世纪藏区文化转型的巨大变化，不仅催生了一批更富现代眼光和现代思维的藏区藏族新生代作家，也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成熟和成功的藏区藏族作家们刷新了创作视界，丰富了文学积累，增添了书写藏区多元世界，扩大创作视野的自信和能力，他们跳出政治叙事和文化叙事的创作旧路，探寻、开辟一种更富现代性和人类性的多元书写与文化共生的文学发展新路。在藏区藏族新老作家共同努力下，藏区藏族文学自将迎来文学书写的新局面。那么在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中，与之前相比在现代多元文化影响下藏区藏族文学创作获得了怎样的进步？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综观新世纪藏区藏族作家的创作，总体上呈现着新的状貌――在现代视域里关注并反映藏区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冲突，展示多民族文学书写的积极姿态，呈现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新维度。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给予阐述。
一、现代视域下的文学创作建构
文化进步往往先从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地带推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内地城市为核心的文化中心，实现了社会文化的成功转型。那么当文化变迁推进到边缘文化地带时，走进新世纪的藏区社会就迎来了文化转型的现实：社会生活模式改变；技术文明与商业经济活跃；交通和传媒发达；生活视界扩展；现代文明深入；个人主体意识觉悟；个性心理结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族群传统式微和宗教信仰危机等等，这些改变正是新世纪藏区社会文化转型的标识。文化变迁带来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新视野。在文化变迁中，一方面是藏区藏民生活形态与思想意识的变迁，给创作群体提供了清晰的文化镜像，提供了思考路径和写作资源；另一方面是现代文化意识为作家们烛照现代点燃了理性思想的灯盏。藏区藏族作家们的创作思维在应对文化转型和反映这种文化变迁的创作中表现出积极的现代建构姿态。顺应文化变迁的势头，关注藏区藏族社会生活，审视民族传统，让作家们选择了面向当下，走向现代的写作立场。因而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集体性地反映出显明的现代视野。
其首先表现为一种进步开放的创作意识和富于人类意识的书写情怀。在阿来、达真、万玛才旦、龙仁青、泽仁罗布（尹向东）、尼玛潘多、次仁罗布、江洋才让、白马娜珍、多吉卓嘎、才旦、格绒追美等等藏区藏族作家的创作中，他们超越了20世纪50-80年代的政治叙事和80-90年代的文化叙事，转入一种复调式的多元文化与多民族叙事的共声书写。阿来的《格萨尔王》不仅仅是对民族史诗的重述，更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原型品质作更富于人类意识的重释。在叙述格萨尔王的史迹时，既写英雄除妖降魔的伟绩，也写他滥杀无辜的暴行，于是解构了对民族传统之神的迷信，揭示了普遍性的人性弱点，民族自省意识昭昭于文。在《瞻对》中，他以现代批评家的姿态主动介入民族历史的反省：在叙述民族地域的历史中反映民族本位与“他者”民族交融的艰难跋涉；从民族“夹坝”精神透视民族性格心理的弱点；从国家权力对藏地族群的治理，探索多民族交融同一的可能性；并以现代眼光审视瞻对藏民在历史文化悖论的涡漩中沉溺久远，难融现代文明的生存困境。于是“族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获得了新世纪人类学理论中“将其置于建立在这些属性基础上的共同体观念（ider）中加以详尽阐释” [1]（P.4）的可能性。阿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无疑体现着一个有现代识见和理性思想的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怀思考。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在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族群与国家的多重主题意蕴中传达厚重的人类悲悯情怀，展示阔大的多民族国家想象。龙仁青的《失落的家园》、《光荣的草原》、何延华的《立春》、阿来的《空山》、《大地的阶梯》、泽仁罗布的《骑在马上》、《河流的方向》、达真的《康巴》、《命定》等等作品都迸射着现代理性的思想火花。
其次，这种现代视域还表现为作家们创作中借鉴现代艺术眼光，实现对民族艺术传统的超越和更新，从而使藏区藏族文学焕发出新的美学光彩，获得更具世界性品格的艺术表达的可能。在他们的创作中能看到藏族作家们“是怎样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开辟了汉语言文学新的语感，新的想象空间，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表达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诗意，当然也是更为文学化的方法。” [2]（P.206）他们借鉴并突破藏族传统文学“万物有灵”、“人神同构”的想象空间和单线叙事模式，将民族神性思维方法和历史传奇叙事或圆形叙事模式与现代寓言、散点透视、意识流、内心独白、回忆闪念、梦境书写、联想、幻象、隐喻、象征等等现代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结合，构成新的魔幻现实或非虚构传奇以及多重奏结构形态，营造出神秘莫测，如真似幻，变化多端的文学艺术境界，传达出鲜活而灵动的艺术美感。觉乃・云才让《披着袈裟的牛角》用梦境构造了一个奇幻鲜活的现实世界，现实人类的“陌生感”、孤独感跃然纸上；阿来的《梦魇》借荒诞不经的梦境写光怪陆离的城市文化形态下城市人的生存状态，隐喻和嘲讽直抵人类灵魂深处。次仁罗布的《杀手》、《传说》、才旦的《一对夫妻在阴世和阳世关于一个城市的对话》、《阴阳之界》、龙仁青《一双泥靴子的婚礼》、泽仁罗布《鱼的声音》、尼玛潘多的《紫青稞》等娴熟运用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在突破民族文学传统思维基础上不断花样翻新，都表现出对民族文学艺术传统的超越和创新，因而莫不意味着他们与世界文学的接轨而具有先锋性的品质和意义。其创作获得了现代意义的审美价值。 总体而言，新世纪藏区文化转型，民众生活行为与精神意识等文化基质的现代性开拓与构建，为藏区藏族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现实文化形态的参照物，也推动作家们建立起现代性的创作思维和文化审视的眼光。在这种独特而进步的思维和眼光下，关注文化变迁潮汐，以现代理性意识面对文化冲突的起落伏藏，成为藏区作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文学书写中文化冲突的现代审视
文化冲突是一个社会、一个文化区域在文化变迁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必定要经历的阵痛。同时“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3]（P.299）人类文化学家将文化冲突分为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或政党性以及集团性五种。在现代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结构中，新世纪藏区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前两种――区域性与时代性。区域性文化冲突指外地与藏区本土文化间的冲突，如城乡文化冲突，农牧与商业文化冲突，开放的中心地域与封闭的边缘地域间的文化冲突。时代性文化冲突指现代与传统、新与旧间的文化冲突，如思想观念的冲突、生活模式的冲突等等。在新世纪藏区藏族作家创作中，涉及的文化冲突的内涵表现大多集中于藏区伦理意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文化结构形式的保守与转型间的冲突。作家笔下的文化冲突表现得相当丰富真实。有旧家庭形式的渐变和解体，新旧婚恋观的博弈和建立：如多吉卓嘎的《藏婚》写一妻多夫藏族家庭，在现代文化潮中男女主人公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到新型婚恋观的建立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冲突的结果是男女主人公各自挣脱了传统的羁绊，而获得爱情的新生；有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冲突。次仁罗布的《前方有人等她》写藏族夏嘎老太的儿子在城市生活中沉迷变异，抛妻弃子，乃至欠债不还；夏嘎大学文化的女儿对此竟持支持态度，还因“挪用公款锒铛入狱”。老人无法接受儿女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变化，最终离开人世，灵魂去寻找死去的善良诚实的丈夫。扎西才让的《牧羊人的爱情》、索朗达尔基的《拜活佛》、泽仁罗布的《骑在马上》、龙仁青的《奥运消息》等等也是类似文化冲突的镜像。还有传统身份与现代身份意识的冲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尼玛潘多的《紫青稞》由城乡差异的对立写到新一代藏民对现代生活的认知与接受，在传统身份崇拜意识瓦解的过程中，展现藏区牧民在巨大的现代文化变迁中的徘徊、挣扎、醒悟和无奈。她的《城市的门》、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也都如此。也有农牧文化观与商业经济文化观的冲突。泽仁罗布《河流的方向》写康巴藏地小镇，民风淳朴、善良、真诚。当商业经济大潮兴起后，民风大变。人们为挣更多钱抛弃传统，制卖假虫草，给积压的松茸“美容”作假，塞钢钉铁丝等。科尼仓・索朗达尔基《信与不信的》、康巴作家群以康人署名的接力小说《弯弯月亮溜溜城》也有这方面的揭示。还有反映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生存困境的冲突。何延华的《乔庄新年纪事》写了藏区农村女性进城打工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不幸，以及她们在传统和陋俗之间的抗争与觉悟。新世纪藏区藏族女作家的创作大多都呈现了这方面的特点。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多吉卓嘎的《藏婚》、《尼玛石上》等即是如此。
在现代意识烛照下，藏区藏族作家深知“文化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在事实上改变着文化的结构，改善着文化的形态和内容，推动着文化向前发展。”[4]（P.183-184）所以，他们的创作反映出对藏区文化冲突的审视态度也是客观、理性和审慎的。
其一，他们能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文化冲突的根祗，评s文化冲突的本质。《藏婚》将文化冲突定位在现代婚姻与情感形式的召唤（即好好的朋友莲与活佛洛桑间专一温馨的爱情示范），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嘉措在大城市拉萨经商后接受的现代人生观、爱情观）与顽固的传统家庭生活结构与方式间的博弈。嘉措为寻找属于个人的专一爱情而背叛兄弟共妻的家庭；女主人公卓嘎在面对丈夫背叛家庭与自个寻爱的态度以及好好对爱情的执意追求下，而产生爱情独有的渴望。卓嘎的女性意识萌芽，意味着藏区传统家庭生活模式在新与旧的人生观、婚恋观的碰撞中解体，建立新型的婚恋观和新型家庭模式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①。
其二，作家们在文化冲突的现象揭示和文化意义的价值评估方面能取发展进步的姿态，超越民族性传统型的思维逻辑，而获得现代性视野，更富人类性情怀。万玛才旦的《第九个男人》写一藏族女性在各种物质和精神的诱惑下，命运的起起伏伏。这个女人对生命和性的态度，他的男人对她的态度无不透出一种豁达而开放的胸怀。虽然藏族对性的观念较为开放，但女人为个人的欲望而放逐性，却能取得丈夫的理解或大度，其人性关怀的量度远远超过个人情感的尺度。女人违背民族传统的价值选择，男人对这种价值选择的认肯都是对“生命第一“这种现代人类意识的趋同。
其三，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或影响，比如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形成的对正面性肯定，对负面性回避的态度或者作家深入生活的局限，又或者传统创作中常见的“团圆意识”的影响等等，藏区藏族作家面对尖锐或激烈的文化冲突，往往会以一种传统的甚或宗教的态度规避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而以一种圆融、柔性甚至简单的文化渐变形式给作品或人物留一个圆满的结束。泽仁罗布的《骑在马上》写藏民嘎绒在草原文化转型过程中，由牧民到马背邮递员，再回到领工资的牧民身份。主人公做马背邮递员时精神需求获得极大满足――受到大家的欢迎、敬重；物资上也获得极大满足――成为大家羡慕的领工资的“公家人”。然而经济发展起来，各乡修通了公路。马背邮递工作被机械化三轮摩托车替代。嘎绒虽然有退休工资，但生活又回到草原牧民模式。嘎绒的失落和伤心并没有被放大或缩小。他每月仍按当年邮局给大黄马的待遇――“自己掏钱买三十斤胡豆”喂马，以此安抚那个失落的心。文化变迁没有冲突、没有敲打，主人公的人生、命运、性格、情感的变化有起有落，但总是柔性的、随应的、和风细雨般的。多吉卓嘎《藏婚》里的人物最终都有了文化意识的觉醒和生活形态的改变，都找到了自己美好的或者合适的归属。作品传递的信号似乎通过文化冲突达到文化转型和文化进步既是必然的也是简单容易的。文化冲突或许还应该有更为强烈甚至急风暴雨式的表现，文化冲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悲剧的。但作家们凭着民族文化奠定的精神信念和生活处理艺术可以将此处理得平淡、柔和，圆融。或者将冲突的剧烈、残酷以藏族独特的宗教式的方法稀释，或者放在更加现代性的思考场阈作开放性的处理。《前方有人等她》中夏嘎老太的现实困境，在生命的最后被灵魂“寻夫”的愿景消解，没有悲伤，只有圆满。《紫青稞》中的文化冲突是剧烈的残酷的，传统无法挽回，乡村终究失守。作者为消解这种残酷和绝望，总是在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乡村与城市间尽力地调和着矛盾冲突，将绝望隐没而凸现希望。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各得其所，因果分明，希望与绝望同行。正是如此，所以当主人公们在文化变迁中不适、无助、落寞甚至无所改变时，作家们流露的感情往往总是一缕淡淡的、轻轻的忧郁、伤感或者遗憾。像阿来的《三只虫草》、龙仁青的《奥运消息》、扎西才让的《牧羊人的爱情》都是以此态度化解冲突，表现出现代性的宽广胸怀和理性智慧。 三、现代国家意识关照下的多民族文学书写
百年以来我们由文化意识上的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想象，进而在体制上完成了中国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建构。“一旦某个国家在政治上成立，得到国际社会承认，那么无论这个国家内部有多少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和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生活习俗，它都应该被视为一个民族”[5]（P.29） 这是在政治意义上阐释的多民族现代国家概念。这个概念确定了政体上的国家完整性。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3]（P.305）对中国而言，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即中华多民族文化体系。因此，民族同一，发展进步，交流融合已成新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在此大趋势下，多民族文学书写也成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维度。就如中国古典文学随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而逐渐融汇、壮阔、丰满一样，各个少数族群作家的创作已经汇入中华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共同体中，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多姿多彩的斑斓景象。所以，从某种特定意义上看，藏区藏族文学创作必然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构成部分。与以前相比，新世纪藏区藏族作家们在关注和融入多民族文学创作方面是取了积极进步的姿态。他们的多民族书写既反映了作家们基于现代理性的民族认同意识，也证明通过文化冲突，文化变迁必将达到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现代科学规律。
新世纪藏区文学创作呈现的“多民族书写”概念主要含蕴了四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汉族作家或其他族群作家写藏区和藏族同胞生活的作品。比如，非藏裔作家有藏区生活经验，或有长期藏区生活经历，或者了解藏区历史、文化、生活，擅长写作藏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马丽华、泱风、刘金元的散文；裘珊珊、何马、杨志军的小说以及彝族作家俄尼牧斯写藏区生活的作品等等即属此类。这类藏区书写看重的是异域风情形貌的涉猎，给予读者的是一幅文化场景的绘制或一段生命历程的体验。对作者而言，他们更想传达的是中华民族地域广袤，族群众多，生活样态丰富的文学认知。所以文中不乏对藏地景物风土、对藏民生活与历史的溢美性书写或猎奇性书写。于是，《藏地密码》带给人们无尽想象和渴望；《藏獒》因动物而及人，延伸了对一个边地族群无由的好感；《我在天堂等你》更是从一个政治命题上，开掘出对藏地、生命、爱情、民族的复调意蕴，使艰苦的生活、苦涩的爱情在藏区绽放幸福的花儿。
二是藏区藏族作家写非藏区或者非藏族生活的作品。比如阿来的《梦魇》，写的是现代内地都市和现代人的困惑，并不涉及特定藏区或汉区生活。仁真旺杰的创作或者写彝区生活和彝藏交融，或者写居处藏区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如《姨父汪怀明》、《藏寨里的一双汉族老人》。泽仁罗布的小说《举起你的手》写了现代城市一对父女（族裔不明）在价值选择上的冲突，并未呈现任何藏区生活经验或藏区藏族生活痕迹。但是这类书写更多地表现了现代文化带给民族融合的客观现实，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现实必然性。
三是藏区藏族作家写藏区藏族生活或藏族与其他族群共同生活的作品。由于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和现实，藏族作家的创作不仅仅写到本族群的生活、历史、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写到生活中“他者”族群在藏区的生活以及藏裔族群与之交流、融合、涵化的过程、形态等等。比如达真的《康巴》、《命定》、《落日时光》、《放电影的张丹增》、泽仁罗布的《空隙》、阿来的《瞻对》《空山》等等都写了藏区多民族交流融合，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与现实；多吉卓嘎的《藏婚》写了汉族女子与藏族男子（好好与嘉措）的爱情纠葛，也写了汉族女子莲与藏族活佛洛桑的美好婚姻。
四是藏裔作家与多族性作家写藏区的生活。比如，以康人署名的《弯弯月亮溜溜城》就是由二十一位分属汉、藏、彝、回、土家等不同族裔的作家接力创作的反映康巴藏区生活和康巴人情感的长篇小说。还有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父辈或祖辈早已实现了民族混血的事实。在藏区的藏族作家中有不少的出身背景属于藏汉融合，藏苗融合、藏羌融合、藏回融合等等多种民族混融情况，还有的是出身于藏地成长于内地，有的出身成长于内地生活创作于藏地，以及祖辈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如此即给他们的多民族书写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源泉和多彩的民族生活摹本，为他们夯实了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基础。
综上所述，新世纪藏区文化转型使藏区藏族文学创作有了突破的契机。构建现代视域，关注文化变迁，呈现多民族融合现实成为藏区藏族作家的创作自觉。在现代视域下藏区藏族作家们理性地审视历史，面对现实，开掘思想，书写人类意识，抒发家国情怀。这一切构成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丰富而现代的新风貌。
注释：
①事实上文化冲突的存在是长久而复杂的。英籍华人作家书云的纪事文学《西藏一年》写到2008年他们在距拉萨不远的江孜县驻地拍片一年，现实中接触到的一妻多夫制家庭并不少见。这种形式的家庭在改革开放前大多禁止了，可改革开放后又在民间普遍出现。类似汉族过年放爆竹的习俗禁而不绝，卷土重来。藏族女作家格央在其散文集《雪域的女儿》之《八廓街的康巴女子》中也写到拉萨城里经商的女性吉央、宗措的嫂子等新世纪的藏族女性都组成了一妻多夫家庭。这种情况恰恰说明文化存在的顽固性，文化改造的艰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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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