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天津而言，自开埠之后，城市化便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至民国，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商埠都市。在天津城市化过程中，报刊成为最直接记录、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载体。在报刊的城市书写中，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本文以民国时期天津《北洋画报》为例，分析城市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一、媒体人的国家想象
《北洋画报》由冯武越创办于1926年，前后共有五任主编：张I子、童漪珊、刘云若、吴秋尘和左小蘧。虽然五位主编风格不同，使《北洋画报》在定位与风格上有些差别，但总体上都体现了《北洋画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的宗旨。
在传播时事方面，《北洋画报》创刊人及其诸位主编都采取直面社会的态度，对于民生凋敝、外国势力肆虐等社会现实并不避讳，会安排一些版面用来刊发抨击社会现状的文章，如1927年1月5日刊登《很有用意的两个人名》：“迩来东亚病夫，病势沉重，周身发热，头脑昏迷，四肢麻木不仁，皆因下部溃烂，作赤色之故。其东西邻人，以债权关系，睹状异常不安，深恐病夫一旦不起，则将大受损失，因派医士二人，为之诊视。其一名为‘助分立’，得此人之助，则病夫可以截而为二也。其一名‘乱（京音，应读如烂）波生’，谓彼来则祸乱将除之以生之谓也。二人均主张将病夫剖而为二，谓如此尚有一线希望，下部虽已不堪问，而上半截或不再受影响而得生存，此种斩钉截铁之医术，不知其何所本，病夫子孙，不忍亲睹病夫生受腰斩之罪，业已一致反对云。”该文深刻揭示了中国饱受外国侵略的现实，并对当局进行嘲讽。刊发这样的稿件，足以昭示《北洋画报》媒体人对民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态度，以及对时事的反应，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反思。
除了刊登抨击类文章，《北洋画报》的媒体人也会从传播正能量的方面考虑，刊登一些具有积极因素的新闻事件，目的是为了引领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以期达到民族强盛、国家兴旺的终极目的。例如《北洋画报》媒体人在社会新闻版刊登很多关于国民体育方面的消息，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儿童健美比赛、女子运动会等方面的新闻。如1937年5月11日画报社会新闻版，刊登了两幅女学生体育比赛的照片：华东九大学运动会一百及二百公尺赛跑第一名，许美英小姐；京市九届小学联运会铅球第一名，阮文卿。女运动员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整体展示出来的是健康的美，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又如1937年6月1日刊登了“上月廿九日在平中山公园举行之平市儿童健美比赛大会”的照片，向社会传递一种正能量：强身健体要自儿童抓起，民族焉能不兴旺。再如1937年6月3日刊登天津全市中小学春季运动会开幕日会长凌勉之致辞与小学生表演团体操之情形的照片，同期还刊发了笔名为左右的诗歌《津市中小学春运会杂咏》，其诗序云：“津市中小学春运会开幕之日，因天气炎热，当主席致辞时，谓此次运动会可一洗外人讥我为病夫之污点，……”虽然左右的诗是讽刺主席致辞时就有学生晕倒的事，但诗序还是透露了当时社会对举办运动会，对洗刷“东亚病夫”的民族期许与追求。
总体说来，《北洋画报》刊登传播时事的文章，风格不同，内容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建构出媒体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即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结束饱受侵略的命运，希望民族兴旺、国家强盛。
二、投稿人的国家想象
《北洋画报》文艺版刊发了很多社会文人撰写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戏剧、话剧、影视等方面。其中某些评论文章，不仅昭示出投稿人的文艺主张，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戏曲评论方面，如1937年5月8日《北洋画报》刊发乙威《赶三之幽默》云：“余写后，曾附识云：‘史载义伶甚多，谏伶则未有也。实则谏为伶人天职，义以近私，谏则近公，大小有不同也。教育家居恒告吾人于大处着眼。处廿世纪中，伶人亦社会教育家也，能不以身作则，着眼大处哉！’……本以旧剧题材，多猥琐之事，不如着眼国家兴亡，忠奸果报，评其来龙去脉而表演之。……乃悟有权势者，不喜闻人讽谏，惟有趋幽默之一途耳。”撰稿人乙威认为，戏曲演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教育学家，应承担起教化之责，通过自身对剧本的演绎，通过诙谐的方式，着眼于国家兴亡、忠奸大义，继而针砭时弊。乙威的文章传达出他本人对戏曲从业者的期望，也折射出他作为社会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即国家兴亡，人人有责。
话剧评论方面，如1937年6月1日《北洋画报》刊登一张北平剧团公演之“阿Q正传”中阿Q向吴妈求爱的照片，6月8日刊登已非的《阿Q上演失败》：“上月廿九、三十，北平剧团上演《阿Q正传》于长安戏院。观客中有坤伶李桂云，对李艺员所饰之阿Q，大呼有趣，于是乎乃知阿Q上演之失败。盖鲁迅原作，实用阿Q代表一般‘精神胜利’之中国人，若仅‘有趣’而已，是不啻与原作者以污辱！原作之精神，阿Q实为一令人哭笑不得之人物，若编剧者仅为‘生意经’，殊无以对九泉下之鲁迅，更无以对热心之观众！据余所知，阿Q剧本有四，为许幸之的，田汉的，袁梅的。许剧为六幕，场面有过剩之嫌；田剧为五幕，牵扯太多，已失原作之精炼；袁剧系以绍兴土语写成，鲁迅生前已予以确切批评，兹从略。然以上三剧本，虽失之冗泛，而于剧中人个性尚无大差。北平剧团上演者，具三本之短而无其长。剧本人物减少至十二个，此或为‘经济’关系？而十二人中宾主不分，则为不可原恕之失败。阿Q虽做到‘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之程度，而实际亦不过可憎与无味而已。至于行动之可笑，仅属旧剧中之‘小丑化’，诚不足与言艺术也。”《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在小说里传达出鲁迅对民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对民族精神的反思，映射出的是鲁迅对国家、民族的想象与梦想，因此话剧版的《阿Q正传》也应秉持这一原则，体现这一精神，继而昭示出话剧界对国家的想象与梦想。已非在文章中批判了“有趣”版《阿Q正传》，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改编、演绎，完全颠覆了鲁迅本意，对于针砭时弊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有害的。评论人已非极力批判“戏说”式的文本改编，反映其对鲁迅先生之于国家、民族想象与梦想的认同。
影视评论方面，如1937年6月29日《北洋画报》刊登署名轶庵的《谈国际影星罗朋》：“国家固不能舍国际以独立生存，艺术事业，亦不能舍国际而单独进展。电影出品，受国际之影响尤巨。往日国之败类，以电影为业者，往往暴露我国及国人之污点，以取媚外人，以冀多所获利。今则人民知识日高，团结日固，对于此种有辱国体之举动，莫不疾首痛心，深恶痛绝之。且有爱国之士，欲从电影一途，以发扬民族之美德，一洗从前之污垢，而争荣于国际。但此志可嘉，而进行则稍感困难。盖电影一项，编撰剧本易，选任演员难，诚欲发扬民族美德，非有富于才艺，情感热烈之青年演员，不可以成其事。故历年来，京沪港各制片公司，努力从事，苦心孤诣，虽制片甚多，然在国际影坛，一露头角者，仅《渔光曲》一片耳。夫《渔光曲》一片之佳，端在演员支配之适当，且能痛刷我国影片充满舞台化之疾病。”电影《渔光曲》已难以见到，对它的剧情、艺术成就也难以评价。但据此文可知，《渔光曲》在当时国际影坛是极为成功的，其成功原因是弘扬了民族美德，洗刷了舞台化弊病。通过对影视界状况的批判，对中国电影的反思，足见轶庵认为电影应当弘扬民族美德，应当以弘扬民族美德的电影争荣于国际。这是以轶庵为代表的民国影评人的国家想象，具体而实际。
《北洋画报》的评论文章对发生在城市中的文艺现象进行批评，并在批评过程中建构出民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总而言之，《北洋画报》作为城市书写的一种类别、载体，构建了媒体人与投稿人两类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折射出民国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与梦想。虽然民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有着时代性、具体性，但从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角度而言，又与现在的“中国梦”是相通的，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