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之后，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新中国”不但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想象，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文化共同体”。1950年代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关于“新中国”的国家想象与文化认同，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对当时的这种诗歌写作进行重新观照，可以发现一些有意味的话题。
一、断裂式的时间神话与颂歌模式
“新中国”的叙述体现了一种断裂的时间观：现在与过去是不同的，两者之间不仅是一种物理时间上的区分，更体现着一系列价值上的分野，比如新/旧、美/丑、善/恶、进步/腐朽、光明/黑暗、欢乐/痛苦、胜利/失败、自由/奴役等等。如此，“新中国”不但是一种现实、物质的存在，更具有了未来性，代表了对诸多正面价值的向往与追求，成为了“理想”的表征。这里面最具典型性的表达，当属诗人胡风长诗题目所说的“时间开始了！”也就是说，时间是从现在开始的，此前的时间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生活才有意义，一切需从现在开始算起。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写道：“终于过去了/中国人民的哭泣的日子，中国人民的低垂着头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中国最后一个黑暗王朝的统治！”这样一种“新”与“旧”的对比，成为许多作品的潜在逻辑，具有普遍性。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中写道：“我爱我的祖国/他多难/他美丽/他前途无量/祖国的阳光是这样温暖/正因为他的黑夜/阴风惨惨/祖国人民今天这样地尽情欢笑/正因为他们的昨天/灾难重重”。这里面“阳光”与“黑夜”、“昨天”与“今天”的比照，“前途无量”的指认，均体现着一种“时间神话”，时间本身被赋予了价值，成为通体透明的光辉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具有歌颂主题：歌颂新中国、歌颂新时代、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共产主义、歌颂美好未来，等等。与此同时，诗歌写作也大致形成了一种“颂歌模式”：情绪饱满、热烈、激情满怀；内涵明朗、单向、直白，对抒情对象有着无条件的热爱，对未来充满信心；朗朗上口、适合朗诵。王莘的《歌唱祖国》首先是作为歌词存在的，很多人也把它当做诗来读：“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它的确比较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诗情、诗意。贺敬之的长诗《放声歌唱》所体现的“放声歌唱”的主体姿态在那个时代是具有普遍性的，其诗歌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情绪，表达了对“新中国”的认知与期待，体现着时代的“共名”。
二、一元化的权力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各个层面均逐步进入了一体化的社会改造进程之中，整个社会被高度组织、动员起来，如方之中的诗句所说：“新的人民国家，新的中央政权，金碧灿烂。有如初生的太阳！他要求我们高度的统一性，组织性。”（《人民军队的大宪章》）这种“统一性，组织性”既是一个建构、不断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标准和规范，形成了对诗歌写作的题材内容、价值取向、美学风格等的规训与选择。红旗、太阳、北京、天安门、毛泽东（毛主席）等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核心意象和关键词，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体”是大于“个人”，“大我”是高于“小我”的，甚至可以说，是不需要甚至不允许“小我”存在的，只有“我们”、“人民”而没有“自我”，诗歌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政治的标准成为衡量诗歌作品价值的最重要和最终的标准。当时文艺政策的权威阐释者周扬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指出：“我们需要的是人民的诗歌。我们的抒情诗，不是单纯的表现个人感情的，个人情感总是和时代的、人民的、阶级的情感相一致。诗人是时代的号角――抒情是抒人民之情，叙事是叙人民之事。这就是我们的抒情诗的基本特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6号）这是一种复数、集体、“人民”的文学，也是唯一“正确”、唯一“被允许”的文学样态。诗歌是被纳入到政治考量的整体棋局之中的，它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枚棋子，看似浪漫、自由，但实际上无时不受到“规则”与“意志”的掣肘。
故而，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诗歌事实上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的，诗歌其最大的价值是证明和宣传政治目标与任务，诗歌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祖国、革命、理想、人民、未来、共产主义等庞大、重要的社会议题，诗歌存在的意义必须是以紧密围绕在权力周围、“为政治服务”为前提的。这既是一种制度设计，同时也是诗人们或主动或被动的一种现实选择。袁水拍指出：“当诗人歌颂祖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领导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爱祖国的主题是和爱我们的国家制度、党和政府的政策相结合的。”（《诗选（1953.9―1955.12）》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一时期诗歌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整个社会由一个个的同心圆所组成，权力核心形成一个具有超强吸附力的黑洞，这是一种一元论、权力至上、权力崇拜的结构，因而也必然出现对国家形态、社会体制甚至具体个人的过度、无原则的拔高与神化。这其中对于政治领袖的崇拜便极具典型性，许多诗人写诗抒发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崇拜之情，处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之中，这本属正常，但是当这种情感脱离了正常、理性的轨道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极端、非理性、狂热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这种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初露端倪，到后来的“大跃进诗歌”、“文革诗歌”中愈演愈烈，登峰造极。诗歌本应是最为注重个性、抗拒权力异化的，现在却加入了对权力的顶礼膜拜，诗歌本应是最注重自由精神的，但现在却被纳入了一元化的权力格局，甚至为之欣喜若狂、“放声歌唱”，这不能不说包含了深刻的悖论与反讽。
三、乌托邦叙事及其限度
1950年代诗歌的“新中国”叙述被寄托了“当家作主”、公平、正义、民主、繁荣等公众期待，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绝对的美好，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如严阵的诗歌所说：“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这代表了人类一种美好、纯粹的理想，但也包含着内在危机。在这里，一切都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要么光明、要么黑暗、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要么黑、要么白、要么善、要么恶，“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然而，不能不看到，世间万物是极端复杂的，上述的简单化描述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这种过于“纯粹”、过于“纯洁”的观念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一种一元化的强权、专制逻辑，如果不是以理性和客观规律作为基础，如果没有对自身的反思、反省，很可能造成社会生活的灾难，造成对“人”本身的压制和践踏，“美好”的想象可能走向其自身的背面。
如果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看到这些政治抒情诗其主体性是缺失的，在这里“政治”是大于“诗”的，甚至可以说政治取代、僭越了诗歌，诗歌本身只是从属性、工具性的。它表达的是关于国家/革命/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位一体的激进、浪漫、不无狂欢意味的想象，体现了一种历史转折期的乐观情绪，但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现实基础、难以实现的主观狂想，它即便不是盲目乐观，至少也是过于乐观了。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表述固然很“浪漫”、很有“诗意”、很有“煽动性”、很能“鼓舞士气”，但事物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想当然的臆想到最后往往不得不吞下现实的苦果。“人民的文学”自然值得提倡，但它仍需要以“人的文学”为基础，以“人”本身为目的，以个体的存在、个人的价值为前提，否则，“人民”就可能被抽空、悬置而成为一个词语的空壳，形成写作中假、大、空的现象，造成艺术上的失败。而今，回头去看1950年代诗歌的国家想象与抒写，不得不说其包含的艺术教训要远远大于其成就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