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前研究状况的简要回顾
1930年杨晦发表了第一个《当代英雄》全译本（从英文转译），1933年温佩筠从原文译了莱氏的大量诗作：长诗《高加索之囚》、《恶魔》、《伊斯麦尔・贝》和抒情诗《铁列河的赠品》、《金黄色的禾田波动了》。
三四十年代译介莱蒙托夫的还有孙用、葛一虹、李秉之、戴望舒、傅东华、孟十还、戈宝权、余振、穆木天、李嘉、张铁弦、之汾等人。其中，戈宝权翻译了18首抒情诗和《童僧》的两个片段，而且既译又论且编。余振在上海光华书店推出了我国第一部《莱蒙托夫抒情诗选》（1948），纳入113首诗歌。
二、新中国的前30年
三、新中国的后30年
1980年代莱蒙托夫诗歌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大进展，便是1989年三部高校教材的同时登场：人民文学出版社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第一卷）（据查，系周敏显执笔“莱蒙托夫”专章）、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宪宗著的《俄罗斯文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徐稚芳著的《俄罗斯诗歌史》。三位资深教授篇幅不等地对菜诗所作的宏观研究。标志着我国莱诗研究的新水平。周文强调在莱诗中“悲观失望与渴望斗争的要求总是结合在一起”，对莱诗的艺术造诣阐述得扼要而到位。于著视野极宽，从与普希金对比的角度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断，如“普希金始终是民族主义者，而莱蒙托夫则是革命思想的真正的代言人”、“综观莱蒙托夫的长诗，按别林斯基的评价，它在艺术上是不及普希金的，但思想上远比普希金的深刻”等等。徐著在对大量莱诗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挑战了把莱蒙托夫定格在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阶段上的传统观点，对莱氏的浪漫主义长诗始终保持的艺术特征有着深刻而自信的把握。
（二）20世纪90年代。1991年第4期的《外国问题研究》上刊载了由李万春撰写的专论《中国的莱蒙托夫文学翻译与研究》，除概述近百年来我国的莱蒙托夫的翻译和研究外，首先提出了余振由于50年的辛勤耕耘已成为译介莱蒙托夫的集大成者或奠基人（的思想），他引用了比余振起步更早的莱诗的译介权威戈宝权的话“我国多年来致力于翻译介绍莱蒙托夫诗歌作品而且卓有成就的人，当推余振同志”。这一论断也得到后学顾蕴璞在1985年《莱蒙托夫诗选》“译后记”中的一句话：“译者除新译外对余振等前辈的成果曾有所借鉴”的佐证。
另一个新的景观是涌现出一批有研究实力的后起学者，启动了_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使我国的莱诗研究不但比新中国的前30年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外为中用”上比后30年中的前20年也有了超越，不但渐渐向诗的本体研究发展，而且开始走上一条视角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主题的视角（如”死亡”）、主体性的视角（如对“自我”与读者群的关系）、语义的视角（如“奇异”、“幸福”）、意象的视角（如“莱蒙托夫诗的意象结构”、“《帆》的意象性特征”）、文化的视角（如“俄罗斯母题”、“俄罗斯文化宇宙观”）、比较的视角（如与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比较）等。
对意象和象征研究的普遍重视，也是新世纪的新景观之一。李华在2003年第6期《辽宁师专学报》上的论文《试析莱蒙托夫抒情诗的意象性特征》分“形象性特征”、“概括性特征”、“音乐性特征”、“象征性特征”四个层面加以阐述。2000年第4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马福珍、麻秀丽的文章《论莱蒙托夫的艺术特色》和2004年第4期《俄语学习》上朱晓燕的文章《莱蒙托夫中的颜色词》两篇文章虽然没有提意象一词，但所分析的音乐美或色彩美都属意象的范畴。2002年第3期《国外文学》顾蕴璞的文章《试论莱蒙托夫诗的意象结构》提出一个新看法：“莱蒙托夫素以感情炽烈和意象丰美著称，历来论者对他炽烈情感论述有余，对他的丰美意象却关注不足。”该文从“意与象的组合模式”、“时空的转换模式”、“虚实相生的机制”、“意象群的总体效应”、“意象的对比”、“特征性意象的复现”6个视角对莱诗独特的意象结构进行了剖析。这虽然仅是一家之言，而且成功与否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已是以中国的传统诗论与境外诗歌现象接轨的有益尝试。作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从景生情和象生意的角度对《帆》的意境作过变奏式的动态分析：从“雾海孤帆”、“怒海风帆”到“晴海怪帆”（见《世界名诗鉴赏金库》，妇女出版社，199l，许自强主编，611页）的三种意象组合，正是体现了他关于莱蒙托夫诗歌意象结构的上述构想。
结语
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总的看来，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莱蒙托夫诗歌研究的业绩，如果分三个层次来盘点，那么低层次研究（介绍性研究）最大，中层次研究（赏析性研究）次之，高层次研究（理论性研究）最小；如果按作品体裁来评估，那么抒情诗大于长诗（除《恶魔》、《童僧》外，还有不少长诗尚未有人涉猎），即使抒情诗，也过多地集中在《帆》等几首最有名的诗上，而且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如果按社会历史分析和文本的审美分析两个因素来衡量，那么文本的审美分析（包括文本的考证分析）弱于社会历史分析；如果拿宏观性研究和微观性研究（指莱蒙托夫诗本身）两个侧面来比较，那么宏观性研究（包括如今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呈强势的文化视角研究和平行或影响的比较研究，包括莱诗与音乐或绘画的比较研究）弱于微观性研究，特别是“中俄文化比较视野中的诗人莱蒙托夫”这个母题（包括中国对他和他对中国的影响），还是一块基本上未开垦的处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