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杜甫有许多负面评价，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初大师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各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学攻王学甚力。名理之学即今天所谓哲学，诗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看待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要从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将王夫之还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则可以发现，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体现了他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对只知学杜却不能正确学杜的明代诗人多有批评，由此对杜甫也有诸多负面评价。这些评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评价特别是对明代学杜之风的批评，也确能见出王夫之独到的诗学眼光和意在扭转旧学风的担当意识。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分析与了解杜诗的精髓，而是随便从杜诗中抓一点东西就说是学杜，并以此为荣。他们学杜只拘泥于死法，生硬地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法，不懂得学其神韵，灵活创作。王夫之反对这种把诗歌推向模拟蹈袭死路的复古诗风，对他们学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汗蔑更无一字矣。批评刘辰翁、谢杭得、虞集等人对杜诗胡猜乱度。
王夫之认为诗贵在含蓄蕴藉，藏锋不露，而杜甫的一些诗句多为直白语，缺乏诗的风情韵味。那些盲目学杜的人一味圣化杜甫而将其诗歌中的不足也当作优点学习。王夫之评《漫成》: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堕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学杜之人若盲目学此俗白无诗味的写法，真是学之者拙，似之者死，无疑会导致竞学杜而不复有杜的悲惨局面。
王夫之认为，明末杨维祯就是一个善于学杜之人，评其《送贡尚书人阁》说:铁崖起以浑成易之，不避粗，不畏重，询万里狂河，一山砒柱矣。观其自道，以杜为师而善择有功，不问津于夔府之杜，苑外江头、朝回日日诸篇，真老铁之先驱，又岂非千古诗人之定则哉?杜云:老节渐于诗律细，乃不知细之为病，累垂尖酸，皆从此得。老铁唯不屑此细字，遂夺得杜家斧子，进拟襄阳老祖，退偕樊川小孙，不似世之学杜者，但得其咋醋眉、数米舌也。王夫之认为，杨铁祯不学杜之毛病细，究其意，杨维祯不学俗人喜好的杜诗，故而成就了自己。这才是学杜之人该学的地方。
王夫之认为，后人大多不善学杜，故而提出最好不要学杜，甚至说杜诗不可学。他认为:但能不学杜，即可问道林屋，虽不得仙，足以毫矣。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也。杜家只用一钝斧子死研见血，便令仁栽生夭。先生解云杜不足法，故知满腹皆春。明言杜诗不可学，不学杜者即使不成仙至少有生气在，不法杜则处处皆春。这方面，王夫之对明代诗人学杜的批评尤其激烈。可以说，一部《明诗评选》，王夫之以是否以杜甫为参照系，不管作者是否明言学杜，也不管诗歌有没有学杜印迹，举凡好诗都是不学杜的结果，凡是学杜的诗歌都不是好诗。正如评陈沂《忆昔》所云:凡此之敝，学杜者当之。这一思想贯穿于《明诗评选》始终。如评袁凯《鸡鸣》一诗:此章纯纯无笔墨痕，学杜者何足以及之!评贝琼《董逃行》:若使继少陵，不但不知贝，且不知诗也。评刘基《畦桑词》:用俗用腐，风华逾不可掩，犹非学杜者所得梦见。评张元凯《新丰主人》:杜学盛行之日，此公却问道岑嘉州，故于歌行尤宜，不屑作老夫清晨梳白头诗也。评徐渭《沈叔子解番刀为赠》:学杜以为诗史者，乃脱脱《宋史》材耳。杜且不足学，奚况元、白!评汤显祖《答姜仲文》:学杜人于此，当作何铁衬摆，硬转长摇。评高启《郊墅杂赋》:苦学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夺杜胎舍，以不从夔府诗人人手也。评贝琼《庚戌九日是日闻蝉》:必不可谓此为效杜，自有匕言以来，正须如此。效杜者必多一番削骨称雄、破喉取响之病。在力主学杜的人看来杜诗是法宝，但在王夫之这里，杜诗是瘟疫，万万沾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