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中，专制主义轰然倒下，巴士底狱的风暴和断头台的锋利刀刃彻底将它摧垮。早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法国就已经被执政者的穷兵黩武弄得山穷水尽，它的资源都耗费在了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无度挥霍、贵族们的赌博和坏账上。蓬帕杜夫人此时在法国王室的出现让人很吃惊，这时的法国急需面包，可是她却给人们带来了另外一些东西。
神秘的预感与过人的机敏
这个年轻富有的新娘是法国艺术家的崇拜者，她很快在自己身边聚集起名人的圈子，比如伏尔泰、布歇和拉莫。伏尔泰曾经这样写道：“蒂奥勒夫人非常有教养，聪慧、亲切、温文尔雅，她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善良的心灵。我非常了解她，我甚至知道她的情爱之事。她告诉我，她总是有一种秘密的预感：国王会爱上她，她能感觉到国王对她有强烈的兴趣。最后，当她将国王拥入她臂弯的时候，她说，她深深地相信命运，而且，她是对的。” 布歇所绘《蓬帕杜夫人像》
最初，她在自己的私人寓所里修建了一座小剧院。法国的贵族们在这里争相饰演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东布亲王在管弦乐队演奏巴松管，沙特尔公爵以充当临时演员为荣，甚至有朝臣私下许诺蓬帕杜夫人的侍女：只要能设法让他在莫里哀的《伪君子》中饰演警察的角色，就给这名侍女的情人在军队中谋得职位。布歇为她担任舞台剧总设计和舞台指导长达16年。实际上，布歇也是她的宫廷画师，为她设计了许多城堡和宫殿，经常就最私密的话题与她讨论并向她提出建议。在她和国王的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刻，正是布歇创作的“秘阁”里的艳情画，让陛下恢复了好心情。这些画原先藏在阿森纳闺房（她接待国王的地方）里，以文艺复兴“享乐经”的传统绘制而成。后来，路易十六执政后一时愤怒，谴责了这些画并下令销毁。幸运的是，执行命令的德・莫普把它们藏了起来，其中一部分画作得以保留至今。
德・阿金森认为蓬帕杜夫人的机敏才是其最大的过人之处：
她举止优雅、楚楚动人，教育令她极富魅力。她加入凡尔赛艺术圈是如此自然：国王喜欢轻浮的艺术，宫廷里处处开着不知所谓的玩笑。但最琐碎的小事只要一经她开口就必然有了价值。从未有人叙述起宫廷轶事或者城市琐闻时能像她那样的优雅。她特别善于在谈话间插入令她得意的言辞。她能够洞察到何时可以让这些言辞发挥到最佳效果。她谈话的主题转换得很快，结束得也很快，使听众非常惊讶和佩服。
改变法国人的艺术品味
蓬帕杜夫人、布歇和马里尼侯爵这三人改变了当时法国人的艺术品味，对流行的古典主义给予了必要的官方认可。但布歇并不是很赞同古典主义，他扮演的角色和上一代的华托（法国18世纪洛可可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差不多。华托笔下描绘的是盛大的游园会，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喜剧演员;而布歇却在自己的画布上画满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与歌剧中阿卡迪亚的牧羊人。布歇对蓬帕杜夫人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的天资，深深地迷恋着她，因此他给她画的那些肖像，尤其是后来华莱士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藏的那些肖像都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这在这位触觉型画家描绘的其他性感的女性裸体画中很少见到。
在蓬帕杜夫人的收藏中，仅藏画一项就达6万里弗尔，其中大部分画作属于当代法国画派。威尼斯的镜子、哥白林壁式挂毯、中国的瓷器和青铜器摆满了她的房间。
有人评论说道：“蓬帕杜夫人对精湛工艺青睐有加，后来她逐渐倾向于古典风格。她喜爱用蚀刻针复制古代的凹雕，曾就此向卓越的考古学家和雕刻师科钦请教，科钦也是洛可可风格的主要反对者。”的确，科钦领导了针对华丽风格的反抗活动。1754年，他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激情演说，反对“扭曲的、毫无意义的洛可可艺术”，恳求“金匠、工匠、雕刻家服从永恒的理性，不屈从于一时愚蠢的时尚”。他说：“我们不会寻求去扭曲我们寓所中、壁炉架上、镜子旁和围墙边的棕榈树，那样做只会让我们的装饰师失去珍贵的资源。但我们也不指望一件东西方方正正，不冒犯他人。工匠不会让它原封不动，不把它折腾成荒诞的样式，他们不会罢手。”
科钦的忠告对于当时的审美观念还是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有些人开始对更严肃的古典主义表示欢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发掘对收藏和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渗透到现代的时尚界。女士们开始梳希腊式的发式，胸围增大的同时腰围也提升了，透明的丝绸和棉布开始受欢迎，假发（特别是女演员式的或者是沙龙女主人式的）统统被扔到柜子里。“所谓的路易十六风格（也称作法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评论者考克斯坚称，“在1760年已经成形，这种风格虽因国王得名，却比国王登基早了14年。”
在那个世纪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蓬帕杜夫人一直怀着通过政治影响力促进艺术发展的想法。有人指出，她的雄心是“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建造流芳百世的纪念碑”。从赛夫勒的瓷器工厂建立、卢浮宫的计划扩建计划、致力于改造巴黎城的努力中，她充分展示出了她的野心来。
虽然在蓬帕杜夫人的提议下，从1750年到1756年，国王的收藏画作在卢森堡宫进行了史上的首次展出，但是她却无法实现黎塞留的设想，即把卢浮宫从一个大画廊变为收藏王室最重要藏画的博物馆。她在宫廷内的政敌阻挠了这一计划，他们不希望给她一个提升人气的机会，他们以允许公众观看国王和贵族的藏品是对公众病态的妥协为由竭力反对。与此相似，她试图使卢浮宫竣工的努力也被宫廷阻挠。他们还反对她的另一项计划：把巴黎变成像伦敦的梅费尔区域那样，建立起一个连一个的花园广场。这一计划需要征用很多教会的土地和修道院的花园。反对之声异常强烈，贵族们同时指责她的放荡生活，这也是她无法摆脱的恶名。
但让蓬帕杜夫人聊以自慰的是，她下令修建了作为自己坟墓的马德莲教堂，并想以此弥补过失，这也使她在教会重新确立了地位。她其实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整个18世纪的巴黎城都可以看做是她伟大的纪念碑，可惜的是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城市规划师奥斯曼男爵即将彻底颠覆和重建这座巴黎城。尽管如此，让娜-安托瓦妮特・普瓦松，仍在她的城市和她的国家，在那个世纪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
虽然蓬帕杜夫人事务繁多、兴趣广泛，但她依旧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艺术资助人和收藏家之一。她的奢侈行为给行将就木的王朝以致命一击。法国与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她的责任，法国也失去了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然而，即使是最厌恶她的敌人也欣赏她的聪明才智。博多尔神父的《秘史》中记载了杜卡洛斯发表的一篇哲学演说：“对于新的事物，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词。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统治模式。对我而言，作为一个法国历史的编纂者和法兰西学院的秘书，这个词我找到了，应该是‘女人统治’！”
虽然时常面临失败与懊悔，但是直到去世前，她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活力和坚韧的意志。“当她无法再留住国王的心时，”考克斯评论道，“她能成为他很好的伙伴。社交界把国王改变的殷切关注看作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即使在临终病榻上她也不会让步。当神父匆忙赶来给她主持临终圣餐，之后想要尽快离开的时候，蓬帕杜夫人，这位42岁就早逝的高级名媛，以她惯常的骄蛮、挑衅口吻说道：‘请等一下，神父先生，我们一起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