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不懂用钱，却能挣钱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其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总算有了“家室”。但他不仅“家”是租的，连家具都是借来的。全部财产，就是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贺仪，大约7000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朋友对他说钱多了不好携带，不如存入银行。章太炎觉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办理。那人拿回一张存单给章，几天后，汤国梨发现只有3500元。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浪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章太炎夫人汤国梨（1883年-1980年）。图/ FOTOE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章太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被软禁了2年多。不过在软禁期间，袁世凯还给他发了“工资”，每月500银元。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质。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章夫人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新民丛报》，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辛亥革命纪念馆。图/ FOTOE 梁启超故居饮冰室书斋，位于天津市民族路。图/ FOTOE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俭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讲了这么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况。
两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养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个人养活，压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仅维系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还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另外，老友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又帮忙养着林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当时梁先生的儿子梁思成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已经定了婚，正在国外留学。倘若不是梁启超，林徽因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喜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估计没人能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批党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糜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