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的文学字典里，鄞县这两个字具有魔力，这是年轻时读《越绝书》打下的基础。它的鲒崎亭、九经堂、飞庙、天童育王、梁祝故事，别说有机会看到，就是光听到名字，让人就有心动神摇之感。加上自己籍贯奉化，而按《元和郡县志》的说法，现在的奉化是开元二十六年从县分出来的，而县的前身又是鄞县，这样似又为自己的向往之情找到了精神方面的理由。这些年由于一直在研究运河，王深宁先生那几部大著，自然也就成了案头书，捎带着对建于唐代那座神奇的水利枢纽也兴趣盎然，这就是著名的它山堰了。此次稀里糊涂跟了省里一帮年轻作家到鄞州采风，吃海鲜，住别墅，不开会，整天只安排游山玩水，过的是神仙日子。尤其下车当天拿到行程表，一看上面有此景点，而且作为主打节目隆重推出，不由长长舒了口气。这不仅意味积压胸中的一桩心事可以了结，平时积累的想法和思考，在看的过程中，也有机会与现实地望作些印证。如果我有足够的诗情和浪漫，甚至还可想象与自己心仪的古人――它的现实建造者王元和精神建造者僧元亮，在鄞江岸边，或小溪舟上蓦然相逢，谈水利，谈稼穑，谈筑堰技术……尽管我心里最想知道的，实际上相当简单，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
为什么这么说？现存文献告诉我们，这座号称中国水利史上奇迹，知名度与都江堰并擅的古堰，早在南宋淳佑三年，就有郡人魏岘为此编过一部专志，叫做《它山水利备览》，洋洋洒洒，收括甚博。晚清时候又有姚燮《它山水利图志》问世，加上历代方志和笔记所记，资料方面不可谓不丰富。但说到它真正的历史，实际上只和这两个人有关，至少源头就在他们身上。前者在地方做父母官，兴修水利，急民所急，政绩斐然。后者于第一时间写诗纪事，将这一事迹以文字的方式保存下来。然因相隔年代实在过于久远，或其他这样那样的原因，两人的身世面目，至今尚显得相当模糊乃至神秘。我们知道古代最早的书都是写在竹简上的，时间一长材料霉烂，字体多一笔少一笔是常有的事。后来虽发明了纸墨，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这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比如宁波一郡文献典籍之富甲于天下，但光绪五年为《校刻宋元四明志》写序的鄞人董沛却坦承：“我朝开四库馆，宋元郡县志著录仅二十家，吾郡实居其四。……诸家所藏，并系传钞，鲁鱼壶矢，伪谬相踵，从未有汇而刻之者。”古人向有无错不成书一说，我以为讲的应该是大实话，绝对不是谦虚。
先说前面的这位王元，在《它山水利备览》出来以前，情况就已经比较混乱了，尤其有关此人的存世年代，诸家聚讼纷纷，分歧着实不小。最初纪录见于苏为的《重修善政侯祠堂记》，时间为北宋咸平四年，说“善政侯琅琊王公，讳元，册封之典，图志载之备矣。按有唐太和年，出佩铜章，字人海徼。……自它山堰溉良田者，凡数千顷”。稍后是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明州县条，时间为北宋嘉五年，说“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纬置，民立祠祀之”。如果不是名字相同，你肯定不会以为说的是一个人。再后来是舒《西湖引水记》，时间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说“按图经，鄞县南二里有小湖。唐贞观中令王君所修也，盖今俗语所谓细湖头，乃其故处也。……侯讳元，史不传，不知何许人也”。开元提前到贞观，元亦又成君。再后来是杨蒙的《重修它山堰引水记》，时间为北宋崇宁二年，说“唐人王元令鄞，始导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约水势贯城以入，潴为平湖”。令变成鄞令，江湖又成平湖，至于任职年代，则干脆避而不谈。再后来是宁波最早的郡志《乾道四明图经》，时间为南宋乾道五年，说“它山堰在县西南五十里。唐开元间，邑宰王元之所建也。累石为堤，江河分流，截然为二，若神工然。引它山之水自南门入城，潴为西湖，阖境取给，始无旱之忧，它山堰之为利溥矣”。人物重返开元，江湖又成西湖。且湖本在城外，此作城内。引水渠道总长，亦由二里变成五十里，增加二十五倍。
以上诸种文献，成书时间都比魏岘要早。基本属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让后人不知该听哪位的高见好。而到了此人笔下，或许亦有感于此，觉得应该在说法方面有所统一，于是一个带有官方背景的新版本问世了：“唐太和七年，邑令琅琊王公元，度地之宜，迭石为堰，冶铁而锢之，截断江潮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贯城市，浇田畴。于是潴为二湖，筑为三，疏为百港，化七乡之泻卤，而为膏腴。”人物从盛唐开元直降中唐太和不说，还多出了冶铁锢之、筑为三、疏为百港等生动的细节。考其文献上的主要来源，应该就是依据上述苏为那篇祭文，再加上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四库馆臣对他的版本看来相当欣赏，认为“至于以元为元纬，以太和七年为开元中，则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史异文为疑矣”。
但问题恰恰在于苏为的这篇文字，疑点甚多，作为太和中一说的始作俑者，文中称“册封之典，图志载之备矣”。而一百年后舒写《西湖引水记》，还在为“侯讳元，史不传，不知何许人也”而苦恼。历代郡志也同样，除了知道此人水利上的贡献，别的根本说不上什么。其次明言祠主生前享有爵位，“呜，侯之生也，以子男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殁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留其神”。按唐制，子男爵号例封正五品官员，与王的知县身份明显不符。再其次文中有段甚为关键的话，好像为后人忽略了：“向若为唐巨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则贞观不为辽哉。”大意是以王的道德、才干及敬事态度，在当时如能进入国家高层，受惠的就不是一个地区，而是整个国家了。末句文义虽晦，或有脱讹，但时间上的概念相当明确，明言此人的作为或可影响国家对辽政策，那他就不可能是贞观以后人。包括它山堰的建造，也只能是在此之前。奇怪的是作者既有此一番议论和恭维，在同一篇文章里居然又会说王是两百年后的太和年间人，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后面的这位唐僧元亮，情况就更弄不清楚了。作为它山堰文献方面最早的记录者，这么重要的一位人物，不管魏岘的专志，还是著名的明州宋元六志，还是后来成化、嘉靖等多部宁波府志，均无有关此人身世的任何信息。这里我想做一回抄书公，把他作品的全文列出来，以便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四库本魏志录其存世作品为诗一歌一，因以《它山歌诗》名之。其诗曰：“截断寒流叠石基，海潮从此作回期。行人自老青山路，涧急水声无时。”其歌曰：“它山堰，堰在四之鄞县。一条水出四明山，昼夜长流如白练。连接大江通海水，咸潮直到深潭里。淡水虽多无计停，半邑人民田种费。太和中有王侯令，清优为官立民政。昨因祈祷入山行，识得水源知利病。擢舟直到溪畔，极目江山波涛漫。略父老问来繇，便设机谋造其堰。叠山横铺两山嘴，截断咸潮积溪水。灌溉民田万顷余，此谓齐天功不毁。民间日用自不知，年年丰稔因阿谁。山边郄立它旦庙，不为长官兴一祠。本是长官治此水，却将饮食祭闲鬼。时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王元。” 这位神秘的唐代和尚，署名虽有几分怪异，诗才却绝对是一流的。他对鄞州的意义在于，借用诗歌形式，以极其高明的形象手法，为后世描绘了一幅它山堰的水利全景图，包括基础、结构、材料、功能、工程主管领导和周边的地理态势，应有尽有。其中“叠山横铺两山嘴，截断咸潮积溪水”这两句，可谓全诗最关键的部分。在我看来，这十四个字的意义，要超过整整一部《它山水利备览》，晚清姚燮的《四明它山图经》就更不用说了。舒《题它山善政侯兼简鄞令》也称：“呜呼王封君，心事鬼出没。驱山截长江，化作云水窟。”前后描写一致。而他的另一首诗《游承天望广德湖》结尾称：“满眼相思寄碧云，独立城南望山嘴。”此湖城南可望而见之，与欧阳修《新唐书》所记小江湖的位置相合，而山嘴的特征，在形象上与它山堰又有重叠关系。也就是说，小江湖，广德湖，它山堰，西湖、细湖头，名目虽然有异，实际上却可能只是一回事，不过年代不同，称呼有别罢了。于是重又翻出曾南丰那篇著名的《广德湖记》来看，这一信息，居然也早有透露，只是自己以前不注意罢了。如云“凡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又云“山之上为庙，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于此湖者”。又云“大历之间溉田四百顷，大中八百顷，而今二千顷矣”。这些观点，都是魏岘在自己书里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注明这是《广德湖记》里说的，准保你会以为看的就是《它山水利备览》。尤其溉西七乡之田八百项，更是它山堰最主要的功能。此外据《皇庆四明志》，小江湖又名竞渡湖，广德湖又名莺湖。据王应麟《玉海》，西湖又是东钱湖，这样加起来，马甲至少已经有七个了。
至于作品文字方面的差异和脱讹，诗各本均同，应该没什么问题。歌相对显得要复杂一些，即以后面“山边郄立它旦庙”一句为例，郄是隙的异体字，《说文》：“隙，壁际孔也。”《玉篇》：“穿穴也，裂也。”旦是神的古字，清金山钱氏守山阁本“它旦”作“佗神”，可证。四库官本将书里几百个神字都改作旦字，颇费一番功夫，以我这些年的读书心得，这么做自然有其目的和意图在，不会仅仅为了显示古文水平高明那么简单。考舒《西湖引水记》有云：“建中靖国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甚，至穴下滤滓以饮。”又云：“独距城十数里，河赤地裂，深尺余。……君谓：审如是，岂人力所能及哉？颇闻善政王侯实始作堰，以兹水赐其邦人，庙貌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即为民致祷焉。”这个所谓的“穴”或“河赤地裂，深尺余”的玩意，应该是天然沟槽之类，也就是诗里说的“隙”。在它旁边当为它山庙的原始位置。虽然效果很灵，“一昔而水薄城下，不数日湖流漫然，至清洌可食”。但宋初苏为文中已明言“迁祠之基止堰之上。使泛舟者赖其，力农者怀其恩”。就是说庙咸平四年已迁走，不在原来地方了。而北宋末年唐意致祷的，自然就不可能是善政王侯庙，而只能是原始的它山神了。魏岘书里自己也说过：“耆老相传，谓堰先贤灵迹，功与旦（神）侔，不可妄加增损。后人有增损者，有祸罚。”但这个神到底是谁，无从得知，难怪元亮诗里要骂它是闲鬼了。凡此种种，皆令人不由生疑焉。
唐僧元亮的生平事迹没人告诉我们，好在《开庆四明续志》在存录他的它山诗时，在作者一栏署名亮黎，这对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的人来说，好比行走黑暗之中，意外获得一条有可能通往真相的途径。检《皇庆四明志》寺庙卷五台开元寺条：“在东南隅，唐开元二十八年建，以纪年名。会昌五年毁佛祠，寺亦废。大中初刺史李敬方请于朝，诏复开元寺，乃即国宁寺旧址建焉。寺西南高原有棠阴亭，郡守殷僧辨废亭，以其材增建千佛殿。寺之三门，亮梨建。亮号月山，能文善谈论，道行高洁，邦人敬之。日阅藏经，绩施利为之。”然后顺藤摸瓜，在道宣的《宋高僧传》里找到那篇《唐明州国宁寺宗亮》，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个会写诗的大和尚，原来当年就躲在里面，一边修身养性，一边广行善事。而《它山水利备览》造堰协谋之人条下又称：“堰之造也，采公黎实佐经营。今有祠像，在侯之左。今俗称悬慈法师。”好家伙，这就不仅写诗，而且还是工程的实际参与者。断采公黎即为亮黎，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如果不是公后漏一亮字，就是提前用上鲁迅写《阿Q正传》的手法，隐亮为光，隐光为采而已。因此这四个人，即唐僧元亮、亮黎、采公黎、宗亮，在我眼里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人。至于为什么要弄成现在这样子，是诸书原本如此，还是四库馆臣所为，这个秘密，或许已经永远无法破译了。
以上这些零碎的平时读书的心得，如果试着将它们拼凑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是否可接近或部分接近当年的真实情景，我不敢保证，不过试一下是无妨的。（年代和人物姑以《它山水利备览》所发布的为准）设想现在是中唐太和七年，数月不雨，郡城大旱，禾苗枯焦，百姓生活用水断绝。作为明州附郭的县令王元勇于任事，四处踏勘。在郡城南郊它山找到旧时废陂一处。山有两山嘴，即支脉，并分别向外延伸数里。一东北向，通江，江又通海。一东南向，通小溪，溪通城南。陂是现成的，挖深后可蓄水作水库用，然因江溪自古相通，故小溪之水亦受咸潮影响，无法食用和灌溉。王县长的科学做法是：采石山中，于两山嘴间筑一长堤，隔断江潮，并置闸门以便调控。生活用水紧张时，就七分入溪，三分入江。平常日子里就七分入江，三分入溪。同时努力开拓源流，封闭上源所有支道，连山上原有的三处洞穴，也分别置碣加以管理，不允许有滴水流失，保证它们能全部入陂储蓄。不清楚具体花了多少时间，但工程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西溉七乡之田，确保收成；南由小溪引水入城。以资民用。在此后的几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内，基本保证了本县及郡城用水正常。原本令历代长官头痛的一个历史问题，到他手里就这样给解决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写诗歌颂他，赞美他，为他立祠堂，请封爵，并以王侯尊称。至于郡志所谓城里另凿二湖蓄水一事，王深宁《小江湖辩》已驳之，此不赘述。
站在初春阳光明丽的它山堰堤岸上，一边听着导游的讲解，一边为脑子里冒出来的种种念头所纠缠，那样子肯定显得相当的滑稽，甚至无聊。这是到后次日的下午，现实中的堰闸，比原先想象中更为生动，也更气派，虽然没法将它跟纸上得来的印象完全等同，但这些因年代久远记录传讹产生的差异，在传世文献中其实相当普遍。不信你翻开任何一个城市的地方志，仔细看上几分钟，都能发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比如《新唐书》够权威了吧，称开元中令王元纬置小江湖，同样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玄宗开元年号总共二十九年（712一741），八年并故鄞州为县，隶会稽，《阿育王寺常住田碑铭》称越州都督府县是也。至二十六年复割县置明州，而八年以前，二十五年以后，又焉能以中名之？又比如袁桷一代大儒，元初主修《延佑四明志》，居然连山在哪里也弄不清楚，只好感慨：“明郡以四明山得名，其山范不能定，或曰在越，或曰亡。”更要命的是，这座山，实际上就是它山的本名。魏岘当初编此书，类似的这些问题肯定也没少困惑他，因而说法上有所调整，改称元令鄞为令、开元中为太和七年，想来也是不得已之举。宽容一点说，身为国家税务官，业余写书为家乡保留乡邦文献，能做到这样，实在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包括以上的这些讨论，同样也只是一家之言，算不得数的，不仅丝毫不会影响其历史价值，相反只会让它的脉络更清晰，身影更真实，水波更纯澈。在多年前遥献于它的一首诗篇的结尾，我曾这样写道：源头晃动着盛唐的光影，夕阳沧桑/涛声应和远处寺钟的幽鸣。/回来路上我问同行的水利专家：/“这里流出来的是智慧，还是水？”这一观点，我想我到现在还是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