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心爱的树》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极大的爱的能力和行为诠释着人类的诸种关系中爱的真谛。透过被爱者给予爱者的不对等的回应，作品在温暖的主旋律中透出悲凉的底色，显示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好期许和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和理解。
关键词：《心爱的树》 爱 演绎
蒋韵曾经这样谈及《心爱的树》：“我其实是写了一个君子，我赋予主人公‘大先生’的是一种人性意义、审美意义上的君子，而不是传统道德意义的。把十六岁的你，收藏在我心里，走过四十多年风雨……这就是儒雅君子大先生之爱，痴情的爱。”“蒋韵的获奖感言是这样写的：《心爱的树》是一个关于君子和承担的老故事，它椎心泣血遥远的歌哭，仍然能使今天的人们为之动容、动心，这是生活给我的惊喜。”{1}事实上，《心爱的树》给我们的阅读感受是它不只是写了一个具有“人性意义、审美意义的君子”，不只是“一个关于君子和承担的老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极大的爱的能力和行为诠释着人类的诸种关系中爱的真谛，也许这才是《心爱的树》让人最大动容的原因所在。在《心爱的树》中，蒋韵将爱的人性之美写到了极致，无论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大先生，还是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诸如梅巧、凌香、大萍，作者在塑造每一个人物的时候，着力点都在侧重挖掘、展现人物爱的人性之美，正是这每个人物身上闪现的爱的人性之美，通力实现了《心爱的树》的文本价值。
一、大先生的爱
大先生是蒋韵在小说中倾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在大先生身上小说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两性之爱的本质。两性之爱确切地讲，就是基于男女两性相互倾慕、相互喜爱基础上的情爱之爱、性爱之爱，是人一生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种爱，正因其不可或缺而又弥足珍贵，所以自有文学以来这种爱即爱情就被文学的书写者们频频传唱，从而使其成为文学永恒的母题之一。可以断言，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文学的写作者没有涉及过这个母题，或多或少。蒋韵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她在早些时候曾宣言，不写爱情，怕写不好，但不能不说，只要动笔她就不可能绕开这个文学永恒的母题，事实上到后来她也真的着力于对爱情的书写，比如本文要探讨的《心爱的树》和她的另一部长篇《隐秘盛开》。在《心爱的树》中，作者倾力塑造的大先生最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他对弃他而去的梅巧四十多年来撼然不动的痴情之爱。
但是大先生并不像刘思谦所说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君子”，而恰恰是一个怀有浓厚的“古典情怀”的“君子”，这可以从作品中诸多细节看出来，比如作品写他与梅巧的相处，梅巧“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
他”，写梅巧产后因为害怕呆在家里从此彻底变成一个家庭妇女而引起产后抑郁症，大先生对此心知肚明，为了实现梅巧的愿望，他帮梅巧弄到国民小学校教师的
职务，但是，他在给梅巧聘书的时候，不是自己亲自把聘书交给梅巧，而是让女儿凌香转交给梅巧。大先生
为什么不自己把聘书交给梅巧呢？难道有什么不便之处？显然，大先生和梅巧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有沟通
的，在和梅巧的相处方面，大先生秉承的还是完全传统的夫妻相处之道，心里爱着对方，外表却是含而不露，以一种“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样子来维护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的绝对权威和绝对尊严。而且，从后文中他以死抗拒出任日本人要他担任伪县长之职，解放后仍然选择在一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工作来躲避大城市那种纷争热闹的氛围，以及得知自己患了前列腺癌以后对西医的拒斥，这一系列事件都可以看出，大先生是一个怀有浓厚古典情怀又经受过现代启蒙思想洗礼的半新半旧的准现代知识分子，简言之，大先生是一个怀有古典情怀和现代理性二元对立心态的准现代知识分子。这对于一个在新式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女性（梅巧就是这样的女性）来讲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加之大先生又有年长于梅巧差不多二十岁的年龄优势，更让梅巧产生了一种类似于长者一样的威压，可以想象，梅巧在面对大先生时唯有的感觉就是压抑，唯有的冲动就是躲避甚至逃离，这所有的感受都不是一对现代意义上的夫妻相处应有的感受。所以，当她能够走出家门去国民小学教书时，她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当一个和自己一样浑身洋溢着青春热血与新的思想感情的现代青年席方平出现以后，梅巧怦然心动，对其一见钟情，毅然决然地弃大先生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于不顾也就势所必然。 梅巧的抛夫别子是断绝了她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但是她的决然离去并没有断绝这个家里的所有人与她的关系，大先生与女儿凌香从此开始了对梅巧的漫漫牵念之旅。大先生是知道梅巧的行踪的，显然是他主动从他的学生那儿打听来的。按照大先生的性格和为人，如果不是出于念之深切，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显然是出于内心深处不可遏制的牵念。对于梅巧的背弃，开始大先生也有和一般男人一样的那种激烈和愤怒，乃至于会做出劈头朝梅巧挥出地动山摇的一掌这样极端粗暴的举动。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终于还是抵挡不住发自内心的对梅巧的思念和牵挂，忍不住写了“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这样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如果说大先生对梅巧的爱的坚守和表达到此为止，这可能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做到的，但是大先生的“例外”就在于他不是和一般人一样只把爱藏在心里，而是把爱外化成行动，而且是极不容易做出的行动！那就是在大饥荒那么生死攸关的年代对梅巧具有拯救意义的救助。作品写在那个年代“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节日既是对女儿的探望而言，更是对由女儿探望而来的自己对梅巧的救助得以实现而言，为着这节日，大先生和大萍会提前排队去买那些珍稀物品和宝贵的粮食，大先生的这一举动，就连最心疼和牵挂梅巧的女儿凌香都深感不忍：“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这种爱之举“正如张爱玲所说，‘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3}。大先生就是众多的爱情坚守者中的一个“例外”。任何一个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的珍稀物品和粮食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所以大先生的“爱心大行动”{4}才尤其让人感动和不安。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以后，在离开人世之前，大先生最后去看了一眼梅巧，了结了人生一桩最大的心愿。人在离世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心愿，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愿，都应该是他这一生当中最纠结的东西，大先生的心愿是去看看梅巧，梅巧就是大先生一生最大的纠结！在大先生身上，蒋韵演绎了一段人世间真正撼人心魄的爱情！
与大先生的痴情之爱相映生辉的是梅巧对席方平的爱。在《心爱的树》中，蒋韵通过大先生和梅巧两个人物各自的爱情故事，诠释了作者对情爱关系中的爱的理解和颂扬。
二、凌香的爱
可以说，《心爱的树》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有各自深切的感人之处，凌香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她对母亲梅巧的那种牵肠挂肚的牵念。孩子对母亲的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像凌香这样对母亲的爱之举动在日常生活中是极少见的，尤其是对一个抛弃自己年幼的孩子（当时凌香只有八岁，最小的弟弟才两岁）于不顾的母亲的宽宥、谅解与关爱更是少之又少。八岁的凌香对于父母的分开虽然不懂个中缘由，但是已经有了清晰的记忆。她也产生过一般孩子的那种因父母离异而形成的被弃遭遇的怨愤心理，甚至于由此产生对人的不安全感，“她孤僻，冷漠，不爱说话，独往独来，和这家里的人，似乎谁也不亲”。但是大萍的到来，以及她对这一家人的宽厚、慈爱和善良，消解了凌香因母亲离去而产生的对人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让凌香重新燃起了对人的希望。但是，因母亲离去而带来的伤痛和对母亲的牵念从此成为凌香永远无法消解的心病。
自从梅巧走以后，凌香就一直有去寻找她的想法，所以十六岁时凌香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千里寻母。凌香为什么要去寻母？凌香在见到梅巧的瞬间说出了她寻母的原因：“你说过，永远也不会丢下我，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凌香的寻母既是对因梅巧的失信而产生的对她的怨恨的泄愤，更是对八年来因梅巧的离去而引起的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思念和牵挂的释放，泄愤是表面的，思念和牵挂才是凌香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寻母的真正动因。如果说大萍的仁爱让凌香对梅巧的感情爱大于恨的话，那么在经历了一路的艰难险阻和亲历了那么多年轻生命瞬间灰飞烟灭以后，凌香不再怨恨梅巧，而是彻底原谅了梅巧，从此以后，凌香对梅巧的只有爱，只有因爱而生的思念和牵挂。作品这样写凌香对梅巧的爱：“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这是在大饥荒年代凌香对梅巧富有拯救意义的救助！这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享受过多少母爱的孩子对母亲的爱！一个孩子对几乎没有尽过多少母亲责任的母亲的爱！在阅读这一部分文字时，我们着实为凌香这么无私宽厚的人伦之爱而感动！按照普通的人伦常情，凌香对梅巧不该有那么深切的牵挂，凌香对梅巧那种不计前嫌宽厚无私的爱的行为，是凌香在全书中最感人之处。凌香极好地演绎了亲情之爱的伟大，那就是子女对父母的无私付出，凌香对母亲梅巧的爱之举动对今天任何一个为人子女的人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具有极好的警策、引导意义。
三、大萍的爱
大萍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是大萍对读者心灵的震颤之力绝不逊色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也许这也是蒋韵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人物的宗旨和小说的写作目的和价值所在吧！大萍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她对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无私宽厚地关爱，无论是对她根本没有爱情的大先生（大先生对大萍的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好与爱情无关，这对于具有夫妻关系的人来讲多少有点不公甚至残忍），还是对大先生的几个孩子，尤其是对从没喊过她一声“妈”的凌香的关爱（这关爱让凌香觉得大萍是当得起“妈”这个称呼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梅巧的态度。大饥荒年代，大先生和女儿凌香一月一次对梅巧的“爱心大行动”大萍是心知肚明的，大萍非但没有一般女人常有的那种嫉妒和敌意，而是心照不宣地配合着他们父女二人的“爱心大行动”，“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猪肉白菜，或者是，羊肉胡萝卜，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这些东西都是大萍亲手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在那个年代是具有救命意义的，而这些被拿走的东西是要送给大先生的前妻的。应该说，大萍的无言救助是出于内心真意使然，既不是碍于大先生的情面，更不是迫于大先生的威压。无论是从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来讲，还是从大萍所处的位置来讲，大先生父女的这种“爱心大行动”对大萍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配合更是不可能，但是大萍毫无难意地做到了。如果说大萍对 大先生和大先生的几个孩子的照护和抚育还有诚如郭剑卿所言的“自有乡野之人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自有一股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的原始动力”{5}的乡野文
化力量的作用的话（尽管大萍对大先生和几个孩子的关爱不能没有郭剑卿所言的乡野文化力量的影响或作用，但是大萍本性当中的善良和仁爱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她对梅巧的心照不宣的救助就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之为人的善良，正是这种天性当中的善良让大萍不忍见难不救，见死不救，她才能敞开宽厚的胸膛坦然接受大先生父女的“爱心大行动”，才能伸出自己宽厚无私的爱之手救助和自己具有对立关系的丈夫的前妻梅巧。这种爱的心理和行为是需要有极大的宽厚、仁爱、善良和智慧才能做到的，就像郭剑卿所评论的“大萍来自乡野民间朴实无华的生存智慧、生命美学，的确是可供他人乘凉的‘大’树，好大一棵树！它大爱无言，以润物无声的救赎能力和顽强的生命活力，兀自衬出了现代人所谓浪漫爱情的尴尬与贫血”{6}。大萍真正做到了大爱无言，大爱无声，这种大爱在给予别人付出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最大的安宁和快乐，它真正是一剂生命的润滑剂，让环绕它的所有生命都得以快慰舒心地活着，大萍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淳朴、本真、宽厚、仁爱的生存状态演绎了一种最高境界的活法。
《心爱的树》演绎的这诸种关系的爱的故事，读之让人感受到如一首歌中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但是，《心爱的树》在让人感到温暖的同时，心底也不免生出一丝浓浓的悲凉，悲凉于那些被爱者的不对等的反应，无论是大先生对梅巧，梅巧对席方平，还是凌香对梅巧，大萍对大先生、孩子们以及梅巧，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被爱者给予爱者相应的爱的反应或回报，爱似乎只是爱者一个人的事情。事实上，蒋韵在另一部作品《隐秘盛开》中，借主人公潘红霞之口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爱，也许，从来都和被爱者无关，爱永远是一个人的事情。”{7}爱真的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与被爱者无关吗？“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8}也许这也正是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好期许和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和理解。
{2}{4} 刘思谦：《蒋韵小说的女性主义性别美学观照（续）》，
《扬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6} 郭剑卿：《爱情书写中的文化认同与性别视野――关于蒋韵〈心爱的树〉》，《名作欣赏》2008年第8期。
{7} 蒋韵：《隐秘盛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