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丝”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个重要代表，它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印迹，记录了先民对自然的探索、对自身的认知及大胆的创造。“丝”工艺的精华遗存，均是对当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承载实证，因而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寻求蕴含其中的，对于物质、精神的设计思考与实践探索。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丝”工艺中的客观尺度与人文因素等进行分析，并着重以万历皇帝的龙袍“织成”设计为例，推演中国传统的丝织设计方式，以期对今日重振丝织文明的事项做出一定思考。
关键词：度 有度 丝 工艺尺度
引言
度，作为事物能达到的水平和状态，其衡量是客观的，它不因人而有所改变。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则总是伴随着主观能动而来，改造自然，协调生活，可以说处处也“有度”，于是，生活在客观含“度”之世界的我们，在行为、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有度”的生活，这些自然客观之“度”与人为有形之“有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尺，在受限与突破间，成就了创造发展的文明成果。
中国的“丝”文明正是在这“度”与“有度”之间应运而生的，天然材料、人之所及、物理机械的客观性，决定了“丝”技艺的走向，而人之创造的大胆活跃则在这些客观限制中“如鱼得水”，将一切看似限制的因素变为可兹应用的保障，反而成就了一番变化多样的文明成果。“织成”正是纺织工艺设计精湛性的一个重要成就，然而曾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掀起轩然大波的中国丝织，却几乎在近代的机械、信息文明中完全失去了光彩。
遗憾、痛心成为谋求国家主权地位之国人的响亮心声，但或许，重新审视这“度”与“有度”的问题，将对今日的发展有所帮助。一以材料为尺度
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生活，进入衣食住行的日常后，文明随之而来，不同地域的环境、不同材料的获取，造就了不同的文明成果，希腊恢弘的殿宇，埃及静穆的陵寝，巴比伦梦幻的花园……每一处文明的芬芳均流传百世。而其中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那些造就文明的物质材料，可以说，是大理石的雄健挺拔，凝固了希腊文明的单纯与伟大，也正是桑蚕丝的柔韧光洁，成就了中国行走了千年的“丝绸之路”。
对蚕丝的发现和应用是我国纺织工艺得以发展与超越的核心。天然材质的强度、韧性为加工环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纤细、含胶质的丝缕分合自如，于是轻薄如素纱禅衣，通透荧逸，厚重如云锦，绚烂天成，这些看似得心应手的技艺，沉淀发酵，终在漫漫长河中堆砌出中国传统文明的辉煌。
2007年，江西靖安的东周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小巧精细的纺织工具，更有精密在240根/厘米的几何纹双色织锦现世，而现代传承的乱针绣等则依然用着细若于无的小针，蚕丝的韧性从几千年前就考验着我们的精细可能，在工艺的精度上为我们提供着纤细之“度”。
而若以汉代的素纱禅衣与上文所列东周的几何纹双色织锦相比，似乎会有疑问，虽然相隔近千年，但若方孔纱的经密都可达到58根/厘米，那么240根/厘米的织锦又珍贵、难得在哪里呢？
这一问题则需要谈到客观之“度”的第二个方面，物理机械之“度”。
二、技术、机械为尺度
纺织是一系列工作的总称，如“纺”是线料的准备工作，“织”则是面料的成就方式，但实际又有许多细分，如《说文》中说到“纺”谓“网丝也”，是对煮练缫出的生丝的再整理过程，而今日，纺棉纺毛的说法也十分盛行，可见即便准备线料一项就有诸多门类。其次，成就面料，也并非只有“织”这一种方式，编结也同样是古已有之的成料方法，大葆台汉墓出土的宽不及1厘米的组缨即是经编的一个极好例证，而大家所熟悉的“织毛衣”实际则是纬编技艺。
由此可知，纺织的关涉极其深广，但若以所“纺”所“织”的材料作为区分，那么各类材料的完善和最终运用过程中，均需面对其辅助工具带来的客观机械、物理条件制约，这些制约正是本文所说的“度”之一。同时，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着摸索与完善的阶段，某种程度而言，这些过程也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纺织工艺的发展进程当中，也同样有许多工艺发展之“度”的节点，如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丝织物的测定报告指出，其经纬线的缫丝茧粒数最少为14粒，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丝织物经纬线的缫丝茧粒数则降为了最少7粒，再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汉代轶侯夫人素纱律衣的单茧丝织造等，我们可以看到缫丝技术的不断发展，由此可知，用于缫丝的绕线板和用于整经的簧与楠等工具发展也必日益完善。随着工艺技术发展的稳定，“丝”工艺与机械的配合也被稳定下来，在此基础上的“度”之问题尤其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它们将决定人之“有度”的发展方向。
以具体功能区分，“丝”工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成料工艺如：编结、织造（缂丝）等；一类为装饰工艺，及在已成面料上进行再装饰的工艺，如刺绣、绘制等。若以实施手段进行区分则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
1.主要以手工完成的：编结、缂丝、刺绣、绘制；
2.辅助机械完成的：织造；
对“丝”加工工艺进行手段区分，主要依据的是受力情况，如机械辅助时，经轴对经线的拉力，提拉开口时经线的张力，打纬时经线承受的扯力等都对“丝”线的强度提出了要求，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线密度、经线强度等于机械结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即在经密相同、织造组织结构相同的情况下，单根经线需具有一定强度方能支撑该项织造流程，于是这个相对客观的度，决定了织物完成后表面机理的可视机制。这相当于今日我们常说的分辨率问题，当分辨率越精细时，纵向与横向的点将在视知觉中被忽略不计，但如果颗粒过大（分辨率较低）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些组成图像的点。而我们可以理解，当育蚕技术趋于稳定后，单根茧丝的受力能力是相对恒定的，亦即若要解决机械对于丝线的作用力问题，唯一的方法便是用多根茧丝合并缫制。而随着机械发展，织造组织的日趋复杂，“丝”线尤其是经线所要承受的拉力递增，此时，经线的纤度也随之增加，于是我们会发现，用于织锦的丝一般比织造平纹绢的丝要粗；而织造时，经线也一般比纬线要粗。较粗的经线无论以何种方式与纬线交织，随着其纤度的递增，必然会影响织物的表面效果，也即，经线纤度越粗，“分辨率”则越低，织物表面必然呈现不够融合之样貌，故而，机械力实际上对织物的最终样貌产生了影响。 三、以身体为尺度
无论是东周的几何纹双色织锦还是素纱禅衣，其所代表的工艺水平，正是“丝”尺度与人造机械尺度的完美结合，随着对于各种材料、各类力学认识的深入，先民对于“丝”的应用与表现已经得心应手。
而人作为了解与改造自然的主体，我们的身体尺度，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机械的尺度以及对于“丝”应用的方法，从而成为对“丝”工艺样貌制衡的决定因素。
以腰部为固定的织机，面料宽度一般不会超过30厘米。而有架织机在织造过程中，投梭、打纬等工序不可或缺，其中以投梭工作横向运动的幅度最大，因而面料的织造宽度较之腰机更宽，但同样有所限制。现代留存的云锦大花楼木织机所织的面料宽度在76厘米左右，与传世丝织物相比，较一般民间留存的幅宽要宽，但与皇家制式相符，或可认为这也是云锦作为贡料的不同之处。
以普通成年人手臂展距作为机械制造原理，在我国千余年的丝织实践中早已完成，皇室要求最为繁多，因而同样可以认为，在面料宽度的考究方面早已经过长期实践，由有架织机织就的出土丝织物，年代较早的一般宽幅在50到60厘米之间，也可以证明这些实践的过程。而机械的发展中，相配的部件也趋于完善，如云锦织造中投梭用的梭为铜质，表面光滑，有一定重量，织手在投梭的过程中，以一定力道向侧向平投梭子，穿过经过提拉而张开的经线之中，到达另一侧，这一运动过程，不仅要求经丝的承重能力（传统的育蚕缫丝工艺已对蚕的养殖，丝绪的抽取与合股等研究透彻）、梭的光滑，也要求织手对力度的精准掌握：否则，力度过大，则梭子会在到达一侧后继续运动，掉出去；或力度过小，未运动到一侧后就停在张开的经线中间，此时则必须在丝缕间拨动梭子方能完成穿梭，可见只有达到人本、机械、人力的最大调和，方能形成有效高质的织造。
可以说众多客观条件对织造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便在机械织造时代，人们同样面对拉经、穿梭、幅宽等问题，如通过研究发现，圆形面料的织造最为经济、高效等，这些客观之“度”影响着纺织工艺，也同样影响着纹样装饰的设计。
但与之相对的思考则是，为什么这样大尺度的织造并没有在手工艺完善发达的时期发展出来？是先民没有此等智慧，或无法进行多人配合吗？相信答案并非如此，以个人为单位的机械装造看似限制了成品的尺度，而实际上却或许正是人之“有度”的一种体现。毋庸置疑，在织造上单人操作的效率和完整度一定高于双人或多人（织手），但仅此作为限制绝非中式思考逻辑。应该说，在发掘出单人织造的最大尺度后，如何在这个尺度内进行创造与发展成为核心课题，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强调对奇技淫巧的控制，也同样强调对“度”的把握，无限制地增加尺度、人力等仅为实现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非是中国之“度”。于是，在面料纹样的设计上，我们看到了对于“幅宽”问题的协调，通过有效、合理的安排，有限的宽度并没有成为制约“完美”外观的阻碍。
四、关于定陵“织成”
在中国传统纺织中，将整批仅为一件衣袍的制作而设计、织造的匹料称为“织成”。“织成”概念大约形成于汉代，产生之后即专供帝王、权贵之服用，其特点是以使用对象为尺度来源，以文化制度作为图案蓝本，依据经过核定的剪裁工艺为指导，在宽度恒定的面料上根据实际样式，分解结构、图案等分布，使成衣所需的面、辅料均―次性织就完成，达到最大的统一效果。将领、袖等服装部件定位定织，使得在制衣时，只需直接剪裁并缝合面料，即可成衣，是世界范围内“量身定制”概念的始祖与真正集大成者。
明定陵中出土的龙袍织成共有18件，形制上均为皇帝常服，主要在朝会等正式场合中穿着，从成料的具体装饰方式可以看出其剪裁手段或有差异，笔者将其粗略的分为三类：
1.左右中分式直身龙袍：“也称直领。《酌中志》记载：‘直身，制与道袍相同，惟有摆在外，缀本等补。圣上有大红直身袍。’”定陵出土龙袍，多为直身式，而在纹样布局上非常明确的以左右作为区隔的，在定陵出土的龙袍料中最为突出的仅有一件，其纹样装饰布局大气、完整，下文将进行详述。
2.过肩通袖龙袍：是柿蒂过肩龙袍样式的发展样式。柿蒂过肩龙袍的装饰手法是在盘领周围，以柿蒂形作为装饰区域，内饰两条过肩龙，龙头一个位于前胸，一个位于后背，龙身则各从肩部绕过，在明朝称这种形式为“喜相逢”，其他部位则织以暗花装饰。过肩通袖龙袍的形式则是在上述样式上，在两袖处各延伸一条立龙龙，并在前大襟、后襟的下摆裆膝部位也各饰横，前后襟的横分别饰以行龙四条，其它部位则织饰暗花。
3.定织团龙、服补袍：定织是较为笼统的说法，上述两类也均为定织龙袍，而此类中纹样布局较为松散，与前两类在装饰形式上有显著不同，因而将其单列出来。此类主要装饰形式有团龙纹（二团龙、四团龙、八团龙、十团龙等）及服补，袍料纹样妆彩较少，大面积使用暗纹进行装饰。五万历“织成”设计形态简述
“织成”可以算为一个设计管理的经典案例，皇帝的身高体长，袖展腰围等决定了龙袍各部位装饰的维度，而人机的尺度则给出面料相对恒定的宽度作为制约。人们发现若以面料的纬向为基线安排纹样，势必产生更多接缝，难于最大限度地表现图案的完整性，于是以经向作为基线成为纹样排布的方式。下面以万历皇帝的三类“织成”形式，对这些在经向上延伸的纹样极其尺度“超越”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有度”的中国传统设计。
仅有76厘米的幅宽，在以左右为区隔时所完成的纹样布局，为不同尺度的权贵留好了“余地”，又很好地将“接缝”隐藏在袖延等处，可以说既符合了“天衣无缝”的观点，又很好地控制了尺度的限制，是“有度”设计成就的很好体现。
2.过肩通袖龙袍，以【万49】四合如意云纹地织金妆花龙云肩通袖龙罗袍料为例：
云肩通袖龙袍“织成”在万历陵的袍料出土中数量最多，共有12件，选取此件袍料作为案例，主要因其工艺一一妆花罗与其它组织结构（如绸、缎、绫等）相比，通透性高，因而织造上要求颇多，是妆花工艺中最为复杂的一种。
与上述通体以左右为区隔的图案规划方法略有不同，云肩通袖龙袍，根据此类服饰的装饰特点，在大体结构上，以上下作为面料纹样排布的主要区隔，此时的幅宽主要会在两个方面限制成衣的尺度：一为腰围等宽度限制，二为衣长限制。
在装饰上以柿蒂形、龙等为主要装饰纹样的云肩通袖龙袍，为保持“相逢”双龙身躯的完整性（如图5），在上身处同样以左右为区隔，进行纹样设计（如图4）。中缝的设置，使得左右纹样的柿蒂纹合二为一时，双龙嬉戏的画面完整鲜活，―方面同样解决了腰围问题，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持了纹样的完整性，形成统一和谐的装饰效果。于是在图4图5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龙身跨过肩膀延伸到后背，而柿蒂形的外延则与龙相接，胸、肩、袖浑然一体。
此类样式在尺度上考虑身高衣长的问题则相对简单，以76厘米的宽度为计算基准，则可知能够满足衣长在1.5米，也即大约可以满足身高上限在1.75米左右的需求，可以说基本能够适应当时的人体尺度。
3、定织团龙、服补袍，以【万113】红太极灵芝纹地织金孔雀羽四团龙罗袍料为例：
第三类面料，在服装形制、剪裁方式上与前述并无不同，只因纹样相对松散，且主要以暗纹为装饰，而单将其作为一类。
所选为案例的面料，主要以对孔雀羽线（如图6、7所示）的应用为核心特色，作为与金、银线同为非标准线的禽鸟羽线，在色彩光感上极富特色，使得面料的色彩层次更为立体。对非标准线的大量应用，标志着我国传统“丝”工艺的完善，是手工艺时代不可多得的工艺创新。
六、结语
“丝”工艺是我国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璀璨成果，它在材料应用上大胆突破，从对蚕丝的发现、获取，到对非标准线（金属线、禽鸟羽线）的大量应用，为我国的纺织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机械辅助方面，不断探索人类尺度与机械原理的结合、统一，在机械装造上，木、竹、绳、金属等材料的完美契合，为提高纺织效率，提升工艺维度等作出重要贡献；在纹样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承续传统文化精髓，将祥瑞祝愿、色彩爱好、文化心态等在工艺的“制约”中，最大限度地挥洒出来，是我国装饰艺术史的重要篇章。
可以说，中国“丝”工艺的历史是国人了解自然，熟悉技术后，以自身文化为基础，完善社会功用方面的系统尝试。当代工业化、信息化是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但“人”仍然是一切发展的关注之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技术我们尚待完善，文化传承也似乎有所缺失，但若能正视历史的成就，从本源上寻求中国的文化性，相信在技术完备的时候，文化的力量势必再次强大。
以儒之仁、礼，侠（墨）之义气，老庄之洒脱，法之有度合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思维，―直以“为”、“为家”、“为国”之道为思考、论辩的核心，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分支的“丝”工艺，正承载这些思想的精华，在世间不可或变的客观之度上，为我们建立起人之思考的呈现一一有度，于是藏礼之器应运而生，而文化的辉煌也在乎其上。“有度”是基于度、超越度的思维方式，是成就文化辉煌的核心思考。对当今设计，唯期望更多地了解当代技术之度，并再次形成属于中国的文化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