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953年，母亲生于1955年，而我生于1993年。我们之间，隔了近三代。
我的母亲时常跟我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家乡下了一场十几年不遇的罕见大雪。那段特殊时光所赋予的艰辛成为了我们整个家庭深深的烙印。每次她提起这些沉痛往事时，不自觉间陷入的那种近乎带着灼痛感的哀婉语气，总是让我在一旁感到莫名的凄恻与不安。她有时会无意提起当年怎样为了躲避政府追查，将我寄养在别人家的细枝末节。在那个物质匮乏、通讯阻断的年代，她因为想我想得掉眼泪的样子我没有见到，所以我并没能够与他们共同经历那些已经隐埋在时间尘埃里的荆棘岁月。我永远无法触摸那些伤口处隐隐散开的疼痛与辛辣。尽管我尝试努力去懂得并理解，但那毕竟是隔靴搔痒，始终进入不到感官的内核。我没有他们切肤般的感受。让我内疚的是，我所能回馈给他们的，却只有歉意与感恩。
有时我会想，我的诞生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看到书上说，异人的降生总是伴随着奇异的自然现象。相传孔子出生时，有二龙绕室，五老降临，天乐奏鸣。当然，那只是无从考证的史料传说。但我一直深信不疑的是，那场伴随着我出生的罕见大雪，一定在冥冥之中昭示着某种命运的指向。只是我无从判断它所代表的凶吉属性。我承认我有些客观唯心主义。
想来也的确不容易，在那样的年纪生下我。那是命运的选择，也许与他们无关。
我的童年在他们近乎溺爱的呵护下展开。尤其是父亲。那时候，他总会被我的顽皮灵巧、能言善辩逗得开怀大笑。我只记得他笑的时候比不笑的时候多。他频繁出差，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过很久很久才回来。每次回来都给我带小礼物，都会拉着我的手去后院散步。我非常小，抬起头总是看不清他的脸。残存在我童年记忆深处的，就只有他下巴上那根根胡楂带来的刺痛和瘙痒以及那双饱经风尘沧桑的手的粗糙与温热。
那时，我的确与他是最亲近的。
随着我成长起来，孩童的稚气逐渐消减。父亲的笑容好像也追随着那些童真一起被埋葬。从我上中学开始到现在的这些年，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无论我在学校取得多大荣誉，考试成绩如何优异，始终不能令他满意。这让我今后在学习生活中时常缺乏信心与动力，仿佛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迎接他的下一个否定。也许这也是我如今看待事物偏向消沉的一大诱因。他从未当面夸赞过我，却时常背对着我在街坊邻居前炫耀我在写作上取得的荣誉。他在一种极其矛盾的肯定中否定着我的骄傲，打击着我仅剩的一点自尊。
他对待事物近于神经质般的苛刻，偏执到无以复加。他时常斤斤计较于一些无足轻重的细微事物，仿佛全世界都在与他作对。我们的家庭关系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僵死状态。就像现在我写这些文字的前三十分钟，他还因为饭桌上多拿了一双筷子而跟母亲争执起来。我为他们在生活中因为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细枝末节而展开莫名其妙的争吵现象感到十分不解。
父亲多年在我心中投下的威严阴影让我凡事不敢与他“争锋相对”。这让沟通变得极为不顺。我曾经鼓足勇气想要通过一次彻底的谈话，来从哪怕表层上对我们已经进入畸形僵化的家庭关系作一回捉襟见肘的补救。当我在谈话的过程中，触及“平等”“权利”这样的词汇时，我没有料想到，我的父亲居然气得暴跳如雷。他的脑海里固守着一套森严的“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他不允许自己父亲的威严遭到任何僭越。这让我感到无奈和悲哀。我何曾想过要僭越他的地位？我不过是想要一个彼此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流的权利。所以我之后在日记里写：“我与他今生今世都无缘做一对融洽之至的父子。”写完我又用笔重重画去。因为我害怕一语成谶。
后来我索性放弃融入其中。相隔三代的关系，本身蕴含着沟通的艰难。我只能说，我踏过的黄昏永远赶不上他们踩下的黎明。我愿意站在一个适当的距离来看待我们的家庭关系。如今，我只担心父亲与母亲的和睦问题。
马奎斯在《爱在瘟疫蔓延时》里写；“他们在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之后，险些为某一天浴室里有没有肥皂的事儿闹得各奔东西。”这恰巧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因此我时常担心害怕，是否有一天，他们也会因为相似的事情而闹得各奔东西？我曾经一度以为，他们的感情已经走向枯竭。
但事实恰恰相反。
那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那一年我上初中，母亲患病，需要做手术。父亲当时没有告诉我母亲的病，怕影响我的学业。医生告诉父亲，手术有风险，也许危及生命，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当时他们正处于极度紧张的冷战时期，彼此不说话。但我能够想象，即使在病房里，我相信父亲也不会与母亲说太多的话。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了。家里唯一的声音，就只剩下吃饭时筷子打在瓷碗上清脆的“当当当当”，还有墙上挂钟指针拨动的“嘀嗒嘀嗒”以及人在地板上来回走动的声音，连电视也不常看。我觉得他们迟早有一天是要离婚的。等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完了手术，很成功，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就已痊愈。而他们，又开始那种全面冷战局部热战的动荡生活。
但是突然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当她被推进手术室，大门即将关上的刹那，她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清晰地听见父亲用哽咽的声音喊了声十几年都没再喊过的她的小名。
我相信母亲当时哭了。
我从来看不到他们的亲昵。一切深重的情感都不会拥有激烈澎湃的表象，它只会归结成厚重的质朴与简单。而我想，他们平日里那些无意义的所谓争吵，无非映射着他们身上因长年困苦不顺而积累下来的暴躁心性。所以那些诸如错拿碗筷的无辜事件，被这样的暴烈心性当作了发泄的出口。
后来我明白，他们长年相处的不愉快，其实与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认知水平有关。
我的父亲一生走南闯北，见过世面，阅历深厚，非我的母亲所能及。她只是一个安静沉潜地呆在家里的平凡女子。直到现在，她都没有好好地出去见见这个花花世界。当前形势如何她并不知晓，科学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她也并不知情，那些高新科技她一概不会把玩，就连家里的电视遥控器都使用得不够熟练。她就是这样一个仍然停留在她那个年代的落后女子。不过，她一直有着一套自己的信仰。她极其信奉鬼神。遇事总要烧香拜佛以祈求安达平和。有时不免过了火，被小人蒙骗，她也不醒悟。父亲觉得她愚昧之至。而我只觉得她善良，善良得让人心疼。因为她遗憾地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
所以我在想，父亲与母亲是否真的彼此适合？实际上，他们相配又不配。
父亲的名字里有一个“强”字，他也的确是一个好强争先的人。他不会愿意娶一个能力与他相当的女人为妻，这会让他感到压力与威胁。母亲的软弱、淳朴，永远无法构成对他能力的威胁。从这点来看，他们是极为相配的。而母亲离开父亲，也确实难以很好地生活。她是需要父亲的支持的。我相信，当初父亲爱上母亲的，或许正是她的单纯；母亲爱上父亲的，正是他的好强。但是他们思想境界上的差异，又不断地造成他们之间交流上的障碍。我相信，父亲其实一直是寂寞的。母亲在更多时候，只能为他带来起居生活的照应，而心灵层面的水平沟通，一直是个空白。
他们就像两个原本就不吻合的齿轮，被命运安排在一起共同转动生活的轨迹，发出刺耳的不适的声响。于是那些争吵一下子变得合情合理。而现在，他们吵得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当我考上大学，他们几乎不再像从前那样过着“打打杀杀”似的生活。偶尔有一些小摩擦，程度也显然没有过去那样激烈。也许他们感到困顿与疲乏了吧。齿轮上那些不吻合的地带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所有的不快，矛盾和差距，都在沉默中安然接受。
就像那天在电话里，我头一次努力想要让那头的父亲高兴起来，二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我们之间向来疏于言表。我从不会当面说一句“爸爸我爱你”这一切太难了。它们穿越不了这层由他长年的威严、固执与暴怒堆积起来的厚障壁。而我曾经居然感激这层疏离的厚障壁带给我的自由，它让我免于经受他那些如同暴雨一样的激烈脾性。他的白头发连同他的孤独一起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多起来的时候，我才只不过二十岁，而他已经六十岁。在相距近两千公里的另一个城市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他一个人在客厅里接，那一刻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舒舒服服地在心里崩塌了。
我欣然接受这些转变。而我们的生活，也将继续进行，没有更大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