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些过去的学生多次来访，谈了很多往事，有些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还从未向人说过。这回谈到这些往事时，不禁引起我深深的回忆，激荡起对国家、对党和人民无限爱戴和感激之情，之后，写成了这篇访谈录。
问：韩老师，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请您谈谈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答：祖国六十华诞，普天同庆，是全国各族人民最欢乐的日子。对我来说，还多了一层感念。我是1949年大学毕业的，到今年正好六十年：我是1949年下学期开学成了一名新教师的，现在虽已退休多年，但仍然担任一中名誉校长，还没有完全脱离学校工作，今年正好是我从事教育工作60年。
问：听说您大学是学经济的，为什么又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
答：不错，我是原国立贵州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解放前的大学是只管教书，不管就业的。“分配工作”是解放后才有的新名词、新举措。我在1949年4月在贵大考完毕业考试后离开了学校。正多方寻找就业门路，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位学友，他很热情的介绍我和同班毕业的同学张君去他的老乡当领导人的机关――贵州公路联营运输处当了一名办事员。我虽然觉得不合适，但想到已经大学毕业，不好意思再要家里负担，并像人们说的，“骑在马上好找马”，就高高兴兴的去报到上班，至今我还记得我有生以来第一天上班的光景。那天是5月2号，我早早起来，吃过早点就很快从我家(住法院街)走到紫林庵机关门口，时间是7点40分，机关大门还紧闭着，我在周围走了一圈，到7点55时仍未开门。直到8点20分，门才打开，走进一看，所有科室还锁上门，除了一个扫地工人外，不见一个人影，扫地工人对我说，你要九点以后才能来办事。我悻悻然的等到9点10分，我所去的会计课才开门，我跟着进去，才知道他是课长，姓吴。吴课长大概有30岁左右，对我倒是很热情的，向我问长问短。我们科(称课)除吴课长外，还有两个股长，两个科员，加上我们两个新来的大学生作为办事员的共七个人。我分配的工作是“稽核”，即是将送来的“传票”经用算盘核对后，盖上自己的名章，就算办完一件事，不到十分钟。每天这样的事最多不过七八件就无事干了。但上班虽然很晚，下班却必须准时，在办公室坐着只好看看书。后来我干脆练习书法，写大字不方便，就用毛笔练小楷，这样机械式的过了两个月。到了6月底，局长突然宣布：因时局紧张，奉命裁员，名单已送达各科室。会计课裁掉的就是我们两个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当时觉得也无所谓，因为工作实在太单调、太无聊，只是觉得刚就业就失业，被人家问到，有些难为情。不过这一段生活也有收获，亲身体验到了旧社会的机关作风和国民党垮台前的光景。这时已经到暑假。我父亲韩汝在教育界多年，并且好几位校长是他的学生，但各公办学校也因为时局紧张不能进人。直到8月底，得到父亲的同学向知方(又名向义，当时在贵阳师院教书)介绍去私立南明中学任教，担任高中两个班的数学课(按：大学经济系开有高等数学，是必修课，解放后原经济系毕业到中学、师范教数学的不少)，就这样，我当起了一名中学教师，并且成了终身职业。其实当教师曾是我从小的志愿。因为我祖父是私塾教师，父亲是贵州省优级师范毕业的，到1949年已经有40年的教龄了。解放不久应他的学生田君亮馆长之约，去文史馆当馆员，才离开教育岗位的。受家庭的影响，在中学前我曾认为教师是最好的职业，自己也有志成为一名教师。只是进入高中后，读了些哲学和经济学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于是选择了大学的经济系。不想，天不从人愿，或者说是命运安排，终于又回到童年的志愿，当了一辈子教师。
问：您在南明中学工作有多久，是什么时间调到一中的?
答：这件事说起来比较长。贵阳是1949年11月15日解放的，我和南明中学的师生一起迎来解放。学校不到一周就恢复上课，一直到学期终了。寒假开始，贵州省文教接管部通令全省中、小学教师全部进入各专州所在地文教接管部办的师训班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在1949年末，省文教部决定原省立贵阳高中、贵阳中学、师院附中和私立中山中学四校合并，名为贵阳中学，这几所学校的校长、主任都没有参加学习。寒假师训班按学校分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编为若干小组，每组10人左右，我是分在第一大队，大队长是何锡周，后派到贵阳初中(即后来的五中)担任校长。第二大队的队长是冯楠，后派到贵阳女中(即现在的二中)任校长。学习的内容是革命理论和社会发展史。这在当时是大家迫切需要的，受到全体教师的欢迎，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有的年过六旬的老教师，如后来调一中工作的张云麓老师还成了学习模范。学习一个半月后，所有教师由文教部统一分配到各校工作，我不再回南明中学，分配到私立豫章中学(即后来的贵阳四中)。我特别高兴，觉得工作有了保障，免去了像父辈们在旧社会求职，找关系、托人情的痛苦，而这恰恰是我生平最害怕的事情。这是我进入新社会后最满意的一件事。我在学校被安排当了初中一下班的辅导教师。并上这个班的数学课、政治课，还任其他三个班的政治课。
1950年的3月1号是开学第一天，我六点钟就起床了，在家吃过早点，就步行到威西门附近的豫章中学。这时还不到7点钟，已经有些学生穿着整齐的服装来到学校，到7点30分举行开学典礼，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和我在解放前第一天上班的光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感到一身都是劲。
当时政治课的内容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初中一律上《中国革命常识》；高一、高二上《社会发展史》，高三上《政治经济学》。政治课的内容对我来讲，虽然有一些是新知识，需要现学现教，但大部分是大学时就打下基础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可说是驾轻就熟，因为在贵大学习时我曾在课外自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曾得到教师刘文涛教授的指导。因为这个原因，豫章中学高三学生参加全省政治课的毕业会考，取得了好的成绩，受到阅卷教师的表扬。
在豫章中学教了一个学期。心头一直很愉快，和学校的领导、教师、学生的关系都处得很好。我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教师中有一些是我的父辈，如教数学的严余春、教语文的王念民、教外语的赵绍齑都是60多岁的人了，对我特别关心。我任课的班级学生反映好，上课时不论是政治课、数学课教室特别安静，陈训严校长(一位老教师)曾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是我们豫章中学的梅兰芳，最叫座!
到暑假时，全省教师参加了教育部门主办的“暑期教学研究班”，研究各科教材，我被推选为召集人。学习班结束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因工作需要，调我到程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以后改为公立，即贵阳七中)，全上政治课。刚上一个月，到了1950年国庆，放两天假后去学校上课，在门口遇到范介萍校长，他说接到通知，叫我立刻到贵阳中学(1952年后改称贵阳一中)找刘熏宇校长。我当即回头，在南明河两江口渡船到了一中，见到刘校长，才知道个中情况。原因是一中高三的三个班的政治课，开学初是副校长肖家驹(解放前是贵阳知名的音乐家，解放后担任贵州省音协主席)兼任的，国庆前接到通知，肖先生调省文化部门工作，国庆后就不来学校了，他教的政治课(《政治经济学》)实在找不到人接替。刘校长说，听人介绍说你上学期刚教过毕业班，会考成绩不错，组织上要你来一中兼课，并且已经和程万中学商量好，上午去程万，下午到一中。于是我成了两所学校的政治老师，每周24节课。从10月份起，两所学校都发我的工资，成了“双薪”，开始我不好意思到一中去领，不想，学校派工友将工资送到我家里。在见到刘校长时，他对我讲。这是上面允许的。要我放心收下。还深情地说，年轻人多辛苦点好，这是“为人民服务”嘛!我当时一阵心热，猛然想起解放前我被单位辞退的狼狈情景，不觉掉下泪来。我向刘校长表示，再辛苦我也不怕，一定把工作搞好。不久，刘校长调离了一中(直到1952年暑假前他还是挂名一中校长)，当我知道消息，赶到他家向他送别时，他又深情地对我说，学生对你教课反映很好，上面已经决定这学期完了就正式调来。你安心在母校工作。发挥好你的聪明才智吧!我向他表示，一定永远记住老校长的勉励和教诲，当好一名人民教师，我又一次流下了热泪。刘校长是我在省高(一中前身)时的老校长，现在又成为了我回到一中工作的引荐人，使我终身不忘。关于他办教育的事迹，在一中编写的《百年历史》内有介绍。
寒假开始(1951年1月)，我正式调来一中，终于回到了母校工作。来报到时，我见到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李忻同志，他热情地接待我，为我扼要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并要我准备和一中教职工一起去清镇农村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