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终还是走了……
且,她是用自己的尸体与我告别的。当我得知这一个预料中的消息时,我还是十分的惊讶,非常的悲痛。这种痛,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于是我再次选择自己承受。在这种思绪中,不断地浮现余虹先生写的《一个人的百年》,同样的纪念,同样的情绪,同样的悲恸,同样的感情,唯有纪念的对象不一样罢了。除了这种方式,我几乎无法再用别的,更为良好的方式,表达我对她的惋惜和怀念。至少在我这里,这是一种在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作为,最美丽的告别。
而后,从一个地方嫁到了另一个地方,这一“嫁”就是六十多年。她曾经有八个孩子,可惜前面两个由于某些原因,在幼年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这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事实。她选择了承担。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节育措施十分差,所以生了两个孩子、死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六个孩子的出生,直到四十多岁,还在生孩子。在与丈夫的“男耕女织”的生活中,三男三女为家里平添了不少的乐趣。这一点,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到。而痛苦往往与快乐是掺和在一起的,六个孩子也为生活增添了些许的困难。虽然丈夫的祖辈十分富有(地主家族),可是到了丈夫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破败不堪,再者,当初分家的时候,丈夫还年少,所以基本上是最吃亏的。古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带着几丝怨恨和不安,还是在这里长住了下来。
从一个大小姐转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村妇。
起初,和几位家族里的亲戚住在了一起生活,有自己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够安身。带着自己的孩子,过着常人的生活。穷酸的生活,给家里增加了一些矛盾,但不至于升级到离家出走的地步。偶然间和丈夫有一些嘴斗,但不至于和丈夫闹翻。这样的生活习惯,一直到他们老去,也经常有,且每一次几乎都是她以“胜利”收尾。
但是好景不长,她与隔壁的一个女人有了争执。于是她对丈夫开始抱怨起来:“我们还是搬走吧,这里实在是无法生活了!”或许是她的决心打动了丈夫,或许是丈夫对她的怜惜,他们搬走了。从一个有良田的地方搬到了贫瘠的地方。她的丈夫没有怨言,而是继续“唯命是从”。这一年,是1981年。
带着六个孩子,阔别了祖宗们长期居住的地方,到了一个陌生的、距离原先居住地并不怎么远的地方继续耕作、生活。孩子们,过得并不怎么好。她的大女儿因为是家里最大的一个,所以没上几天学就回来照顾弟弟妹妹们,且还需要料理家务。繁重的农活,将大女儿的脊背压弯,个子变得非常的瘦小。而大儿子,也没有上几天学,早早就被安排了婚事,由于家里贫困,索性和一个孤儿结了婚。而小女儿,因为贫困没法养,曾经送给别人,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她的怀抱。小儿子虽然开始爱读书,但有一天,突然不去上学了,原来是偷了别人的尺子,没办法交差了。所以就再也没有迈进学堂。某天被她的一位有权势的亲戚安排在了当地的税务局做临时工。可想而知,小儿子结婚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能给的唯有一栋快要塌的土房子。这在现代来说,算不上什么,只有那块地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有些时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只有默默承受,把一些苦水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她就带着这样的辛酸,一步步地接受着岁月的洗礼,甚至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大吐血差点死去,可是上帝拒绝了她,她得以保全性命,继续证明着“人生苦短”这一历史命题。
我与她相遇,是在她六十多岁的时候。之前的故事,几乎都是从旁人那里听来的,但基本上都是可靠的。我与她的渊源,始于1988年,那时候我母亲也是从另外的一个地方嫁给了她的二儿子。起初母亲“怀”我的时候,这个家庭并没有过多的同情和照顾,而是将家分成两半,一半给自己和小儿子留着,另一半给刚结婚的二儿子留着。前者在北边,后者在南边。由于某些原因,二儿子将南边以15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小儿子,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这个过程就是农村里面俗称的“分家”。儿子们没有什么怨言,而是获得了1000多元的债务。我和母亲一道,也脱离了这种环境。但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将我接过去进行照顾。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非常疼我,因为她喜欢吃饼干,所以也经常给我吃这个东西。
小学,我是在村里面念的。直到三年级,我才被父亲转到乡里面稍微好一点的学校念书。那年,是1995年(因为国家的政策,所以村里面的小学必须合并)。一位与我高中、大学都在一起念书的同窗,因为住在她家的隔壁,所以,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几乎每天中午放学都到她家吃饭,她总是做最好的饭菜给我吃。我十分欣慰,在儿时的快乐中,我忘却了这份感恩,只知道我可以很简便地到她家蹭上一顿中午饭,而不用和我的伙伴分离,也不用跑到很远的家中吃饭。那时候,她还算“年轻”,所以自己种了几亩地,生活根本不是问题,并且还有自己的积蓄。和她的丈夫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
有一次,我与母亲闹别扭。深夜里跑到了她家。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这是我唯一能够获得安慰的地方。我狠狠地敲门,口里不停地喊着:“奶奶,开门!是我……”她起身,穿上衣服,来给我开门。她问我怎么了?我说:“妈妈不要我了!”她和丈夫一起,给我安排了一个小床,并且罩了蚊帐,一边给我打扇,一边安慰我,慢慢地睡下。那一夜,因为有她,我睡得好熟,十分安稳。我在她家里呆了三天,后来是父亲把我接回去的。起初,我还是不愿意回去,我不想去面对那个伤害了我的女人,但后来她不断地劝我,我还是回去了。
2003年,我开始以“月”的时间距离,与这个地方阔别着。每次回来,我几乎都会给她带吃的东西。随着我不断地成长,她也开始衰老起来,疾病没有消散,而是加重困扰着这个女人。高血压、高血脂都开始“依恋”起她来。起初她并没有就医,用着农村人普遍的心理――“拖一拖或许就好了”,所以她以为是贫血,不断地喝着“东阿阿胶”进行补血。我也同样给她买“蜂蜜”回来补血,可是她并没有将这些东西独自享用,而是将其变卖。
2008年9月16日,她的丈夫因为癌症,离开了她,享年80岁。这对于她来说,是迟早的事情。我因为与他们相距甚远,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忍不住对他的感情,在公交车上就开始流起泪来。因为当地的风俗,我没有见上他最后的一面,而当我第二天清早到达的时候,唯有面对一尊遗像。我跪下来,上了三炷香之后,开始大声地哭泣起来。母亲也跟着哭了起来。我想这里面除了对自己公公的思念之外,还有一种被儿子感染的因素,她(母亲)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这般伤心。而她头戴着白色的帽子,坐在椅子上一并哭了起来。哭了很久,母亲在我耳旁说:“别哭了,奶奶年纪已经大了,恐怕你这样哭下去,她也跟着哭下去,对她的身体不好!”我哽咽着擦干了眼泪,起身去帮她把眼泪也擦干。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熟悉的风景,我不禁回忆起了一切。这是我第二次直接面对亲人的死亡。 她就这样,一个人继续在那间土房子里住着。不过搬了一个睡的地方,将原先的厨房移到客堂里,自己睡了进去。儿子们替她办好了一切,她一呆就是两年。对于这间屋子,我是有感情的,因为我出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童年游玩在这里。读大学时,我每次离开,都会去与她告别,并且每次回去都会与她交谈。她会关心我的生活,还问:“大学里有没有谈朋友?”我如实回答。她还会关心我:“读书的时候,把脑子缓一点用。”
转眼间,大学毕业。也正是她的丈夫离开快两年的时候,她选择了死亡。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们不可以选择出生,但可以选择死亡。自杀!对于一位近80岁的女人来说,需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呢?本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但她没有得到这些东西。
我说:“您别想多了,病会好起来的。”
“你爷爷多享福,瘫在床上的时候,还有人来安置他。”她接着说:“这次什么时候走。”
“大概四天后就会走。”我回答说。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还是用那句老话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您不是说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上茶钱吗?所以您要好好地活着。”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她。
她笑了笑。转身去拿扇子给我打扇,看我流的汗,她心疼不已。我抢过扇子,给她扇。她说:“我不热,你自己扇吧。”当时是下午四点多,阳光把房间内晒得闷热无比。
有些东西,十分无奈。她死之前,是住在了大儿子家,而土房子里已经布满了杂草。
当我再次回去的时候,她已经离我而去。我连忙收拾了一些东西之后,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车开得很慢,至少我当时是这样觉得的,我恨不得车飞起来。
一具遗体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见的第二具遗体。上面盖着灰蓝色的布单,整个人只能看见脚,脚上穿着鞋子,是新的!我跪在她的面前,又一次泪流满面。这一次,她不能陪我哭泣了。而是她的几位女儿一起哭。我试着让自己坚强起来,但是不能。我的母亲也开始跟着哭了起来,她拉我起来,但我就是跪地不起。我想,现在唯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表达我对她的惋惜和不舍。母亲说,别把眼泪掉在她的身上了。我顾不上那么多。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这一次是我的紧握,而她没有丝毫的反应。冰冷的手,一动不动。我叫着“奶奶……奶奶……”可是她就是不回答我。
我自言自语地说:“以后带东西回来,都没人吃了!”我整个人,没有丝毫的精神。头一直疼痛,但不知为何。或许是我憎恨她的这种死亡方式,听亲戚们讲,她已经康复了,还能下地干活了。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奇的”死亡方式――自杀。
“一个人的八十年”,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续写完毕。在七天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在鞭炮声中消失殆尽。我不断地回忆着,我与她的一切,我与他们的一切。伴随着一个个至亲的人离去,我渐渐地体会到,生命原来如此不堪一击,这么脆弱,这么华而不实。这个见证中国八十年的女人,不仅仅逃过难(避免被日本人抓住),还领略了民族革命的进行和新中国的成立。从公社化运动,到大跃进,到后来的“分田到户”等等。虽然她平常未曾给我讲述什么(主要是她的丈夫讲的),但我还是能体会到那种变迁中的喜悦和艰辛。
对,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奶奶,是继姥姥、姥爷、爷爷离去之后的,又一位至亲的人。
而在不断地叹息声中,还是那一句久久萦绕在我的耳旁――她最终还是走了。
好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