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怀念逐渐由隐性话题变成了显性话题。不久前，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与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共同召开了“八十年代的文论与批评”学术研讨会，抛开各自的论题不说，与会者都普遍表达了对八十代的怀念之情：怀念八十年代那浴火重生后的感奋和希望，怀念八十代燃烧的学术激情，也怀念八十年代的学术氛围……与会者有六、七十岁的老一代学人，也有五十多岁的中年才俊，即使三、四十岁的年轻一代，也对那个自己的生命并未太深入其间的岁月有着异样的感情。这种感怀显然是在与当下文化语境和学术氛围的映照中生发出来的，有着相当复杂的意绪。
从纯粹学人和学术的眼光着眼于八十年代，可以说：那是一个重建我国学术事业的年代。曾几何时，在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大批判中，学术事业几近泯灭。当一代知识人随着“文革”的结束，重返原有的工作岗位时，面临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学术资源的空空荡荡，乏善可陈。然而，既然回到具有学术性质的工作岗位，开始从事学术，又重新获得了学人身份，那么，立足于学术，投身于学术，重建学术事业既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事实上成了他们的立身之本和特有的存在方式。所以，无论于私于公，学人身份的获得和学术本性的确立，已经使他们义无返顾了。
关于这一点，要特别作一下说明：所谓“学人”，在我这里，即指以学术为立足点的“学术中人”，并非一般的文化人。此前，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从事专业理论批评的人士，许多人事实上并没有取得纯粹致力于学术的学人身份，不过是从属于政治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工作者”。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学人，他们虽然在各种“事业单位”中从事理论性质的工作，但那些理论都已被纳入意识形态，他们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为“意识形态战士”。持续多年的“知识分子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通过“改造”让所有知识人都成为合格的意识形态战士。理论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不具有独立的学术意义。
粉碎“四人帮”为彻底否定“文革”做了铺垫，彻底否定“文革”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拓了进路。而走向现代化就有一个题内应有之义，那就是实现教育、科学、文化、文学艺术事业的独立自主品格，不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既然是学术事业，就应该有自己的空间和领域，有自己特有的属性、法则和话语方式，不再混同于、受制于政治。有了这种独立自主品格，各种学术才得以确立。所以，一个无以回避的事实是，学人一旦恢复了学人的身份，立身于学术，就势必以学术为旨归，在各自学术领域的话语世界中，依据学术的固有逻辑和规范行事，就势必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政治的干扰，与政治划开一道明显的界限。学术当然不是完全与政治无关;但学术永远只能是以自己的独有话语方式和独立形态，与政治发生关联，而不是丧失了“自我”，与政治“统一”或“融合”。若是后者，学术就事实上消弥了。没有了学术属性的学术，自然不能算为学术，其可能对政治发生的积极促进作用也不存在了。现代化建设对于学术来说，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学术成为超越政治（也即不依附于政治）的学术。一旦身份不再是被“改造”的各种“工作者”，而是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建设者，立足学术，就成为他们的神圣天职。于是他们满怀激情地开始筹建自我的学术品格。即以文艺学而言，他们开始反思文艺的“工具论”、“从属论”，为现实主义“正名”，堂而皇之地引入早已经活跃于西方的各种文论，以及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使有不可避免的浅薄和“食洋不化”，也是确立中国文论自主性品格的过程必然要经历的，似乎不足为怪。与此相伴随，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译介、评述和讨论。一些在“前30年”被湮没、批判的作家、作品、思想和理论，陆续获得了重新评价，并开始尝试着把它们纳入到文论的建构中来。如此，等等。
与这种“自主性”相联系，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学术论争。真正的学术论争在前30年几乎没有出现过，出现的大都是“斗争”，是意识形态对各种异见的讨伐。凡是“斗争”和“讨伐”的对象，都没有辩驳和置喙的权利，只能听之任之，等待最后的处理;而凡被“斗争”和“讨伐”的人，后来大都从“工作者”的位置上被处理掉了。这种斗争虽然其内涵可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因为一概被赋予“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政治属性，而丧失了应有的学术意义。现在的学术论争，情况却有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些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的迹象，如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关于“现代派”的讨论，都是学人内部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引发的，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尽管论争中的某一方，还时不时地以“意识形态战士”定位自己，延续着前30年的思维，但因为得不到来自官方的有力支持，在学界也丧失威信，就自觉无趣而慢慢销声匿迹了（不妨回忆一下有关“伤痕文学”的“歌德”和“缺德”的批评）。
至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潮流，市场经济正在步步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似乎成为定局，尽管有一些逆反的意向，但那潮流所向却有势不可挡之势。
总之，80年代是一个展现出新气象的年代。那新气象中，有许多新奇的令人感奋的东西，有许多新的价值和意义，让人于玫瑰色的朦胧中充满了模糊的希望。广大学人更是在学术中产生了事业感和对自身价值的认定，不是如仅仅作为一个“工作者”那样被动和没有自主性。无疑，这种气象在当下是显得相当遥远了。于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油然而生。
怀旧本来就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意绪。过来人怀念青春时代，不完全意味着那青春时代有多少光彩照人的往事让他们流连忘返;有时倒是相反，只有那些困苦和艰辛，坎坷和跌宕，挣扎和奋斗，希望和绝望，才让他们在时过境迁后回味无穷，也生出诸多的感伤。不过，这些历史经过时间过滤，在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往往都抹去了当年真实经历的惨淡和粗砺，蒙上了朦朦胧胧的诗意。毕竟，有房有车，收入颇丰，生活安逸，不再如80年代那样惊魂甫定，还时时担心刚刚获得的再转眼失去，重新回到那“噩梦挂着悬崖”的生活，怀旧的意绪还不至于让他们有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二
这里需要对“工作”（劳动）和“工作者”（劳动者）与“事业”和“学人”作一下区分。“工作”（劳动），就是工作（劳动），只意味着“做”或“做什么”，并不含有 “建设”、“创造性”、“主体性”、“献身”之类的形而上意义。“事业”就不同了。“干工作”不等于“干事业”，也不一定具有“事业”的意义。“干事业”虽然也要“干工作”，但“事业”的“工作”永远是与全身心的投入、艰苦卓绝的“打拼”、执着、献身、创造性、主体性这一类形而上的意义连在一起的，因为这里寄托着他的理想、志向、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学术就具有这种事业的属性。“工作者”是可以做“工作”或不做“工作”、做这样“工作”或做那样“工作”的，但“事业”之于一个人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于“工作”之上，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甚至是他生活的意义所在。
学术对于学人来说，无疑是他从事的一种文化事业，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工作”。学人因学术而成就着自己的事业;学术也因学人置身其中，献身，投入，追求，而成为一项事业。“工作”（劳动）是“工作者”的事情，而“学术”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创造性的、无创造就不成其为“学术”的“工作”（劳动），则是学人的事情。把学术事业仅仅归结为一种“工作”，把从事学术事业的学人仅仅以“工作者”看待，实质是通过定性和称呼对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存在方式的一种确认，把他们从事的学术，与一般的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看成了一回事，既抹杀了学术作为一种事业的意义，也抹杀了他们作为学人――学术中人的实质。
谈到80年代前的30年，那些过来的知识人可能留下了各种记忆。但是不论他们有多少个人的记忆，恐怕都有一种属于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那就是：他们除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事业”之外，并没有属于个人干的“事业”。无论他们曾经是大、中、小学的教师，还是从事科学、文艺、文化等工作的人，都无例外地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事业”中的“工作者”（如“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等）。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事业面前，所有人从事的都是体制所赋予的一项“工作”。其“工作”的意义也都为“社会主义革命”所统摄，并不具有独立的事业意义。作为“事业”中人的理想、志向、追求、主体意识、个人意识、独立自由意识――这所有的形而上“意识”合在一起，可以统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被抹杀和取缔。应该说，在这方面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体制建立之初就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经批胡适、反胡风、抓“右派”、“拔白旗、插红旗”，到学雷锋、抓阶级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经过持续的批判和整肃，所有的知识人，不管是从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还是长在五星红旗下的一代新人，都实实在在成了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者”（也因而可以放下原来的“工作”，去“务工”或“务农”）。
对学人及其学术事业的这种定位，是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方针相一致的。勿庸讳言，如果仅仅以“工作”和“工作者”来看待学人和他们的事业，什么“学术本位”、“学术思维”、“学术品格”，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学人的“独立自由”，等等，就都不存在了。革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了。你也就成了一个随人摆弄、指挥的“笔杆子”和拧在哪里就在哪里的“螺丝钉”了。当然，“工作”中的投入和献身（所谓“无私奉献”）还是需要的，但当个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没有了的时候，“投入”和“献身”也失去了应有的性质和意义。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工作”出现错误，沦为“阶级敌人”。失去了“工作”，也就意味着失去饭碗，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失去了生存的保障。所以他们在“工作”中都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的大语境下，小心翼翼地“改造”自己。说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就是生活在恐惧中，以“革命”和“改造”的姿态换取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自然也就谈不到干事业的那种创造性和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了。“工作者”成了地地道道的“从业者”。
一方面是知识人也即学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与事业紧紧相结合的，知识的学习和专业的训练，造就了他们以事业为形态的存在方式，除非他们自己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否则，是不容易改变的;一方面是他们置身的科学、文化、文艺、教育等事业，其属性是确定的，勿庸置疑的，它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和质素。如今，这两方面问题都与体制对事业和知识人的定位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体制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属下的“工作者”，但知识人和事业本身的属性，恰恰要求他们必须以“学人”的属性而存在。这冲突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人事业和社会“大事业”的共同沦丧。
科学、文化、文艺、教育等，当然都是社会的事业，并不完全属于个人。但社会的事业本身又是高度个人化的，只有置身其间的人把它们当作一项事业来做，才会把生命和活力灌注其中，使社会的事业生气勃勃。事实上社会事业的生气勃勃，总是通过个人事业的生气勃勃体现的，如果个人的事业心泯灭，只是以一个被动的“工作者”在“工作”，个人事业既无从谈起，社会各项事业的属性也会在扭曲中丧失生气和活力，走向衰微。前面说到八十年代是一个重建我国学术事业的年代。之所以是“重建”，就是在多年的“大批判”中建构起来的一切非但没有成为学术，相反，成了阻碍现代学术发展的一堆问题，要建设我们现代的学术事业，必须推倒重来。“重建”正是意味着在科学、文化、教育各项事业中有着大量需要“正本清源”的堆积物。这也是八十年代学人所面临的沉重负担。
其实沉重的负担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有负担，就意味着有问题。学术并不惧怕“问题”;相反，最喜欢“问题”，有“问题”正是学术获得发展的契机。但这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对“问题”的正视，由“问题”衍生出学术研究和学术探讨。学术永远都是在对“问题”的正视和探讨中向前推进和发展的。八十年代前“问题如山”，似乎正预伏着中国的学术事业在八十年代可能有一个大拓展。
人类历史发展的真谛，似乎并不是真理如何战胜谬误并取代谬误。后一代总要面对前一代交给自己的历史。再“错误”的历史也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关键在于后来者是否能对前一代留下的历史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语）。有，后代人就转化并发展了历史，化腐朽为神奇;没有，那历史就会把后代人压得喘不上气来，每前进一步，都会步履维艰――“死人压着活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后代人并不是被动的承受者，前代人建构了什么“永恒的真理”，让后来者代代传承。文明的进步永远实现在每一代人都能对前代人有一个“评判的态度”（胡适语）的过程中。 遗憾的是，我们正是在这种缺失中结束了80年代。
三
谈到80年代，有学者用“未完成的80年代”来评价它。与此相联系，又有了“重返80年代”或“重建80年代”的一些提法。这些思想当然都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真正回到80年代的真实语境和文化状态中，恐怕又会对此类说法持有某种疑义。80年代，不过是一个10年，它只是承接了前30年的历史遗留，准备有所更新，但那更新将经历怎样的历程，将会有怎样的作为，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到底会发生什么，实在是个未知数。它走向哪里，完全取决于这一代人向历史投入了什么。进入80年代，幸存的老一代学人确实重新获得了“学人”的资格，准备在学术上焕发被延宕的青春;刚刚迈进学术门槛的青年学子，确实跃跃欲试，希望在事业上大有一番作为。什么“主体意识”、“文化意识”、“反思意识”、“创新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高扬。五四时代“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仿佛又飘扬在一代人的心中。整个中国在80年代似乎确有一桩未竞的事业。然而，这一切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我们到底有怎样实实在在的价值依赖。抛开这一切并没有体制的保障不说，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学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思想进路，也很值得说一说。
就当时学人们的情况来说，总的是激情多于理性，感慨多于思想，“噩梦醒来是早晨”的喜极而泣，跃跃欲试，遮蔽了对自身和文化前景的谨慎判断，开放后看到的世界景观，更让他们目迷五色，恨不得立刻“就与世界接轨”，甚至以为只要把流行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方法引入国内，自己就可以抵达世界学术文化的最前沿，而对自己刚刚从多年的文化禁锢中走出的真实情况，则缺乏实事求是的考量。此后就是各种半生不熟的名词、术语、概念的狂轰滥炸，各种追奇逐新的命名、激情飞扬的宣言铺天盖地，呈现着时代变迁和中国言语大国的华丽风姿。这种情形，可以使人立刻联想到半个多世纪前的“五四”以及“五四”稍前一点中国学人纷纷从东方（日本）和西方寻求真理的热闹景观。同样是封闭后的开放，同样是睁眼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同样是在新奇中的惊喜和跃跃欲试，同样有一种浮躁、轻薄和失重感，其中到底有多少沉实的学术含量，同样有待于重新厘定。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长期封闭后的开放通常都会出现的局限，不足为怪。不错，是不足为怪。但如果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竟两次出现同样的“局限”，就值得研究了。我的想法是：中国学人一直都较少脚踏实地地在中国大地上扎下自己思想的根须，一种带有传统根性的华而不实，总是让他们追新逐奇，把大量外域新学理的介绍和输入当成真知，并进行炫耀，而对自己经历的活生生民族历史却兴味索然，或浅尝辄止，不予深究，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并不炫目，也不好玩，远不如玩弄一些新词藻、新概念、新学理那样能轻易地为自己赢得光环。他们也做学问，但那“学问”并不是为“问题”诱发，被“问题”吸引，从“问题”上有所发现，倒经常绕过“问题”，走没有“问题”的轻车熟路，或者“问题”只在外在意义上被他们关注，得出一个泛泛的结论便完事大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可能遍览了西方发展了一二百年的学术，各种西方的学术概念都一一在他手上把玩过。他们也可能成了某一学术的中国“传人”和“专家”，但却未必从思维上深入其堂奥，领略其真谛，因为他头脑中并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也不是因为“问题”而成为那学术的“专家”的。
缺乏“问题意识”是中国学人治学的主要弊病。不少学人都谈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但我所说的“问题意识”不是简单地“带着”什么问题或要“解决”什么问题去研究学术或求诸于某一真理，而是对自己生存世界“问题”的“内在方面”的“发现”孜孜以求。“发现”固然是对“问题”的发现，但只有从“内在方面”来把握它，才是有巨大学术含金量的发现。这对于一个治学者来说，尤其关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一场可怕的战争导致了人们家破人亡，这是“问题”的“外在方面”，而推敲形成战争的原因，特别是更进一步把握它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某种深层因果链，从这里寻找它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思想要素”，就属于“内在方面”了。此种对“问题”的发现，作用着他，纠结着他，扣着他的心弦，钩摄他的魂魄，让他必须去面对、去探寻、去解读它，否则便无法释怀。一个人为什么会为那“发现”所纠结？那“发现”必然是独特的，深邃的，与他的生存方式、存在形态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不充分解读它，就无法确立自己的存在。也许他一生一世都纠结在一个“发现”上，然而那“发现”也成了他的学术进路，成就了他有意义的人生，甚至建构了他整个的学术生命。胡适为什么特别拿来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是因为实验主义启示他对中国文化的“问题”有了一种发现，那“发现”就是国人总是追求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那“绝对真理”，对那“绝对真理”顶礼膜拜，信而不疑，这导致了国人一直在儒家学说面前跪倒了两千多年，以至到他生活的年代还延续着这种思维。这“发现”终其一生纠结着他，整个“胡适思想”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思维上的“发现”形成的。鲁迅也有一个长期纠结着他心灵的“发现”，那就是国民“怯懦”、“自欺”等“坏根性”，他“发现”正是这些“坏根性”导致了中国成了一个奴隶的国度，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人国”，就得去掉那些“坏根性”。他早年的小说和杂文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个“发现”形成的。只是他的“发现”过多地陷入了道德领域，也企图以道德上的抨击来“启蒙”国人，这在学理上成了一个不小的缺失。我们很敬慕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在一百年的时间造就了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实那些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都被俄罗斯19世纪农奴制造成的愚昧落后纠结着，促使他们为俄罗斯的出路问题而殚精竭虑，他们到底发现什么了或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那“问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吸引着他们，一直让他们割舍不开，也因此成就了一百多年的“俄罗斯思想”，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至于“以自由为维度”（阿克顿语）的整个西方文明，早早就为西方的思想家所“发现”，到启蒙时期更成为一代思想家从各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和深度开掘的中心话题，他们“发现”正是在那里蕴藏着人类文明的真谛，由此他们也建构了西方文明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上述情况虽然有种种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问题”、特别是其“内在方面”进行深入探寻的不断追求。其实任何有价值的学术都是由此成就的。那“发现”不是别的，落在学术上，就是“思想”。人们常说“把握时代的脉博”。其实“时代的脉博”就体现在对时代的“内在方面”即思想的把握上。只有对它们的追求和把握，才真正建构着学术文化的坚实基础。 反观中国，这种情况却很少见。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与其说是对“天道”的“发现”，毋宁说一半是依据“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思维方式，一半是依据猜测和想像。因为它特别符合专制王朝的需要，也就成了汉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古代士人则几乎无一人把这看成“问题”来求索，于是一种思想就长期统治国人，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停滞。清末以及“五四”那代中国学人固然在西方文化的映照下看到儒家学说的“问题”，但如胡适在那“问题”上的进一步学术“发现”，不只看到了儒家学说的“问题”，更看到了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对一种学说的“态度问题”，则是凤毛麟角，更遑论一代人或一批人围绕着那“问题”为各自的“学术发现”而穷追不舍了。追寻历史，90年代学人发现了在前30年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那就是顾准。在极度艰辛的境遇中，唯有这位曾经的中共老干部，成了一位真正的学人，在一个“问题”上有了重大发现：要在地上建立“天堂”，乃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剧（那“发现”与胡适的“发现”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让他于不幸中成就了思想的辉煌。不过，八亿和一个，相比之下，这一个要算是个奇迹了！
中国80年代学人和学术的缺失，当然主要根于前30年他们的思维空缺。持续不断的“改造”，让他们经受了折磨，但更主要的是让他们的心灵世界成了一片荒芜。本来就缺乏思想，缺乏“发现”的“问题意识”，此时更是不再思想，害怕思想，也回避思想。我们从一些无辜罹难者的自传和传记中（包括一些日记、书信和思想检查材料），可以看到他们受了不少苦，心中有诸多委屈、不平和感喟，也有对正常人生的无限向往，唯独看不到他们从自己的不幸中“发现”了什么，引发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思索，把那不幸转化成了怎样的学术资源。当然，他们可能是有所忌讳;但更主要的是思想的缺失或没有思想。有思想和没有思想，充盈着思想和思想贫乏，从那些文字的字里行间其实是可以看得出蛛丝马迹的。在“文革”中许多学人和文化人不堪屈辱自杀了。但一个学人，假如通过苦难真有所发现，那“发现”就会无形中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力量，他一般是不会无视那“发现”的巨大学术魅力而撒手尘寰的，因为那“发现”很可能会告诉他诸多尚不理解的生活意义。
不用说，这样的一代人进入80年代，充当学人的角色，我们也就不难推测80年代会有怎样的学术境况――他们不过是在新的语境下刚刚进入了久违的学人角色而已，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显然也不切实际。
今天，人们对学人和学术界有着普遍的不满。作为学人也许有不少难言之隐。但无可讳言，在新的语境和利益格局中，他们大多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位置和话语方式。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成了“学术中人”，不再是简单的“工作者”，而成为学术事业的建设者和“带头人”;然而学术在他们的生命中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辉，80年代的学术激情已经消泯。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大量的学术选题、已刊或未刊的文章、书籍中就可以看出。尽管生活已经比较稳定，但心灵却黯然失色，有关“问题意识”也似乎不再引发他们的兴趣。此时产生怀旧的情绪，如果没有对自身的反思，其中有多少深刻的含义，实在是个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