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大主要世界经济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它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其中许多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精确性还是在分析的正确性上都十分出色，以致使人感到几乎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直到 1980 年左右绝大多数的批评仍然是比较中庸的。当然，批评家们指出，这些机构追求的政策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一个部份，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关心环境（此问题才刚刚开始得到估量），不加怀疑地认为“发展”有其“财富从上向下流淌使下层受益”的效应而会减少“局部小块的贫困”。
然而，另一方面，开放和全球化进程都被当作是好事，从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来解决本国的收支平衡困难，使主要货币可兑换，逐步降低关税等等，也被当成了好事。有人还注意到，这些国际机构尊重各国的选择，即使它们让公共部门担当主要经济角色，严格限制外国资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选择“社会主义”并将它们的国内价格和工资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脱钩，系统地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因此，在那时，对这些机构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们的干预过于谨慎了。例如，学者们感到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几个资本主义列强无能为力，美国在欧洲重建中抛开了世界银行而只依靠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仅仅是争取更低的关税，而不敢争取更多的东西，等等。 国际外债危机始于 1982 年墨西哥停止偿债的威胁，但这没有根本改变上述看法。这些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首当其冲受到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它们面对新的形势行动太少：基金只是用于重新安排债务，而没有处理其再发生和扩大的原因或机制（高利率，不加控制的开放，等等）。
1981 年时，对国际经济机构的批评开始变得严厉了。那时里根－－他信奉极端新自由主义教条－－刚刚上台，这些机构立刻转向这种教条，似乎它们必须追随白宫里的每一次时尚变化。这种转变又立刻明确为一个简单的和普遍应用的行动计划，即“结构调整计划”（ SAP ）。这一计划首先被应用于那些被认为“处在危机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好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危机！），强迫这些国家根据新的条件做单方面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末，这一套被扩大应用于于苏联东欧国家，以“帮助”它们迅速地转换到“规范”的资本主义。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对形形色色的这一类“调整”的批评。很多出色的、深入的批评，包括对各国具体经历以及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已经使我没必要在此复述了。 1993 年，“国际人民对西方七国审理裁判团”在其“东京裁决”中形成了一个汇总的批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这些批评。按照裁判团的意见，结构调整的普遍结果是：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作报酬下降，食品依赖性增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保健系统毁坏，教育机构入学率下降，许多国家的生产能力下降，政治民主受到损害，外债持续上升。 这一结论是非常生动的，同时准确而健康。
它包括两个重要而有力的结论，一个是明确的，另一个是隐涵的：⑴国际机构遵循西方七国的战略而制定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陷于悲惨和巨大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南方和东方；⑵这些政策并不是解决“总体危机”的药方，相反，它们把这些国家逼进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我感到这第二个结论对于我将在下面提出的论点最为重要。这些政策批评的大部份意见来自有着极不相同性质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其中的许多组织都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因而他们对这些政策的批评完全是道义上的。他们指控这些政策培育了贫穷，好象制度的逻辑与这些完全无关，所以贫穷只是“错误”的产物，是可以被“改正”的。 一些批评者没有忽视属于总的制度之逻辑的责任。而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世界银行还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里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有限的“自我批评”来 恢复自己的声望。心怀恶意者会禁不住说，世界银行只是适应克林顿白宫的新词令而已。即便真的如此，无论是藏在金融专业化面目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以跨国公司的“商业秘密”作掩护的关贸总协定，都没有这样的“自我批评”。
恶意的批评者又禁不住会解释，这种双簧表演也是从白宫那儿学来的，来自不同机构的官员们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分工而已。 无论如何，世界银行的“自我批评”，和它为穷人的困境而掉的几滴眼泪并没有能够欺骗所有的人。在一份 1993 年的文件中，国际志愿机构委员会（ ICVA ）的秘书长马可斯·阿鲁达嘲讽地指出：世界银行继续忽视一个事实：即“穷人问题”并没有在 1980 年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日程上，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债务危机仍有待于解决，其结果是南方已经成为向北方的资本输出国；世界银行提倡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而结构调整政策的本质是排除群众参与和民主。 一、“历史规律” 我相信重申一下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有用的，尽管这有重复尽人皆知的事情的嫌疑。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发展的体系”，例如，和“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等的发展体系。我想，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即资本的扩张，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做出区分是必要的。作为社会现实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现象必须在两个层次上来考虑，即它的本质（抽象）趋势和它的历史（具象）现实。而发展的概念则相反，它向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使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去“判断”结果－－和定义一个社会工程的标准一样。这样的工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激进的，它推出种种不同的概念，如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效率，等等。
这两个概念即现实（资本扩张）和理想（向预先设定的方向发展）的结合（或混淆），是造成许多对现行政策批评的盲点的原因。我们所面对的制度系统地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他们提出帮助资本扩张的办法，然后把其后果，或者按照他们的设想的可能后果当作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可以被当做发展。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充份就业，或一个预先设定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扩张是以公司追逐利润为导向的（或更准确地是被控制公司的资产阶级所导向，私人财产赋予了他们这种垄断权，以达到此控制目的）。这一逻辑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带来就业扩张，也可能造成就业萎缩；它可能减少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这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削弱了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市场”本来指的是竞争的状态，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恰恰是由私人财产垄断权（财产属于一部份人而其他人一无所有）对竞争的限制来定义的。“市场”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瓦尔拉斯一直捍卫市场的“优越性”，但他并未混淆两者，而我们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则每天都在不自觉地延续这个错误的混淆。甚至瓦尔拉斯都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的非最优版本，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规则要求放弃私人财产制度。因此，他设想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描述第二国际的计划时提出来的，后来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新西比尔斯克学派“改革家”所采用。这个计划的乌托邦性质－－其缺点已经由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苏联改革的失败所确证－－只是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对“经济主义”的批评。 事实上，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作为这样一个竞争系统在运行，那里私有制的受益者之间互相竞争，并和其它人竞争。为便于运行，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代表资本整体的一个集体权威的干预。
因此，国家是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的政策，从而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表，有其自身（具体的）的逻辑阶段。这些逻辑形式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扩张在某一时段带来就业扩大而在另一时段则带来就业萎缩。这种逻辑形式并不是抽象的“市场法则” 的表达，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获利的需要。过去二十五年来失业的增长并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而是资本的战略造成的。失业是资本家的国家所需要的，用以作必要的手段来摧毁工人运动的成就。这种主张既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被用于东方重新征服了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有权人的话，好象他们同情失业似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的“贫穷”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什么产生于特定环境或“错误”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而是制度的逻辑产物，世界两极化的逻辑是内在于制度自身的。
因此，这些“效应”是永久的，即使这些效应在某些阶段减少而另一些阶段增加。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二战后从 1945 年到 1994 年 ) ，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方面逐渐侵蚀了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从重商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生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外围国家进展中的工业化－－在此之前，外围国家还一直被严格地排除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外。 这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些变化，又使自身适应了它们。因而我认为，那些首先由各国、其后由国际机构执行的政策，应该在这一既互补又矛盾的两面性条件的关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预料的结论是，“道义”判断或那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词汇如“成功”或“失败”等，应该从这一逻辑的角度加以修订，而不是基于从所谓“发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结果。 这里由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所表达的，我的“历史规律”的概念不是决定论的。比如，战后外围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工业化所强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的产物，世界范围的资本也适应了这个变化。又如，由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侵蚀并不是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前景。相反，国家对这种全球化的反应可能迫使世界扩张转向不可预料方向。
这里所展开的思考需要对战后时期加以仔细考查，确定其各个阶段，并在这一背景下对有关机构所执行的政策进行评估，无论这些政策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是帮助它适应不同时期内社会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不同条件。战后时期可清晰地分为繁荣期 (1945-1975) 和始于 1975 年的一段危机期。根据我的分析，第一时期的繁荣建立在三个相为补充的社会计划上： (1) 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其行动是基于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 (2) 我称之为“万隆计划”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外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即“发展”的意识形态； (3) 苏联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相对独立于具有主导优势的世界体系。 在第一时期，国际机构对繁荣起了明显的作用。
它们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避免了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的独立性提出任何挑战，这是出于原则上的理由。国际机构的干预，出于它们的本性，总是带来政治上向右转。第二个时期先是体系被侵蚀，随后就是体系的危机和崩溃，而这一体系正好是前一时期繁荣的基础。这一时期还没有完结，它并不象人们所经常漂亮地断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期。相反，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走到尽头的混乱时期。这就是我对 1970 年以后国际机构的行动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这些行动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份，而是试图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它们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仍然是一种空想－－这项工程通过“市场”，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来管理世界。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统治的自发趋势。由此视角，我认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称之为“五种垄断力量”上来，在短期内的将来，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将通过这五种力量得到发展。 二、制度化结构 有关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上述名单也还应该加进主要的地区性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的“ 洛美公约” (Lome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EEC-ACP association) 〔 1975 年西欧九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一项经济合作协定－－译注〕）。
下面，我将简要复述这一历史，特别强调这些机构经常所受到的批评，以及我从中作出的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保证货币的稳定，以代替金本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所起的成功作用。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是对所有的成员实施强制调整，无论它们的支付状况是有剩余还是赤字。在它存在的第一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重建了欧洲货币的可兑换性 (1948-1957) ，然后帮助欧洲经济的调整 (1958-1967) ，给人留下了有一定效率的印象。然而，从 1967 年起，尽管创设了特别提款权，还是没能维持货币的稳定。 1973 年普遍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命的终结。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它通过执行新的功能生存了下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结构调整进行管理，从八十年代末起，干预东方集团国家以确保它们重新回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来。
几乎所有的世界经济分析家对这一组织的批评都是一致的，他们在下述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世界银行）是被用来为美国的干涉实施全面控制的工具。美国拒绝了由凯恩斯主张的世界中央银行的选择，而宁愿要一个更弱的、依赖于美国的机构，而不要一个更有效的、但会使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责任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总是很有限，不管它的借款有多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如通过规定贷款条件的规则），但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 (2) 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授权中规定了职能，但它从来没能迫使庞大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去进行结构调整，无论它们财政盈余还是赤字，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却厉行强制。这里的原因，当然，在前文已经说清楚了。 (3) 在它和第三世界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没有阻止债务在七十年代期间达到天文数字，也没有在此之后减少债务。它的任务是通过强制进行结构调整来管理债务，这种调整是专为偿还债务的目的而设计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经济增长。 (4) 在它和东方集团国家的新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在最大程度的开放的背景下加速它们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进度。基金所推荐的方法的极端残酷性已经显而易见：自由兑换要在一年内实现，而西欧在 1945 年以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才达到这一点。 (5) 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基金只是西方七国集团制定的战略的执行工具，这些战略则是基于美国、日本、欧共体三者意见一致的那一最小的共同部份。 如果我们想严肃地讨论可供选择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评的范围。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纠正上述指出的缺点，从而采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方案，这个银行将不但能促进调整，而且作为增长和发展的总战略的一部份，促进全面的调整，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包含显着的效果（如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等），也将充份考虑环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开放性。
对此，我是怀疑的，由于以下原因： (1)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增长和停滞的连续交替并不是由一个“好的”或“坏的”金融制度造成的。我坚持认为（和巴兰、斯威齐意见相一致），资本主义因其本性趋向于产生相对生产过剩，而这种与生产过剩相联系的停滞趋势在增长阶段得到克服是由于每个时期的特殊原因。就战后阶段而言，这种环境就是我分为三个部份的体系，包括：国家“福特主义”；欧洲重建和发展主义；民族解放，苏联制度，和“脱钩”；并加上这一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产生于上述条件的强劲的全面增长使金融制度运转平稳，无论它多么怪 异。
(2) 在这些条件下，汇率稳定性并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高明所造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实力所造成。这种经济实力从“美元饥渴症”中显露出来，并为美元可兑换黄金所增强，也为在欧洲的资本流动的行政控制所加强，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欧洲重建完成、能够重新开放为止。这一过程的继续进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它出现了“相对衰落”），而世界体系则从美元短缺转向了美元过剩。同时，在六十年代后期（直到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 ) ，随着战后繁荣的基础的消蚀，危机开始了，这导致了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崩溃。美国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可获得的美元过量）和生产性投资危机一起造成了大量游资没有出路。于是， 1973 年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就变得十分合理了：它允许这笔巨额游资在金融投机上寻找出路。今天，世界贸易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而国际资本运动额估计达 50 万亿美元！没有金融放开和浮动汇率制度，这笔游资所代表的致命份量会恶化危机。因此，今天，体系的逻辑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危机而不是结束危机上，因为结束危机是体系自身无能为力的。
(3) 单方面调整政策强加于最弱小的夥伴身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这符合管理危机的要求。这些政策并不是由于追随荒谬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或失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阻止七十年代的过量借款，因为债务的增加对管理危机和危机所产生的过量闲资是十分有用的手段。现在正在执行着的调整政策的逻辑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主要潮流，即使这将引起需求的收缩－－因为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价格放开、取消补贴、货币贬值等，并造成发展的倒退。这些机构实际上是把管理危机放在其他一切考虑之上，而它们作官样文章的声明，它们对“穷人”的困境所掉的眼泪，它们主张“刺激供应”的信誓旦旦的言词，只不过是花言巧语，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诚的或有信用的。 (4) 高利率不是什么“错误”。这是保证游资获得可接受的回报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游资需要针对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灵活系统中的交易风险有足够的担保。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管理危机的政策。 (5) 因此，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并不认为应被遣责的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是为战后繁荣所设计，并支持了战后繁荣，这个繁荣的基础是前面提到的互为补充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
当这一体系进入危机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就瓦解了。迄今为止，处理这种局势的策略（浮动汇率、高利率、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对危机的有效管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同时，通过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没有替代物，通过允许美国从它的夥伴那里强制借款来弥补赤字，使美国买到了它的霸权地位的新的生命延续。这种选择远不是非理性的；通过维持（代价高昂的）美国军事霸主地位，它很好地关照了美国的利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英国失去其经济优势地位时所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英格兰在 1880 年前后不再具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业生产能力，但英镑的地位却在衰落过程中一直维持着，直至 1931 年。这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由沃特·罗素·米德所提出的强有力的、精确的类比，即当前以还债为第一要务的体系之运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态度。
我相信这个类比可以延伸得更远，其含义远不止于对待国际债务的态度。 (6) 对东方国家的干预是受政治逻辑指导的。所用方法的残酷性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标的：拆毁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生产结构，把它们作为附属的外围国家－－而不是平等的夥伴－－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摧毁工人阶级的士气，加强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其目标还在于拆毁这些国家本身－－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斩断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当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建立欧共体的最初步骤，也迫使东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西方政策的目标在于加速解散前经互会（ CMEA， 更被人熟知为 Comecon ，这是中央情报局给它起的浑名），即使这会使这一地区经济的转型更加困难。 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改革家”们的关键建议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权力，自然需要有对经济、金融和货币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从对全球化事实的认识中，以这种方式作出的推论，理由是不充足的。没有任何经济可以离开政治、或离开国家。
因此，经济全球化逻辑上要求一个能响应这一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一个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社会调解的权力系统，就如同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水平上进行管理一样。然而，这一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共体的欧洲内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客观上不可能有一个全球通用货币，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 世界中央银行的设想重复了 1945 年凯恩斯提出的主张。尽管经济全球化有了进展，但在当时使这一计划成为空想的原因今天仍然成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NIEO ）以及所拟议的发行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和“发展”之间的“联接”源于同一逻辑。这一计划没有任何结果，这是毫不为怪的。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这一日益增长的矛盾，即对空间上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管理，和仍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依然是：或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无论如何，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下面我将提出一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不是空想，因为它们有应付上述矛盾的余地。这些建议产生于建设多极化世界的视角，关注于控制中的、相互依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以及发达程度不均等的巨大地区的自治。因此，这意味着区域性货币体系及其详细情况。在我看来，世界中央银行或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的计划是把因果倒置，而我的建议则不是这样。我将作出的提议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的逻辑的一部份，即从今天的资本主义，包括它的危机，转向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过程，它不可能是用什么魔杖在一夜之间完成，即便这魔杖是创立一个世界货币体系。 为发展提供基金的机构形成了一个星座，包括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机构，联合国建立的机构，区域委员会，以及和欧洲重建相关的机构。整体来看，这些机构在“万隆”期间，即 1955 年到 1975 年，处于鼎盛状态，其策略是通过现代化的自治国家的重建来“追赶”发达国家，在相互依赖中实施。“万隆”的真谛，即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后来坍塌、崩溃，这个策略就面临危机，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机制进入了一个世界性危机。
从管理资金总量的角度看，世界银行在这些机构中遥遥领先，从开始到 1992 年，银行批准的贷款共累计 2900 亿美元，现在它每年的签约数在 200 亿美元左右。此外，还必须加上每年由地区发展银行支出的约 110 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联合国在 1990 年所签约的区区 6 百万美元的资金不足挂齿。联合国试图通过由 1978 年成立的粮食与农业组织筹集的农业发展援助基金与世界银行竞争，但最终不得不认输。 事实仍然是，从 1955 年到 1975 年，联合国执行了第三世界的万隆计划中的必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乌·普莱比什（ Raul Prebisch ）－－最早提出“发展意识形态”的先驱、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 UNCED ）－－对由第三世界在 1975 年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机构的动议恐怕对世界银行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们在其全盛时期的确对“联合国发展计划”（ UNDP ）及其一些专门机构的努力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