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夜晚不可赎回。
你在的那个地方，依然有光。
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前
一轮黑色的太阳升起。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
1
两年前矿业工程师千家驹和他的两个伙伴――黑老鸦和老铜，他们被一辆白色长安牌面包车拉着驶出矿区。司机张丁开着车，坐在副驾驶座位的是机关事务部长曹卫国。汽车沿着高速公路走，中途进入通往乡间的辅路。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一处僻远的荒郊。汽车停下来，曹卫国对坐在后座的三个人说：“你们到地方了。”
司机张丁下车，他绕到左侧打开门让三个人下车。大野地飘着雪，嗖嗖地刮着风，曹卫国皱着眉头看看铅灰色天空，他让司机张丁扔给他们几个食品袋，里边打包装着从肯德基买来的汉堡和鸡翅。青年黑老鸦没接食品袋，他张大嘴巴呼吸着汽车尾部喷出的废气，他喜欢闻汽车的废气，在马路上他经常跳着脚，追着汽车闻车尾吐出的废气跑，每次闻到废气他都乐不可支。千家驹站在沙地上，他的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棉军大衣，裤子是皱巴的黑蓝色运动裤，脚上是一双踩倒后跟的布鞋。他的表情沉静，眼神恍惚，他的心魂跟往常一样飘离他的身体不知在何处漫游。老铜下车后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这是个瘦干老头，他总是不满在骂着什么人。
张丁打开车的后备厢，抱出几件从旧货市场买下来的棉大衣。
“这是给你们的，冷得厉害就穿上。”他对那几个人说。
张丁重新坐回车上。趁那几个人不注意的时候，脚踩油门，发动引擎。
面包车忽然就开走。那三个人留在旷野。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汽车的倒视镜中。
曹卫国从倒视镜看着他们，直到那些影子缩小最后消失。
谁也不知道那是在哪里。前后不见人迹，不见动物和牲畜，也不见房屋。
只有冷风吹动长满枯草的雪野和荒丘。
曹卫国在汽车倒视镜看到的这一幕永久印在脑海里。
现在我们谈论千家驹和他的伙伴时，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他们是这个世间的失踪者。
“我送走了那些傻子，自己也成傻子了。”说话的是曹卫国。他微笑着，但脸上现出苦涩的神色。我们站在洗手间白瓷的便池前，各自解裤子撒尿。尿完了，便池自动涌出清水冲涮尿液，我们提起裤子系着裤带。撒完尿又沿着商厦的通道走回餐馆，坐回到靠窗的位置继续喝酒。餐馆嘈杂，正是用餐的高峰。桌上是竹帘烤鱼、糖裹鱼刺、小鸡炖蘑菇、葱爆羊肉，我能吃的只有番茄炒鸡蛋。我们给玻璃杯斟满啤酒，彼此碰过杯再饮。曹卫国的胃口也不是很好，他看着那些饭菜难以下咽。
“我现在吃饭都有心病，看着饭菜就想起那几个傻子。”他啜饮了一口酒说。
我每次从北京回到家乡都会看望曹卫国。他是我在矿上工作时的领导，当年他在矿上做机电科的党总支书记，是他把我从矿井里抽调到科室做干事。写工作总结，写先进材料，凡上级需要的公文都由我写。我当然是喜欢这个工作，比起在矿井下看守变压器来，这个工作就是天堂的营生。除了写材料，我还在临街的厂区定期办黑板报，写类似“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夺取生产的最后胜利”的仿宋字体标语。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写单位的表扬稿，画出各种人物和花卉的图案，这些都是干事要做的工作。我属于总支书记办公室的人，需要做的事情还有为总支书记的家里做杂活儿，比如刷房，换煤气罐，搬米运粮，把分配的物资搬运回家，干事就是做这些杂事的。每个领导的身边都会有这么个侍从，包括矿长办公室的干事也都做这些事情。不管做什么杂事我都心甘情愿，对曹卫国我怀有知遇之恩，愿意为他效犬马之劳。
是的，如果不是他调我到办公室，至今我还得在矿井下看守变压器，那是暗无天日的时光。
在他调动我到科室做干事后，我的写作才能逐渐被外界所识，那段时间经常被矿机关借用。
这使我训练出写作能力，因此有机会到北京读书，读完书之后得以在北京漂流。
每次回到家乡时我都会去看望曹卫国。每次看望他都会约出来喝酒，只有我们俩，这样可以喝得尽兴，说话也更贴己。这些年，在我来来去去的过程中，矿上的人事在变化，他也在变化着。当年跟我一起办黑板报的小伙伴，那些连黑板报都办不好被我骂的小伙伴们如今是宣传部长、纪委书记或者副矿长的角色。曹卫国从我所在的机电科调出，到矿党委担任组织部长。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为他高兴，因为接下来笃定就是党委副书记，最后是党委书记，这是必然的升迁路径。然而我在2012年的冬天去看望他时，他不仅没有升迁，反被降职，从组织部长降到机关事务部长，又从机关事务部长降到档案科管理档案。这是罕有的事情，如果不犯错误被降职是不可能的，当然我是不方便问的。无论如何我觉得他是应该看淡仕途的沉浮。
“如今这年月，保重自己，有健康的体魄，生活温饱有保障就OK，欲望无度最后受损害的还是自己。”我宽慰他。
他似乎也想得开，漫不经心地说：“在机关里，我现在也是不思进取。如今就等着退休了。”
曹卫国的面孔英俊，相貌斯文，人到中年也不失风度。
“我唯一不踏实的就是做了那么件傻事。我遣送过几个傻子。倒霉的是，傻子送走了，我就成了傻子。”他说。听得出来他是开玩笑。但这玩笑明显有苦涩感。这使我好奇，很想知道他经历的事情。他的话匣子就这么打开，在他讲述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讲述的人与事物。 我的好奇心使我具有足够的耐性，倾听他，提示他。
职业的训练使我像一个警觉的猎人，打开感官向着他的故事包抄而去。
我想我是走进了他的叙事现场。
2
走出家门的时候，曹卫国抬手在自己的手背轻咬了一口。
牙齿咬到手背的时候感觉到疼。这是他要的。手背的疼让他昏沉的头脑清醒了一下。出门时候妻子让他把放在楼道的垃圾袋带到楼下扔到垃圾箱，他应承着。门关上，摸黑在楼梯角捡起装满垃圾的塑料袋拎着，从六楼下到底楼。推开楼道间的防盗铁门，有风把雪吹进来。这是初春的雪天，从午夜开始飘落的雪覆盖了街道。掀开垃圾箱的盖子，那袋垃圾被扔到肮脏的绿塑胶垃圾箱，但是曹卫国并没有感到轻松。这些垃圾，他只处理掉了容易处理的，还有处理起来麻烦的。麻烦也得处理，那是矿长指定给他的硬任务。
他是坐公交汽车上班的。在街口等在站牌下，他要乘坐的3路车驶来，挤坐到公交车上的时候，蓝色的硬塑胶座椅让他有寒冷的感觉。这是从城里开往矿上的车，坐满了赶早上班的人，人们蜷缩在厚厚的衣物里，在车辆行进的颠簸中打盹。曹卫国睡不着，他在为分配给他的任务发愁。从昨晚到现在都是愁肠百结。昨晚矿上连夜开紧急会议，接上级通知，正月十五（也就是三天之后）有领导来矿视察，矿长部署接待任务，参会的是基层各部门主管，公安、宣传、食堂、澡堂、环卫，各单位的负责人都出席，矿长在烟雾缭绕中主持着会议。
曹卫国坐在靠窗的位置，那也是边缘的位置，如同他在机关所处的位置――权力的边缘。他当时是机关事务部长，负责对外接待，也分管办公楼的安全。矿长武勇平坐在圆桌的顶端，他的手里端着一只玻璃茶杯，里边放着枸杞、果珍等等药物，矿长注重养生，平时不喝酒，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带着他的这只杯子。但是矿长的性格却刚烈，强硬，他要是想办的事情就必须要办成。矿长手指着坐在他面前的各部门负责人，挨个布置任务。
曹卫国领到的任务是监管上访户和清理街上的闲杂人。他要保证领导来视察时街道清洁而整肃，既没有上访者拦截，也无有碍市容的人出现。这是他常做的事情，不算新鲜。应对上访户他心里有数，矿上针对常年上访的人已经有严密的应对预案，每逢有重要活动都由公安科的警员负责看管上访者，禁止他们出家门。平时也会有专人负责监管，严防他们搭乘火车或长途汽车离开矿区，禁止他们到太原或北京告状。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都有专人值班蹲守，值班人员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酒店，每趟开往太原和北京的火车都要在检票前核查，只要发现上访者出行都会带回来。“只要不出矿，让他们尽管闹。只要没有上级领导在，让他们尽管闹，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矿长不失幽默地说。
行政大楼有安保警戒，没有上访者能进入办公大楼，强行闯入的都会被驱逐，闹得凶的人也会被公安刑拘。所以曹卫国对上访户有把握。需要花力气处理的是那些“垃圾”。坐在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前的矿长谈起他在街上看到的情况：“那几个货还叫人吗？纯粹垃圾，影响市容。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渣处理了。”矿长说的人渣是经常出现在马路上的几个傻子。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工业广场聚集，在那里玩耍。曹卫国也见过这几个人，都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他们在马路上拦截路人，看见有姑娘过来就搂抱，吓得姑娘们狂奔，看着姑娘们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嘎嘎直乐。
“这几个人渣是大问题，万一领导们来了撞见，洋相可就出大了。”
有人这么说。还有人提议把这几个傻子用车拉到野外丢掉，让他们自生自灭。
“能回来算他们命大，回不来也痛快，像他们这些弱智，死了比活着幸福。”提建议的人俏皮地说。
“好主意！就这么干，把这些垃圾清理得越远越好，眼不见为净。”矿长赞同。
会议开得紧张又轻松，结束时各项任务落实到人，决策雷厉风行，这是矿长的风格。
矿长说到的那些垃圾记在了曹卫国打开的笔记本上。
那是三个人的名字：千家驹、老铜、黑老鸦。
3
矿上经常有领导来视察。
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公共汽车会停在一座石桥边。这是一座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石桥，虽然经过修补，还是能看出它的破损。
早年经常在夏秋之季的汛期发大水，浑浊的黄河水惊涛拍击，裹挟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枯树、家具和猪羊之类的牲畜从河湾之间奔流而过，小时候每次发洪水时我都会从家里跑出来站在河岸上看。
我能想象曹卫国的情况。那天清晨。半个小时之后。一辆公交车将曹卫国从市里拉到矿区。他下了车，踩着落在地上的薄雪步行到位于行政大楼的办公室。他通知办公室勤务召集人开会，落实接待任务。每逢领导视察都是这样，层层布置，严格落实，确保接待工作不出差错。工作安排停当，曹卫国叫来司机张丁，他们坐着一辆白色长安牌面包车上街，曹卫国看着窗外，面包车在矿区的主要街道缓慢开动。他们要找到千家驹、黑老鸦、老铜，找到他们用车拉着送出矿去。矿长说：“把他们拉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大野地，荒郊野外，他们想回也回不来。”
“妈的，这可是葬良心的营生。”曹卫国想。
“葬良心”，晋北方言。用普通话说是“昧良心”。
但是他不能拒绝这个安排。他坐在面包车里，在司机旁的副驾驶座位上。边跟司机说话，边看着车窗外。清晨是机关上班的时间。马路上到处是仓促赶着去办公室的人，那些人的面孔是曹卫国熟悉的。一幢装修过的五层办公大楼包容了这个矿所有的公务员。“你们是全矿的精英，也是全矿职工家属的榜样。”矿长有次在机关事务大会上讲话赞扬开会的人，这当然是矿长公关的策略，也是寻求支持的方式。矿长讲话时声音震响如钟，他是正当壮年，极有魄力的一个人。当然，年轻气盛、独断专行也是矿长的个人风格。
作为机关事务部主管，曹卫国负责这幢大楼的公务员管理，但他只有服务的权利，没有人事权力。人事权力都由矿长掌控。在机关公务员属于特殊阶层，上班的时间要求严格，但只要到了办公室，有没有工作并不要紧，喝茶、闲聊或者看报都可以打发工作的时间。只要别撞见矿长怎么都好说。曹卫国对机关作风很清楚，到机关事务部任职以前他是组织部长，通常组织部长干过两年之后会升为党委副书记，然后继续一格一格地升迁。可是曹卫国突然被调离组织部长岗位，平调到机关事务部做部长，这是个养老的闲职，没有多少仕途前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他也不明白，可以担保的是，他没有犯错误，然而后来他明白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不犯错。 曹卫国注视着车窗外。初春时节，天气乍暖还寒，天空不时会有飞雪飘落。
绿化队的工人正在布置行政大楼台阶上的花坛。在初春要有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的感觉，这是矿长的要求。马路两边都要改善绿化，突击种植花草。他看着那些园林工人在忙碌，同时等待那几个人的出现。平时他也是能看到这些人，三个人渣：千家驹、黑老鸦、老铜。
曹卫国提到的这三个人渣我也是熟悉的。
当年我在矿上，只要出门总能在马路上遇见他们。
我愿意用文明社会通行的词语称呼他们：身心障碍者。
矿上有一些残疾者，他们是不同时期矿难的幸存者，也是被损害者。我经常在工业广场见到他们，在家属区也能看见他们。坐着轮椅，拄着拐杖，他们经常聚在工业广场玩牌，几个轮椅拼起一个桌子，他们将轮椅围成圈儿，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输了的在额头贴着废纸撕成的纸条。他们经常爆出笑声，看情形是玩得很欢乐。早年我还在下矿井的时候，最现实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伤残者的陪侍。这或许是矿上的一个特殊工种，就是看护陪侍因工致残者，帮助他们做各种营生，送医送药，买煤买粮。做这个工作就不需要再下矿井，而我唯一的愿望是逃离矿井。当然这个工作也不好找到，做陪侍是必须要到医院鉴定的，只有被医生鉴定为失去在井下作业的能力才可以调到地面做残疾者的陪侍。我年轻，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拿不到那样的鉴定。但是我虽然不能做他们的陪侍，却可以做他们的看客，我经常挤在那些残疾者中间看他们玩牌下棋，觉得他们其实活得也蛮快乐。
除了那些因工伤残者，还有一些身心障碍者是不在体制里的。是的，即使这些残疾者也有体制内外的差别，体制内的，由国家承担生活和医疗保障，体制外的就没有这样的待遇。
然而我看到那些体制外的身心障碍者也有自己的快乐。我见过一个女的，没有下肢，坐在地上用双手托地行走。她总是独自傻笑，有没有可乐的事情都会呵呵傻笑，她永远地站不起来，每移动一步都必须用手托地。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人活着不如死去，可是她却活得好好的。不管春夏秋冬，不论雨雪寒霜，她都会乐呵呵地出现在街上。这个女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年来总能看见她在街上用手撑着走路。
黑老鸦也是我见到最多的，经常见到他趿拉着一双踩倒跟的破鞋，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从这条街上走过。黑老鸦永远是一种姿态，一种表情，他侧勾着脸独自笑着，就那样旁若无人走在大街上。路人显然也习惯了黑老鸦的存在，对他的姿态和表情并不在意，任由他在街上游走和活动。黑老鸦为什么会成为黑老鸦，知道的人并不多。我是知道的。以前我居住过的家属区，也是黑老鸦的父母居住的地方。黑老鸦是因为那年高考没能考中大学，他的父亲嫌弃他不争气，愤怒地打了他一个耳光，那个耳光使黑老鸦魂飞魄散，他精神失常，成为一个蓬头垢面的傻子。
还有一个老复转军人，人们都叫他老铜。不管穿什么衣服，胸前总是挂满各种纪念章，那些纪念章里有他在战争期间获得的军功章。这个老人矮小精瘦，他的手里经常握着一根树杈当枪，突然就会举起树杈对着路上的行人做瞄准射击状。人们看到他都会躲着走。
让矿领导们头痛的是这个老铜经常在当街骂人，他只要在街上堵住矿长就会破口大骂。
从老铜嘴里骂出的话很难听，我就看到他半路堵住矿长大骂“贪官”，骂矿长是吃人不吐骨头，骂矿上生产的是带血的煤。老铜经常让矿长恼羞成怒，他会叫保安抓老铜，问题是老铜不怕抓，抓了也没用，反倒是在监房里更凶暴地骂。老铜总是让领导们头疼，不知道如何对付。
在三个人渣里千家驹是我见过但不熟悉的。最早见到千家驹是在少年时候。
那时我经常去矿上的图书馆。到那里借书，翻看报纸。图书馆是在综合大楼的三层，阅览室的空间狭长，室内摆着很长一排桌面呈30度倾斜角的阅览桌。我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阅览室，从报架上取下夹着报纸的报夹，我经常阅读的是《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这些报纸是我的首选，其次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解放报》。我也经常给这些报纸投稿，偶尔我可以在这些报纸上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发表。这是我经常到图书馆的缘由。
图书馆只有两个人是常客。我和千家驹。经常是要闭馆的时候，我们都还在。
那时我注意到那个人。千家驹像沉默的影子，从来不说话。
“这个人的神经好像有问题。”我想。
后来我跟图书馆的管理员打听，果然是精神异常者。
那时我妈经常去图书馆找我回家吃饭，见图书馆只有我和千家驹。
“你去图书馆可得注意点儿，那老汉可是个疯子。”
老妈的话让我很害怕，我想我是怕疯子的。
老妈参加过千家驹的批判会，人们给他胸前挂着铁牌头戴高纸帽押着他游街，这情景老妈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看到的千家驹是个斯文的人――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他常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制服，他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
他为什么每天到图书馆？从开馆的时刻他就在，一直到闭馆离开。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朋友吗？他看那些报纸和书籍做什么呢？这是我的疑问。
看得出来图书管理员其实也不喜欢他，但他有借书证而且不吵不闹就没有理由驱逐他。
“他要是不看那些东西就是个疯子，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个正常人。”管理员对我说。
很长时间这图书馆就是我的去处，我浏览阅览室的报纸，借阅特藏室的书籍。
图书馆成为我的乐园。每次我去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那个名叫千家驹的人。
我们从来没有交流过，相互没有问询，我们如两道影子出现在那里。
在某些特别的时刻，矿领导是不愿意那些身心障碍者出现在街上的。
领导们希望大街上彩旗飘舞，花团锦簇，阳光明媚，希望大街干净整肃，希望大街上的人也是风雅如仪，体面好看。这样才有成就感，显示出治理的优异能力。 那天的矿长会议之后，各单位都领到任务。
曹卫国领到的任务就是找到黑老鸦、千家驹和老铜。
在领导来矿上视察之前，要让他们从这条街上消失。到哪里去呢？哪里没有人烟就把他们放在哪里。这是矿长的指示。会不会出现意外呢？“管不了那么多。几个傻子能出什么意外呢？还能再傻再疯不成吗？”矿长对曹卫国的谨慎和多虑很没有耐性。“他们到哪里都不会比在这里更坏。你的问题就是心太软没魄力。”矿长在走出办公室时训导曹卫国。
司机开着面包车在街上绕了个来回，并没有看到黑老鸦。这是奇怪的。
初春的天气经常会有倒春寒，寒气不住地透过车窗的缝隙往车里袭来。面包车的空调器坏了，不能制热，车子里冰凉。曹卫国用嘴呼出的热气哈着手才能感觉一点暖意。他所在的单位只有这样的车。现在单位的生存也是弱肉强食。有实力和有势力的单位，比如公安和法院，比如税务和监管部门，都是牛气冲天的单位，吃香的，喝辣的，出门宝马，动辄豪宴。
找不到黑老鸦，他们是不能交差的。曹卫国必须保证在规定时间里这些人渣从街上消失。
别人接的任务比曹卫国轻松。比如找一些老工人的家庭，或者多年的劳动模范。那是事先安排好的领导人要去的地方。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矿上专门派人进城采购，把新买的冰箱和电视机衣柜等等东西搬到那些老工人和老劳模的家里。包括一日三餐，那几天都要由机关食堂的大厨做好，派人送来。对于领导上门的那些老工人和老劳模，这几天是好日子。他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矿长都会满足。只要在领导上门访问时，能把预先排练好的话说出来就好。
曹卫国负责找到黑老鸦、老铜、千家驹，把他们看管起来，送出矿区，不让他们出现在街上。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做不好领导训斥，做得好就会让人戳脊梁骨骂。以前曹卫国在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他是靠了女人获得这个位置的。他的女人年轻漂亮，很多人传说他是靠女人博得领导好感，得以当组织部长。曹卫国听到过这个流言，但是他觉得是放屁。因为看看他今天的样子，谁还会再说这个话呢。
4
机关也是有政治生态的，各种明规则潜规则，需要谨慎行事。
曹卫国需要找到黑老鸦、老铜和千家驹。天冷。又是早晨。面包车在街上来回绕行，曹卫国并没有看到那几个垃圾人。这时他觉得任务有点棘手。他得耐心等着黑老鸦们出现在大街上才能行动。总不能去他们家里绑架他们出来吧。也奇怪，平时总能在大街上看到这些人，需要找到他们的时候又难觅踪影。“他们会不会睡在暖气道里？”司机开着车提醒曹卫国，“天冷在街上人会冻死，他们也聪明，暖气道热，没准儿会在那里睡觉。”
司机的话有些道理，他们开着车就留意街上的暖气道。有的暖气道没有盖儿，老远就能看见冒着热气，那样的地方人当然也不能呆。他们要找的就是能呆人的暖气道。果然，在靠近家属区的一个暖气道，他们发现有个流浪的人在里边蹲着。这个人几乎难以辨认，破衣烂衫满脸污垢，看见有人来就缩在暖气道不敢出来。曹卫国看着这个躲在暖气道的人，他想算了，就让这个人呆在暖气道吧。可是万一这个人出来跳到大街上去，那就是他的麻烦。这会证明他工作的疏漏，不严谨，这会带给他更大的麻烦，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个人带走好。
“你跟我们走吧，上车来，带你到一个好地方。”曹卫国俯身对那个蜷缩在暖气道的人说。
那个人躲着他，看上去这是个胆小的人。
“你去把他带上来。”曹卫国对司机张丁说。
看样子张丁是不愿意碰这个蹲在暖气道的流浪汉，他的表情很难看，下车的时候很勉强。
但是张丁必须得下车，必须得把这个蹲在暖气道的流浪汉弄出来。他只能服从曹卫国的安排。那个流浪汉从暖气道出来，他身上散发的臭味让曹卫国不由得掩鼻。这个人头发很长，脑袋上如同顶着黑毡片，胡子也很长，浓密的胡子沾着枯草看不见他的嘴巴。他裹着一件破旧的棉军大衣，脚上是一双踩倒跟的旧黑布鞋。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后曹卫国认出来这是他经常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名叫千家驹的疯子。这个人平时在街上的时候，手里总是拿一双筷子叉着馒头，他不吃掉馒头，就拿在手里。千家驹跟别的疯子不一样，他是有阅读能力的，每次曹卫国看到他都是站在办公楼前的橱窗看布置在橱窗里的报纸，看样子他会把报纸上所有的文字都读完才罢休，因为他在橱窗前一站就半天不动地方。从曹卫国位于二楼的办公室玻璃窗能看到那个橱窗，所以那个站在橱窗前阅读报纸的疯子也是能看见的。
“对不起了。”曹卫国在心里念叨。他让张丁把这个老汉弄到车上，把他安顿在后座。
继续找。在这天他要把那些经常出现在矿上的精神异常的人都找到。
曹卫国是记得几个傻子，也记得几个疯子的。
上午十点的时候，面包车上有了两个人。没有黑老鸦，那个永远勾着脖子朝后看着向前走的傻孩子没有出现。没有黑老鸦就不能算完成任务，万一他在领导视察的时候出现在街上就是曹卫国的失职。并不在于领导看到黑老鸦会有什么观感，而是分配给他的任务没能百分百地完成，这是大问题。矿长平时是很严厉的，也是为塑造个人威严，矿长对下属不留情面，做不好工作的人被当众训斥，有的人会被当众撤职。机关里的公务人员在矿长面前都噤若寒蝉，只要矿长在场都战战兢兢的。曹卫国不愿触犯矿长，他必须无条件把分配的任务圆满完成。
“你去黑老鸦的家里看看他在不在，不在就算了，要在就带他出来。”
曹卫国对司机张丁说。事已至此，只能这么办了。他想不能再这么在大街上绕了，耽误时间，也没有效率。如果黑老鸦在家就哄出来，反正他在家里也是没有人管的。带他出来可以给他们吃顿好的。他这么想着觉得也合情合理。过了十几分钟，张丁带着一个人走到车门前。
“主任，有戏，就是这个货吧，找到了。”张丁把傻子黑老鸦推到他面前。
是这个人。曹卫国认识黑老鸦，但是他也不愿意跟这傻孩子多说什么话。 把黑老鸦弄上车，曹卫国看看手表，时间刚到中午。
他让司机张丁把车开到靠近大桥边的饭店门前，这是他想好的。
“带他们吃顿好吃的吧，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午餐。”
作为机关事务部长，曹卫国接待过各种身份的人，他陪同他们吃饭，聊天。但是陪同一群傻子到餐馆吃饭这是第一次。他对前来打招呼的餐厅经理说：“你给搞个包厢带他们进去。”
服务员把菜单递给曹卫国时他接过来又放在桌上说：“点十个菜，选好的上。”
十几分钟之后服务员把饭菜端上来，曹卫国坐在餐桌前看着这几个傻子吃饭。他们相互是认识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交流。看着这几个人起劲儿吃喝着，曹卫国觉得心里踏实一点。
但他还真不愿意跟他们有什么交流。这些傻子还真是脏得厉害，隔着老远就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臭味。应该带他们去洗个澡，他想。但又觉得是多事儿，就断绝这个念头。
吃喝完离开餐馆时曹卫国叫张丁带一纸箱饮料上车，张丁有点不乐意，跟那几个人在一个桌上吃饭他就很反感。“打发几个叫花子这么麻烦，咱们是不是多此一举？”张丁忍不住问他。
“你懂个屁。这是葬良心的事儿。安顿好他们，咱们少遭报应。”曹卫国回答。
人如何对待有残障的同类，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
我想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2006年他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跟随他做访问。
那时我供职于一家新闻单位。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厅演讲，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做签售，甚至出席宴会和茶叙，我都是随行记者。
大江一直细致呵护着有残障的儿子光。有次他讲述一个细节――有媒体记者看到媒介刊登有大江健三郎在书房的照片，他是背对着玻璃窗写作的，窗外的日光照耀着他的背部而不是面前。有读者指照片的情境失真，大江回答说常理是这样，作家应该面对天光写作而不是背对天光，然而他是特殊的，因为他坐在书桌前除了写作，还要照看在书桌前玩耍的儿子光。
自幼有身心障碍的光后来成为作曲兼指挥家，这是光的造化和福慧。
曹卫国当然不能以大江健三郎的态度对待那些矿长要求他处理掉的“人渣”。
那些“人渣”不是他的亲人，他也没有能力爱他们。
曹卫国送千家驹和他的伙伴们离矿以前，打电话叫公安科的人为他们拍摄影像留档案。
这是他做事情的规矩，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案可查。他从档案科调出千家驹的档案。
“看不出来这疯老汉还挺厉害的。当年他在北京101中学念书，后来又在晋北插队，跟他一起插队的知青可是出了不少大人物啊。”曹卫国对我说。
“可是估计也没有谁能记得他。”我回答。
回到家乡的时候我走过那条修筑在矿区中心的马路。
沿着马路的右侧是职工大楼、行政办公大楼、百货商厦、家属区、中学校园等等。
我熟悉的职工图书馆改造成健身娱乐中心。
马路左侧是街心花园，是工业广场、选煤楼以及矸石山。从工业广场穿过无限延伸的铁路。
这是我熟悉的家乡的景观。走在不时有汽车或摩托车驰过的马路上，我仿佛能看到昔日的自己。我也能看到出现在街上的千家驹和黑老鸦以及老铜，他们是经常出现在马路边的“人渣”。
城市如何对待穷人，如何对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更能检验一座城市的文明和人性。
很多城镇不欢迎流浪者，不欢迎身心障碍者。我看到有新闻爆出为了驱逐流浪者夜宿过街天桥，某些城市的市政当局指示工人在桥下浇筑密集的水泥钉，或者布设铁栅栏。在北京有市政当局将住在下水道和暖气道的穴居人驱赶出去，用水泥封死井盖。这样的新闻引起社会大哗，舆论强力批评城市管理者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批评市政罔顾弱势群体的个人生存权利。
曹卫国跟我讲述他奉命清除“人渣”的行动，我毫不奇怪。
这些年的媒体生涯让我见识各种奇闻怪事，心里已经日渐麻木。
对更多的人的苦难，我们无能为力。这是我心灵日渐麻木的缘由。
5
今天级别最高的工程师们到我们底层来了。经理处下达了一项什么任务，要铺设新坑道，工程师们做初步测量来了，这些人多么年轻，可是却已经互相很不一样。
这是我看到的卡夫卡写于1917年的文字《视察矿山》，这篇文字收录于他的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是速写。这篇文字令我感到亲切，它写到的矿区犹如我的血统，写到的矿区工程师犹如我的父兄。我仔细读下去，发现卡夫卡在这千字文的速写中接连描写了九个视察矿井的工程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那种工程师的样子，最后我合上了书页。
我想说我熟悉的那位名叫千家驹的工程师。曹卫国被降职到矿档案科工作的时候，我去那里看他。他带我到那间幽暗而宽阔的仓房里，指着一排一排放在铁架上的档案簿，“所有在册职工的档案都在这里，他们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记录在档，做过的好事，犯过的错误，每一笔都有记录。就是这个档案决定着人们的处境和命运。”曹卫国说。
我的档案曾经也在这里，随着我离开矿区档案也跟随我离开，现在它们寄放在某个中介机构。我更感兴趣千家驹的档案，我想了解这个人的背景和身世，了解他曾经的历史。曹卫国按照姓氏笔画找到一个文件柜，取出一份档案。我看到那个名字的相关记录：千家驹，男，籍贯，河北沧州，民族，汉，就读于北京101中学，1967年响应党的号召赴山西雁北铜锣湾乡插队。1973年7月调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
北京知青，这是千家驹在矿上的外号。在知青返城的浪潮中，千家驹没回他的出生地北京，而是调到矿区工作，如他的简历注明的那样，先后担任技术员和工程师。他在矿上独自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亲人，他成了一个举止斯文内心狂乱的人。
现在他成为一个失踪者。他和两个伙伴都从他们的生活之地消失。 那天午后，记在笔记本上的几个“垃圾”都已聚齐，他们吃饱喝足坐在面包车后座。这几个人表情欢乐看不到有什么哀愁。可能只有到傻的境界人才能不知忧愁。曹卫国看着那几个人想。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即将前往的是放逐他们的地方，他们肯定以为这是要回家。
“放逐”这个词是他从电影里看到的。现在他的任务是将这几个傻子放逐到荒郊野外。
曹卫国坐在副驾驶位置，他对司机张丁说：“可以走了。出了矿往竹林寺的方向开。”
张丁知道这个竹林寺是偏远的乡村，脚踩油门，发动引擎，面包车缓慢开动，逐渐加速。
走在路上的时候曹卫国的电话响，他从上衣口袋取出手机接听。电话里有人告诉他事情有点麻烦。负责跟踪上访者的人汇报说那个叫吴桂花的女人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
“这群笨蛋。”曹卫国骂了句，他对着电话命令道：“无论如何要找到这个女人！”
必须保证明天上午领导到来时万无一失。不能有任何差错。
“出任何差错你们都别想混了。”这是矿长对他们说的话。
矿长很有点江湖老大的做派。在他手下做事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那个叫吴桂花的女人是个滚刀肉，天不怕地不怕。她的儿子下矿井的时候遇到煤巷发生透水事故，为防止透水湮没别的巷道，矿长命令封死风门。同时派救护队下矿井用高压水泵排水，排了三天三夜，水被排尽，那些当班的矿工也浮出来，当然他们都被黄泥捍死。吴桂花的儿子就是在这次透水事故出的事。矿上给遇难的八个矿工做了赔偿，每家赔偿二十万人民币。当然这次事故的消息被严密封锁。这事已经过去大半年，这个吴桂花是个难缠鬼，她不要赔偿钱只要赔偿儿子的命。这女人大概也是疯了，到处告状。吴桂花是矿上严控的上访户。
这时候千万不能出错。要是领导视察时候上访者闹场，那麻烦就大了。
他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安顿好，把矿长交代的事情处理干净。
挂了电话曹卫国对司机说：“竹林寺方向，快开，呆会儿咱们要赶回来处理别的事情。”
几十分钟后，面包车驶出矿区的柏油马路走上了前往郊区的土路。
道路颠簸不时扬起尘土。他坐在车里感到呛鼻的尘土气息。
车子走在野外的时候他感到气温骤降。他要抽烟，摇下车窗感到冷风像刀子刮着面颊。
紧裹着身上御寒的黑呢大衣，让自己暖和一点。这时他回头瞥了眼坐在后座的那几个傻子。
“妈的，这鬼天气会要了他们的命。”他这么想着，眉头又开始紧锁。
“怎么样，这地方行吗？这可是真正的大野地，前不着村，后不见店。”张丁问他。
曹卫国看着窗外，面包车驰行在远郊旷野。冬天的旷野一片萧瑟，看不到任何人迹。
“妈的，这鬼地方。把人扔在这里都得冻死。”曹卫国想。
这时他觉得事情的严重。他把这几个傻子扔到旷野，任务是完成了，可这些傻子也死定了。
“怎么样，头儿？在这里让他们下车，还是再走走？”司机问他。
“再走走吧。”曹卫国回答，“最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救济院。”
“荒郊野岭哪儿能有救济院啊，咱是不是想多了。就在这儿把他们扔下去得了。”
张丁催促他。看得出来张丁已经对他的优柔寡断没了耐心。
“闭嘴！听你的还是听老子的？”曹卫国也对张丁不耐烦，他很讨厌这个多嘴的年轻人。
“算了，还是拉他们回家吧。这鬼天气扔他们到这里都得冻死。”他缓和下语气对张丁说，“回去告诉他们家人，或者邻居，这几天严加看管不能上街。”
“咱们这么干，要是让矿长知道了都得完蛋。”张丁嘴里嘟囔着。
曹卫国觉得张丁说的话是对的，按照矿长的脾气，知道他把这些傻子又送回来估计会暴怒。
他又开始犹豫。“你这辈子就吃亏在心软，没有男人的狠劲儿。”这是妻子对他说过的话。
在家里免不了夫妻争吵，他调动职务时妻子也跟他争吵。怪他不会办事，失去升职的机会。
“让他们下车吧，把带来的吃的都给他们。”曹卫国对张丁说。
麻烦出在最后一刻。本来他们的任务已经接近完成。只要那三个人下了车就OK。黑老鸦先下去的，这个孩子还是那么乐颠颠的，不知道下车要干什么，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先下车的黑老鸦站在长满枯草的野地大口呼吸着冷空气做着扩胸和伸展运动。
第二个下去的是千家驹，他还是不说话，还是那么沉默，仿佛周围的人都不存在。
老铜要下车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他收回了迈出去的脚。
老铜扭转头对着曹卫国问：“这是哪里，你们为什么要拉我到这里？”
都以为傻子是不会思维的，以为傻子没有正常人的逻辑判断，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老铜的大声质问让曹卫国慌了一下。他的头脑突然猛醒，想到这个人经常当街骂人的情景。如果说黑老鸦和千家驹是好对付的，那么这个老铜可能不好对付。他一时被问住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个神经病，叫你下车就下，还废什么话？”司机张丁不耐烦地对老铜说。
“你不说清楚，我就不下这个车。你们这是要害人，把我们扔到大野地是想冻死我们吗？”
老铜嘴里嚷嚷着拒绝下车。
曹卫国知道遇到了麻烦。这个老铜是精神病人，可是谁也没想到他还有思考能力。
“你他妈的还来劲了，还不快滚下去！”张丁用手掰开老铜扶着车门的手，同时踹了老铜一脚，老铜被踹下车倒在地上。张丁的驾车技术还好，他倒退了一下避开老铜，然后脚踩刹车加大油门，长安牌面包车蹿了出去，车轮转动时激起旷野的尘土弥漫起来。
他们就那样离开了旷野。曹卫国从汽车的后视镜看到那三个被丢弃在荒野的人。
他看着他们的身影变小，逐渐模糊，最后消失。
“我很想停下车，很想掉头回去再把他们拉回来。可是我也觉得这样做太软弱――男人心慈手软是做不了大事的。心软的男人没有大出息，很多人这么教训我，矿长这么教训，我女人也这么教训。”曹卫国这么对我说。 然而不管他如何要求自己冷酷起来，终归没办法消除自己本有的仁慈之心。
那天曹卫国回到矿上以后一直不踏实。不知道那三个人在大野地怎么样了，他们饿了怎么办，困了怎么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方圆百公里没有人烟，他最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饿坏，最好不会，他想万一他们遇到什么人呢？只要遇到人就好办了。可是他只能乱猜，因为自从那天把三个人扔到大野地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过了两天他实在受不了心里的折磨，自己开车去那片大野地。“我开车绕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他们，没看见死人说明他们还活着，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人关心他们，这些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曹卫国说话的语气充满遗憾和困惑。
6
我相信曹卫国是真心的遗憾和困惑。
他甚至有罪恶感。这种心灵的疾苦很长时间都在折磨他。
那天领导到矿上视察的时候人们都万分紧张，生怕出什么纰漏。
安保人员提前到达，察看各个区域的安全。井盖都得掀开看看。
清洁工提前就把马路清扫过，园林工都在路边布置好花草。
职工澡堂和职工食堂都清洁过，工人们把这些场所擦拭得窗明几净。澡堂和食堂的工作人员都换了年轻的，相貌周正的。厨房的鸡鸭鱼肉都提前采购好，清洗好就等着煎炒烹炸。
职工大楼也清理整洁过，没有灯的地方安装灯，玻璃窗擦得明亮，光可鉴人。
领导有可能去参访的家庭也都布置好，除了给那些人家粉刷了房屋，还采购了全新的家具、电器，也给他们送去了粮油和各种肉品，包括领导到访家里说什么，怎么回答问题，宣传部的人都提前派人安排预习好。
那天曹卫国在办公楼走完一圈儿，觉得是万事齐备，万无一失了。这才可以安心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这才敢放心抽一支烟。抽烟的时候他一直注视着窗外，从玻璃窗看出去就是行政中心大楼前的广场，那里的任何动静他都能看到。
他在心里默念着几个名字：吴桂花、千家驹、黑老鸦、老铜。
这些人都已经处理过了。公安科的警员找到了吴桂花，她是想在领导来访时拦路告状，警员把她带回家监管起来，领导视察期间不准出门。千家驹、黑老鸦和老铜也都送走。
上午十点，领导的车队驶进矿区，停在行政办公楼前的广场。
等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举起长镜头照相机拍照，等候在广场的矿长率领同僚迎接从一辆咖啡色面包车下来的领导。领导们与等候在那里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在矿长的陪同下走进办公楼。作陪的人太多了，除了矿长书记，还有省市各级领导，包括跟随的警卫人员，浩荡涌进办公大楼。曹卫国作为机关事务部长，只能呆在自己的办公室，他都没机会看到领导的脸。
然而到中午的时候，矿长办公室的刘主任跑到曹卫国的办公室，他急促敲门，没等曹卫国应答就闯进来。“老大要见一个人，你得负责把人找来。”办公室主任交给他一个字条，叮嘱他：“必须在下午三点前找来，领导离开之前务必要见到这个人。”主任说完闪身离开。
据说前来视察的领导曾经在山西雁北插过队，在会客室领导谈起曾经在雁北插队的经历。
人们说笑着，领导跟陪同的人说他想见一个人。他是临时起意，随口而出。陪同者问他要见什么人，领导说出一个名字。作陪的省长对矿长说：“没说的，赶紧派人去找。”
矿长脸上的表情错愕，他对办公室主任耳语了一会儿，主任就迅速下楼找曹卫国。
将主任交来的那张字条展开看，曹卫国看见上边的名字吓了一跳――千家驹。
这个人不是刚被送出矿吗？怎么可能再找到他呢？
现在过了一夜。这可是天寒地冻的一夜。
曹卫国彻底崩溃，他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也不想去找。
他的心里第一次冒出抗拒感，不想再服从矿长的指示。
“我怎么能把自己拉出的屎再吃回去呢？”
那天，在城里的那家商厦，曹卫国跟我喝酒。
他手里端着酒杯，眼神迷离，自言自语。
2015年1月8日定稿于净月兰乔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