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隐喻的回归
有评论曾指出：《马可瓦尔多》不必花费太多的假设和推想就可以愉快进行阅读。笔者以为这种论调仅触及小说表层，在其简单，朴实的笔调下面蕴含着丰富的隐喻、象征、复义、反讽。
卡尔维诺诗性的和行文结构给予其作品足够的距离。审美距离一语本身可以追溯到爱德华.勃罗的著作和他的论“距离”那篇颇具影响的开拓性文章。显而易见，这一学说特指课题及其观众的关系，作为空间性隐喻，它建立在固定绝缘客体之上，而客体同观众及其兴趣的分离，则是观念对客体作出审美反应的前提。卡尔维诺所追求的审美距离要求他以简约的语言叙事，但是这种简约并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匮乏，语言的简约标志着内涵的减少，却预示着外延的增加。诗性的行文结构重筑了审美距离，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同时表达了更大的信息量。下面让我们细读这部作品来剖析小说的隐性话语：
小说开头描写到“GNAC耀眼的光亮持续了二十秒钟后熄灭了。二十秒钟的瞬息间，整个夜空露出笑脸……”作者详细地描述了“笑脸”以突出夜空的宁谧，月光的曼妙，此时作者似乎完全陶醉其中。所以当霓虹灯的明亮吞噬了月光的华彩，作者的笔调显得那么地忧郁和遗憾：“每当它亮的时候，夜空变得平平坦坦、漆黑一片，月亮蓦然惨淡无光，星星失去了光彩。”
耀眼闪亮的霓虹灯与静谧和谐的夜空构成了两个对立的意象。前者无疑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后者则是自然界的原始性征。霓虹灯射出的强烈磷光使猫惊恐地逃逸表现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入侵，暗示着自然界的生物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无处藏身。
接下来，马可瓦尔多一家登场了。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马可瓦尔多们并不富裕，仅仅“住在霓虹灯对面一幢楼的阁楼里”。
率先出场的是18岁的大女儿伊索丽娜，GANC的闪亮使她“情不自禁地寻味着舞厅里快乐的舞、五彩缤纷的灯光”，她是一个醉心于现代娱乐的女郎。月光被吞噬并没有让她觉得有什么遗憾，令她兴奋得反而是霓虹灯的闪耀。伊索丽娜的形象代表着被现代工业俘虏的一批人，他们醉心于工业社会的五光十色、缤纷艳丽，他们被工业文明的衣香鬓影深深吸引。
接下来出场的塔尼菜和米凯利诺，六岁和八岁的孩童不谙世事。他们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熏陶，自然的天性在他们身上保留得最多。出于本性，面对夜幕，他们“总是眼睛瞪得滚圆，凝视着窗外，一种窒息朦胧的恐惧在他们脑子里盘旋，仿佛他们置身于匪徒的包围中。”夜幕下的窗外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未知的，孩子们好奇地想一探究竟，但是除了好奇之外，怕黑也是人的自然本性之一，所以总有恐惧的念头在脑中盘旋，这是在探知未知世界时的必由之路。但恐惧激发起他们更强烈的探知欲。为了克服恐惧感，孩子们自诩为超人，孩子们心目中的超人就如同神话时代的英雄，这种英雄崇拜在工业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工业时代对自然的征服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然而这种强势声音的背后是信仰的缺失和死亡。
妈妈多米娣拉感到窗外黑夜的气氛会对孩子们有害，不过当霓虹灯“照得室内室外一片通亮”时，自己仿佛“走进了一家豪门巨室。”毫无疑问，这里的“气氛”和“豪门巨室”也是指向性的。多米娣拉经历了这个社会，她是有着所谓的经验的，她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对孩子们充满诱惑，希望孩子们在这些诱惑中能够执着地保持自己本真的状态。但对任何个体而言，这种本真状态之能够保有，而不能回归。一旦坠入追求物质的深渊，就不停地希望抛开“阁楼”生活，走进“豪门巨室”。
十五岁的费奥达利吉幻想着他心目中的少女，但是少女的脸的轮廓却一次次地被霓虹灯刺眼的光吞噬。这喻示着工业文明对自然本性一次次的挑逗。在这二十秒钟灯光的明灭之间，费奥达利吉经历着他的希望和失望。在形容少女的印象时，作者写道：“玻璃窗里露出一张如同月光、霓虹灯光和夜晚大自然光色的少女的脸，一张几乎还是幼女的小脸。”作者的喻意很明显，真正美丽的是月光，霓虹灯和夜晚大自然光色下的结合体。只有当三者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时候，美才获得了真正的力量。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和谐才是美的真谛！
一家人中最后登场的就是父亲马可瓦尔多，马可瓦尔多和孩子们纠缠于星辰和广告之中，他们之间的一问一答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父亲用现代的科学成果解释孩子们的问题，可是孩子们却有了更多的似是而非的疑问。的确，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人们的信仰、情感进一步的迷失的情况下，到底谁更理性？真的难以辩明。或许孩子们的话才道明了真理，月亮会比皮埃贝纳尔蒂大楼还高吗？文明社会里的人都知道不会，人永远无法完全征服自然，甚至超越自然，但是为什么还要执着于那么做的？这显然是全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
父亲和母亲一样经历了比孩子们更长的人生，他对自然向往甚于家中所有人。不过马可瓦尔多被束缚于现实社会，他虽然已经明白了工业社会对自然世界的摧残，但是他也只能发发“但愿把它打灭了”这种感概，在这点上，米凯利诺显然比父亲果断许多，射暗了霓虹灯。这意外而来的黑暗使马可瓦尔多一家人离夜空更近，“布满星斗的天穹在他们头顶上完全显露出来了。” “夜的黑暗将阁楼罩在里面，像一个晦暗的屏障把高处和楼下另一个世界分隔开来。”静谧的夜空和皎洁的月光激发了全家人的原始本性，每个人都陶醉其中，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探寻自身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这个时候，每个人的人格都和其内在是一致的。同时，作者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只有文明屈从于自然时，人的自然性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戈迪弗雷多博士的出现打破一家人的平静，他把外部世界的利益纠纷带进这个家庭。如果说伊索丽娜只是向往文明社会的底层人物，那么戈迪弗雷多博士则是这个文明社会的构建者，或者说他是这个社会的强权人物、高层人物。他决定着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利益，他们不惜牺牲自然。他说的“SPAAK已经是溢到缸外的一滴水，很快就会干涸。”就是文明社会的法则，甚至是一种威胁。他要传达的很明确：只有遵循法则才能生存，不然就被淘汰。这句话有两个指向，一方面是解释SPAAK公司被淘汰的原因，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底层小人物的威逼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可瓦尔多一家也只能沦为上层利益争斗的工具。
下面我再借用莫瑞.克里格（美国资深理论家）设计的两个图标来阐释隐喻中对立因素之间的抽象关系。
克里格认为这幅图代表了“通常关于一对对立项之间张力的黑格尔式概念，然后继以对立项之间的妥协和综合，再后继以进一步的张力和进一步妥协的产生。”首先，一条张力线将A和反A连接起来。A和反A在两极排斥中相互分离，它们也在每一端受到使它们聚拢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张力线向上凸起，再凸起，直到折断，于是新折断线的两个线段形成了一个“八字”。排斥便成了相互加强，综合在顶端赢得了高度妥协。这就是新A。新A再次产生其强性对立项，并由一条张力线把它与对立项连接起来，于是综合过程又重新开始，总是在不断前进的系列当中，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从对立走向综合。
卡尔维诺的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文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文明社会与自然可以看作是上图中的A和反A。
一般而言，一个文明形式的程度越高，其自身所容纳的文明对人的自然性的削弱就越强。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矛盾统一体。自然性决定人对自由的追求，不为外在制约束缚，这是单独的生命形式。文明的发展要求社会性对自然性进行压制，讲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制衡，当融合出现冲突时，社会性必然率先扩张，威胁并逼迫自然性的存在。这是一个生命整体的生存方式。如果个别侵害了整体就必须接受制裁，制裁一开始需要整体的同意，但生命整体种群的扩大，让这种原始的成了羁绊，延误、意见的不统一，戕害了整体的利益，阶级的出现正是对发展的贡献，统治阶级促进了文明的向前。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利益的另一种冲突则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冲突。这已经从文明与外部自然的冲突转向文明内部。这里所说的一切的最终指向其实都是对文明自身的关注。所谓是文明内部的纷争，人已从关注自身转向外界，一切利益的原则就是获得最大限度的人可以满足生命体较高层次的对精神的需求。直到18世纪西方发现人本身，这种政治对人性的压制转向隐蔽，潜化成人自身的要求，而且永远无法说清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人自然性的进一步丢失。不管政治要求人怎么做，可以知道的是，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只是庞大的文明机器上随转的微粒，也许某个时候微粒会成为关键的螺丝钉，左右了一时的发展，但在整个文明的发展方向面前却束手无策。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还是，甚至说不清的主义，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抢夺文明的制高点。说穿了就是统治的手段，其没有根本的区别。
文明内部的纷争导致自然的恶化，一切行为都以利益为导向，文明的扩张侵害了自然，而人来自自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人自身的伤害。亘古如斯。
单就卡尔维诺的文本本身来看，A和反A可以看作是马可瓦尔多一家人向往自然宁静与窗外霓虹灯的斗争，新A则是米凯利诺射碎霓虹灯的一刹那，全家了获得了短暂的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戈迪弗雷多博士的出现则表示新反A出现，经过他的胁迫，双方最终妥协，进而转到了更新A的局面：即作品的最后还是文明的胜利，霓虹灯恢复了往日刺眼的光芒，并且有过之无不及，从每20秒亮一次，一次亮20秒到每2秒亮一次，一次亮2秒。
在这灯光的明灭中，卡尔维诺留给读者一个疑问：闪耀的霓虹灯到底是是明灯还是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