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马克・麦卡锡的《边界三部曲》在沿袭“地狱天堂”这一文学传统来书写墨西哥文化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进行了质疑。他将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相结合，辨证看待墨西哥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同质性与他异性。一方面，墨西哥文化成为一面镜子，反射出美国文化中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墨西哥内部的民族主义和墨西哥性同样具有破坏性和排外性。然而，麦卡锡试图借助民族间的对话与交流，在更大程度上建构一种超越种族边界、文化边界和民族边界的人类秩序和跨民族共同体。
[关键词] 科马克・麦卡锡；《边界三部曲》；墨西哥文化书写；外在视角；跨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10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097―05
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边界三部曲》（The Border Trilogy）以小说人物在墨西哥境内的遭遇为情节主线，因而也可以称之为墨西哥小说。丹尼尔・库伯・阿拉孔（Daniel Cooper Alarcon）认为，“麦卡锡的墨西哥小说完全继承了‘地狱天堂’的文学传统。”[1]（P149）其他学者也把麦卡锡笔下的墨西哥视为“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度”、“新边疆”或者“天堂”[2]（P256）。确实，初读麦卡锡的《边界三部曲》，读者很容易认为它在人物刻画、情节结构、主题呈现等方面继承了“地狱天堂”的写作传统。然而，深入小说之后，读者会发现麦卡锡的西部小说具有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对“地狱天堂”文学传统背后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一
19世纪以来，英美作家撰写了大量关于墨西哥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的《征服墨西哥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1843），劳伦斯（D.H. Lawrence）的《羽蛇》（The Plumed Serpent， 1926），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的《开花的紫荆树及其他短篇小说》（Flowering Judas and Other Stories， 1930），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权利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 1940），以及克拉伦斯・马尔科姆・罗瑞（Clarence Malcolm Lowry）的《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 1947）。罗纳德・沃克（Ronald Walker）在《地狱天堂：墨西哥与现代英语小说》（Infernal Paradise： Mexico and the Modern English Novel， 1978）一书中第一次使用“地狱天堂”来概括这些墨西哥作品的特点：作家们将墨西哥从具体的时空中脱离出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它设想为地狱、天堂或任何其他东西，使其蒙上浓重的神话色彩。阿拉孔在《阿兹特克重写本：现代文学想象中的墨西哥》（The Aztec Palimpsest： Mexico in the Modern Imagination， 1997）中进一步指出，“地狱天堂”的文学传统经过反复运用，已成为检验一部书写墨西哥文化的文学作品“是否真实可靠的标志”[1]（P145）。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陈夜雨，项歆妮：镜与灯――论科马克・麦卡锡的墨西哥文化书写
麦卡锡的《边界三部曲》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美国西部农场纷纷倒闭。曾经象征着“美国边疆自由与独立”的西部牛仔约翰与莱西，痛苦地意识到现代美国已经成为一片荒原[3]（P438）。他们不得不向西越过美墨边境，希冀在那里找回过去的美好时光。“墨西哥象征了他者的异质性” [4]（P301），这些美国牛仔从他们熟悉的美国西南部迁徙至墨西哥境内，说明这个国家作为未知的、具有异域风情的他者对于美国牛仔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经过长途旅行，终于来到了圣母（La Purisima）大牧场。它是墨西哥干燥平原中的一个盆地绿洲：“占地11，000公顷……拥有天然的泉水和清澈的小溪，又有沼泽和小湖点缀其中，灌溉水源充足。湖水和溪水里生长着地球上其他地方罕见的鱼类。这里还有各种鸟儿、蜥蜴和其他生物”[5]（P97）。对约翰与莱西来说，这个牧场就是上帝给予他们重建伊甸园的应许之地。在他们到达牧场的当晚，莱西兴奋地问约翰：“你想在这里呆多久？”“100年吧”，约翰回答[5]（P96）。在这里，他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牛仔生活。约翰在驯服野马方面罕见的天赋，获得了牧场主罗查先生的青睐。约翰出色的马术更吸引了牧场主的女儿阿历杭德拉。他们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一时间，墨西哥女人和大片牧场都触手可及，约翰的田园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
然而，不久之后，约翰与莱西就被墨西哥警方带走，囚禁在萨尔提略监狱。这里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人人都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每个囚犯都要凭借武力为自己争得身份和地位。而支撑这一秩序的基础则是堕落与暴力，就像金钱是商业社会唯一的标准，在监狱这个人人绝对平等的社会中，能否杀人成为衡量每一个囚犯的唯一标准。”[5]（P182）约翰和莱西不得不靠拳头度过监狱的艰难时光。更为糟糕的是，约翰在监狱食堂遭遇了罗查先生派来的杀手。在与杀手激烈搏斗的过程中，约翰为了自卫而杀死了对方。这样，约翰的田园梦想在他被逮捕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在他被关押在萨尔提略监狱时破灭，而在他不得不与杀手搏斗并杀死对方时，他的田园梦想完全消逝。因此，表面上看来，麦卡锡将如同地狱般的萨尔提略监狱与如同天堂般的圣母大牧场并置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麦卡锡的墨西哥小说传承了“地狱天堂”的墨西哥文化书写传统。 然而，深入小说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约翰与莱西在与墨西哥人来往过程中遭遇困难与痛苦，其根源在于他们对墨西哥文化的一无所知而导致他们仅仅从他异性的视角来看待墨西哥。约翰和莱西还未进入墨西哥之前就已经刻意强调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他们的目光越过田野，看到了南方起伏的山脉，上面长满了绿草和野雏菊。向西一英里处，则见一个个柱子连着一片片铁丝网，像极了一条丑陋的缝合线爬在灰色的草地上”[5]（P38）。对于这些美国牛仔来说，美国的自然环境保护只限于19世纪之前，在那之后美国西部的自然环境便受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与此同时，墨西哥在他们的眼中却是一片原始纯朴、有待开发的荒野。
福柯曾说，人们渴望将“世界内化，抹除差异……将自然人性化，将人类自然化，然后才能在尘世重新获得人间天堂”[6]（P17）。这种欲望就是“命定扩张”论的驱动力，也驱使了美国牛仔一厢情愿地将墨西哥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简单化，试图以此来实现他们将墨西哥改造成新世界的田园梦想。问题在于，墨西哥并不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事实上，这个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16世纪以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就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中包括古代玛雅文明和阿兹泰克文明。但1910-1934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使这个国家民不聊生、动荡不安，国外尤其是美国各种势力的直接或间接干涉与介入更使这个原本不幸的国家雪上加霜。
罗查先生与其姑母阿尔冯萨女士都向约翰说起过墨西哥历史、墨西哥革命以及革命领导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和古斯塔沃・马德罗（Gustavo Madero）的悲惨经历。阿尔冯萨女士说，她记忆中的墨西哥绝不是人间天堂：“在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墨西哥便非常贫穷……普通家庭除了一把菜刀外，没有任何其他机器制造出来的物品。连一个大头针、一个盘、一个锅或一个纽扣都没有” [5]（P231）。她还讲述了马德罗兄弟从国外留学回到墨西哥后，满腔热情地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为穷人办学校，发起革命，推翻了独裁者迪亚兹的统治，成立墨西哥共和国，弗朗西斯科被选为第一任总统。然而，不久之后革命的成果就被韦尔塔将军阴谋窃取。后者通过掀起军事暴动推翻了弗朗西斯科的政府。马德罗兄弟先后被捕，古斯塔沃落入了起义民众的手中，“他们虐待他，折磨他……推搡他，殴打他”[5]（P237）。更有甚者挖出了他的一只眼睛。又有人把枪对准了他的头。他被打死后，民众依然没有放过他，他们踢他的尸体，吐口水到他身上。有人还挖出了他的另一只眼睛，那是一只假眼。起义民众挨个“欣赏”了这只假眼后，纷纷啧啧称奇。
阿尔冯萨女士的讲述涉及历史与虚构，叙述与现实，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她甚至强化了墨西哥是个充满暴力、血腥和野蛮的国家。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讲述使约翰得以了解到墨西哥不是一个工业革命前的绿洲，使他明白造成墨西哥内外交困的复杂原因。正是墨西哥人的讲述唤醒了这些美国牛仔，迫使他们明白墨西哥并不是一个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改造的国家，从而证明了“他者声音潜在的影响力”[7]（P114）。跨民族美国研究学者保罗・吉利斯（Paul Giles）指出，外部视角是文化理解上的重要因素。传统美国研究由于完全从美国内部来研究美国文化，缺乏一个比较的维度，使得美国集体无意识中的“各种设想、边界和禁域”“一直隐而不见，难以觉察”[8]（P6）。吉利斯所关注的是文化间的“交汇点”，如麦卡锡小说中的美墨边界地带，在这里，墨西哥文化可以成为从外部重新审视、反思和疏离美国文化的观察点，以此脱去美国文化与文学叙事中各种神话的外衣。这就是他所说的“镜像化”（virtualization）过程[8]（P3）。因此，美国牛仔在与墨西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过程中，得以反观自身，达到一种内省和自我批判。在这种意义上，墨西哥文化就成为一面镜子，照亮了美国文化中各种形式的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
二
然而，镜子作为隐喻，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不管是指映射诗人的内心世界还是外在世界，只能从一个方向呈现对象。因此，英国评论家威廉・黑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将镜子和灯两个喻体结合起来，说明诗人再现外在世界时浸透了他本人投射的情绪之光：“诗歌之光不仅是直接的也是反射的，它在向我们显示对象时，将对象笼罩在一片闪耀的光芒之下。”[9]（P53）同理，美国研究需要一个“外在参照点”来使整个概念架构相对化，从而将美国民族身份和自我界定的周界拉伸成“‘椭圆’形”[8]（P6）。然而，吉利斯的目的不是用“外部”视角完全替代“内部”视角，而是从“同质性与他异性”的双重视角辨证地看待二者在建构和理解民族身份在文化定义上的相互性。正如巴赫金（M. M. Bakhtin）指出，只有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借助“外部”视角看待本国文化，才能向本国文化提出新问题，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能显示出“本国文化新的维度和语义深度”[10]（P7）。巴赫金的论述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我总是能够从他的立场之外，看到他自己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正如我们对视时，在我们眼中反射出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11]（P23）。麦卡锡的《边界三部曲》表面上传达了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最终却显示出“他们对他者文化的无知”[12]（P50）。同时，他的小说也表明，墨西哥革命之后，墨西哥民众尤其是有产阶级所兴起和倡导的墨西哥民族主义和墨西哥民族性，与美国牛仔所表现出来的美国民族主义和美利坚民族性相比，同样具有破坏性和排外性。
约翰与墨西哥女人的两段异国恋情都难以修成正果，究其根源是墨西哥人以他们或文明或野蛮的方式击败了觊觎墨西哥女人和土地的美国牛仔。他们最初与19世纪美国西部文学中那些操持“开发异域，拯救外族”信条的人物一样，自觉地将自己与墨西哥人相区分。可以说，无论他们的种族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建立在文明与野蛮、美国人与非美国人的区别上。在他们眼中，墨西哥贫穷、落后、混乱，墨西哥警察草菅人命，墨西哥监狱惨无人道。然而，麦卡锡笔下拥有显贵身份的墨西哥上层阶级通过强化自己的西班牙文化传统，挑战美国白人/非白人的种族意识形态，从而颠覆了传统美国西部小说所坚持的文明与野蛮、美利坚民族与非美利坚民族的二元对立。 为了拆散约翰与阿历杭德拉，阿尔冯萨女士向他暗示，他出生在没落的美国西部农场主家，而阿历杭德拉的祖辈是西班牙的名门望族。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全家福中得到证实，照片中阿历杭德拉的爷爷“留着黑色的胡须。长着一双西班牙人的黑色眼睛。一幅达官显贵的模样”[5]（P132）。阿历杭德拉的父亲罗查先生继承了祖辈于1824年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政府所分配的6平方里格土地。作为墨西哥境内仅有的几个完整地保有祖产的大庄园主之一，罗查先生家境殷实，生活安逸，在海外受过良好教育。相比之下，约翰一无所有，初中辍学，操着一口美国西部方言。这一切都使他在与阿历杭德拉的异国恋情中处于劣势地位。无论从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和民族背景来说，罗查先生和阿尔冯萨女士都无法容忍一个地位低下的美国牛仔来夺取阿历杭德拉和大牧场。
他们最初试图以文明的方式迫使约翰终止与阿历杭德拉的交往。阿尔冯萨女士邀请约翰下国际象棋。她用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与他交谈，“她伸出了一只手，他刚要走上前去握手，马上意识到她只是示意自己坐在右边的椅子上”[5]（P133）。她用缺失了两个手指的左手与约翰下棋。约翰赢了前两盘，但是，阿尔冯萨女士在第三盘用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开局，“最后他丢了王后，不得不认输”[5]（P134）。她趁机劝告约翰不要再与阿历杭德拉来往，因为墨西哥与美国不同，“在这里，一个女人的声誉就是她的一切”[5]（P136）。罗查先生则除了精通英语外，还能读懂法语原著。为了让约翰知难而退，罗查先生邀请他去小礼拜堂打台球，“庄园主轻易就击败了他”[5]（P144）。罗查先生警告约翰，他不会容忍任何人亵渎小礼拜堂的神圣，以此暗示约翰不要垂涎阿历杭德拉，不要玷污她的贞洁。在罗查先生看来，受 梦想与冲动支配的约翰就像西班牙小说《唐・吉坷德》里的主人公。塞万提斯用一种夸张和戏谑的手法塑造了深受中世纪骑士传奇毒害的唐・吉坷德。但是，罗查先生说即使塞万提斯复活，他“也无法想象墨西哥的模样”，在这里有比唐・吉珂德更加充满幻想、不切实际、受传统美国西部传奇故事影响的美国牛仔[5]（P146）。
显然，约翰在这两场文明的较量中都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听从阿尔冯萨女士和罗查先生的劝说，私下继续与阿历杭德拉来往，最后才落到被关进萨尔提略监狱的下场。汤姆・皮尔金顿（Tom Pilkington）指出，约翰的异国恋情遭受挫折是因为他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是亚当，“不受记忆拖累，不受外界限制，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塑造无限的‘自我’”[13]（P320）。经历牢狱之灾后，约翰逐渐意识到，他最终“未能重新发现或者开发新的边疆，只不过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机会已经终结’的国度”[14]（P101）。他对墨西哥女人和土地的欲望在民族主义高涨、等级制度分明的墨西哥是无法实现的。
三
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族间冲突与矛盾之后，约翰确信“历史不断见证的是人类的贪婪、愚蠢与残酷，而这一点似乎是上帝……都无力改变的”[5]（P239）。然而，《边界三部曲》传达的并非是纯粹的虚无与悲观。相反，在一切跨民族矛盾与冲突之下，麦卡锡暗示民族间的对话与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超越各自文化的片面性与封闭性，从而建构一种超越种族边界、文化边界和民族边界的人类秩序和跨民族共同体。
这种对人类团结基本价值的信仰最明显地体现在《边界三部曲》中的普通墨西哥人身上，尤其是贫苦的墨西哥农民、工人和医生，他们向身处困境的美国牛仔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款待。经过阿尔冯萨女士的斡旋，约翰从萨尔提略监狱获得了自由后，他决定返回罗查先生牧场问个明白。他在路上遇到了一群素不相识的墨西哥农场工人。他们与他一起分享烟草，邀请他坐下来安静地交谈。他们的善意使约翰重新思考他与墨西哥人的关系。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农场工人的微笑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善良能“治愈人们的创伤，使他们重新获得安全感”[5]（P219）。而这一令人感动的时刻紧随约翰目睹了同伴布莱文斯被墨西哥警察队长枪杀，随后又在萨尔提略监狱度过了艰难的时光。《穿越》中的比利和博伊德到墨西哥境内寻找父亲丢失的马匹。由于缺乏证件证明马匹的归属，墨西哥买主不承认比利兄弟的诉求。博伊德气愤地说：“墨西哥就没有法律。全是一群他妈的恶棍。”[15]（P176）确实，这名买主及其手下不但不归还马匹，还企图射杀比利兄弟。博伊德在枪战中受伤。然而，就在他们无路可逃时，“一辆满载农场工人的老式平板卡车”放慢了速度，一些工人伸出手来拉受伤的博伊德，其他人则下车帮忙把博伊德托上车[15]（P273）。这些墨西哥工人没有理由冒着风险为两个素不相识的美国牛仔停下车来，但是他们那样做了。
对于这些墨西哥人来说，父母去世后四处流浪的比利虽与他们非亲非故，他们还是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食物与他分享，为他清洗衣物，为他缝补靴子。他们更教导他，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纽带。一名墨西哥老人对比利说：
尽管，他是一个孤儿，他也必须停止流浪，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因为如果他继续四处流浪，他会爱上这种生活方式，这样他就会与人类疏离，并最终与自己疏离……他说，孤儿可能会觉得他不再属于任何家庭，但他必须将这种感觉放置一边，因为在他的内部包含有一个更大的心灵，人们可以看到它并渴望了解它，这个世界需要他，正如他需要这个世界，因为他与世界是一体的。[15]（P134）
这可能就是E.T.阿诺德（Edwin T. Arnold）所说的麦卡锡小说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实实在在的关联性’”[16]（P221-222）。因此，《边界三部曲》揭露了美墨边界地带为正统历史所遗忘的民族间的暴力与冲突。种族、文化和民族的边界将美国人与墨西哥人分开，他们为了各自利益不惜残害对方。同时，麦卡锡也深信“通过善行与善言获得超验性”以及重建亲密团结的跨民族共同体的可能性[17]（P79）。
结语
麦卡锡关于墨西哥文化的思考其实就是关于美国文化自身的思考；墨西哥就是美国人反观自身的镜子。它照亮了他们阴暗的一面，映现出“美国例外”论和“命定扩张”论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美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美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之间的差异对麦卡锡的小说人物造成了心理和现实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常常体现在文化理解的层面上，他们意识到“文化主体”只存在于对话关系之中。只有在对话中，墨西哥文化与美国文化才能超越各自的封闭性和片面性；也只有透过一系列对话与协商，美国人才能重新理解被这一关系所编织的民族文化身份，从而导向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如此，麦卡锡也才能超越现实的地理政治的差异，超越狭隘的政治文化观念，构想一个超越种族、文化和民族边界的人类新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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