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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结构与网络舆论的成因、议题与实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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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现实人口与网民结构进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对比，考察了网络舆论生成的因素。文章认为，网络舆论的议题集中在政治化、公益化、底层化、道德化等几个方面，同时具有明显的愤怒、戏谑、怨恨、悲情等情绪指向。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社会风险，是当前话语格局重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网民结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议题；网络情绪；风险放大

[中图分类号] G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140―06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最重要事情，莫过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网络形态已经成为中国人参与社会问题讨论以及表达关注的最便捷通道，由网络产生的舆论正无远弗届地影响着政治运行、公众生活。那么，网络舆论和传统舆论有何不同？有研究认为，网络舆论的形成有其情绪性的一面，比如愤怒，就“加速了公众意见和集体行动的形成”。[1]本文围绕这一主题思考三个问题：网络舆论为什么能快速形成，它和当前的网民结构有何关联；网络舆论的议题有哪些，它的生成规律是什么；网络舆论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应做何反思。

一网民的属性特征与网络舆论生成

2010年第六期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现有人口13亿3281万。截至201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4.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34.3%（前述数据到了2014年6月变为了6.32 亿和46.9%，为尽量同时比较，故采用2010年数据）。以六普数据和2011年1月公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为例，六普统计显示，男女比例分别为51.27%和48.73%，《发展报告》则显示，中国网民男女性别比为55.8：44.2。在年龄结构上也有所差异，实际人口各年龄段差异不大，以10岁为一年龄段以及60岁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0.99%、13.11%、17.14%、16.14%、17.28%、12.02%、13.32%。而网民的年龄结构特征明显，10-19岁、20-29岁、30-39岁年龄段成为网民主力军，分别占网民比重的27.3%、29.8%、23.4%，其他年龄段总共只占19.5%。

在学历特征上，实际人口和网民结构也有所不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8.24%，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分别为38.88%、14%、5.15%、3.73%。而在网民结构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8.4%，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在整个网民中分别占32.8%、35.7%、11.8%、11.4%。和实际人口相比，网民高中以上学历的比重占据相当一部分比例。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焦德武：网民结构与网络舆论的成因、议题与实质探究

在职业结构上，实际人口与网络人口也存在差异。实际人口中，有7亿1540多万就业人口，未就业和失业人口分别为1870万和2110万，在校学生数为2亿1150万。未就业和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99%，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15.87%。网民中未就业和失业人口、学生数量则占整个网民的4.9%和30.6%。

从人口统计学意义来看，网民的构成和现实社会的人口结构差别较大。那么由网络主体――网民生成的网络舆论又会是什么特征呢？对比网民与实际人口属性可以发现，网民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这一年龄段正是年富力强、思维活跃之时；学历上初高中以上居多，则显示网民在知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职业结构上，学生数量占据多数。简单的勾勒显示出网民在线时间长、精力旺盛，正是追求知识、真理的年龄。但是，和现实社会比起来，低年龄也是思想尚未成熟，经历还未丰富之时，特别是学生群体，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之时，对网络风险和社会本质的认识还不全面，往往容易以非此即彼的视角看问题。同时，网民的知识化、技术化又容易造成他们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等的轻视。因此，在这种网络文化与网民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认识网络舆论，特别在媒介化社会来临或者说网络由精神层面开始变为一种“社会存在”[2]的背景下，显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思考网络舆论也需要考虑网络诞生之前的舆论的生成方式，网络舆论之前是由谁主导舆论生成？他们的人口统计学属性如何呢？在网络之前有两种舆论样式，一种是大众传媒之前的舆论，一种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时代的舆论，加之网络舆论，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分别称之为舆论1.0时代、舆论2.0时代、舆论3.0时代。舆论1.0，是“舆人之论”，也即公众的言论，对于政治统治而言，通常通过“如彻膳宰、进膳旌、诽谤木、遒人木铎以徇于路、登记歌谣、敢谏鼓、瞍赋、师箴、庶人传语、百工谏、士传言、审议诅祝、查访谤议、太学之子上书、召见耆老等”[3]（P81）方式加以了解，也就是说统治者需要了解民情时，才把舆论作为一种考察方式。对于公众来说，统治者还有严格的舆论管控系统，管控严格时，民众甚至只能“道路以目”交流意见。封建社会舆论起作用的方式多通过士大夫的“清议”和官员的进谏，普通百姓的声音是很难被统治者听到的。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太学生舆论事件为例，在“党锢之祸”的背景下，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代表不仅在舆论上对党锢之祸予以指责，还通过学生运动予以反对。这起典型舆论1.0事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至少有两个背景需要考量，一是太学生的组成，二是太学生首领和当时官僚之关系。古代史历史词典在解释“太学生”时认为，东汉时期入学的太学生大多是贵族、官僚和地主家庭的子弟，即使到了桓帝时期（146年）发展至3万余人时，也只是扩展到中小地主家庭和小生产者家庭[4]（P216），普通的百姓子弟是无缘太学生的。也即舆论和运动的主体的阶级构成，仍然和上层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料也记载，当时的太学生首领郭泰、贾彪与大官僚陈蕃、李膺、王畅等“深相结纳”，彼此“互相标榜”，官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太学生有所影响。中西方报刊都经历了从政治（政党）报刊向大众报刊流变过程，只是中国的这一变化用时更长。西方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专门针对普通公众的新闻纸，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报刊逐渐成为公众生活的寻常物。以美国为例，从1870年至1900年间，报纸的数目增加了三倍，销量增加了近六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报种类达到1548种，日发行量5930万份，千人拥有日报数228份。[5]（P109，118）我国报刊大众化进程较为缓慢，19世纪70年代虽有本土报纸，但是大多针对少数的知识分子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直到1985年我国千人拥有日报数也只有46份，2003年达到了迄今为止数量最高的1035种，但是千人日报拥有量一直徘徊在50～70份。[6]虽然中文报纸覆盖面没有西方报纸广，但是报纸（与同时期其他出版物、以及其后的广播电视一起）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新闻纸等媒体取代了民间自发舆论生成的可能性，成为主导社会主流话语和引导公众思想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说，舆论2.0主要是媒体从业者，以及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影响下的产物。社会舆论的主导者主要是政治力量、知识分子，也即舆论的主动权仍然处于社会精英的掌控之中。

舆论3.0产生于网络或者扩散于网络，和之前的舆论相比，网络舆论的产生、议题与社会影响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舆论生成的周期来看，热点舆论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过去口耳相传或者由媒体设置议程后再由公众互相传递、讨论形成舆论的方式，已经被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颠覆，舆论形成的时间甚至可以分秒计。在传播范围上，网络之前舆论的形成与传播多是部落化的，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少之又少；而在网络时代，借助互联网平台，舆论不仅能很快传播至全国，甚至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社会舆论的发起者已经由过去的社会精英转为普通公众。舆论生成主体的变化带来舆论内容、舆论走向、舆论过程、舆论结果发生重要变化。

二网络舆论的议题考察

和之前的舆论相比，网络舆论体现出鲜明的话题特征和情绪特征。

（一）网络舆论话题

1.政治化

中国有着保密的传统，笃信“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保密思维根深蒂固，[7]信息公开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尽如人意。网络舆论之前，社会也从不缺少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的关注，但是，传统社会信息的稀缺与舆论2.0时代对信息的垄断，都使公众对政治信息“心有余而力不足”。网络则建立起社会交流的节点，一个节点的信息转眼之间就会传到其他节点。事关政治的议题往往能引起网民的关注，比如“王立军事件”以及中共十八大以来系列反腐风暴，此外还包括对政府机关与公务人员的舆论监督等。近些年在微博上掀起舆论高潮的微笑局长、郭美美、7・23动车、宜黄拆迁、雷政富等事件，看似个案，事件背后则是公众对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不满，是公众政治情感的集中表达。有些普通事件被政治化也是网络舆论的一大特点，也即事无大小往往被赋予政治含义，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网民的关注。

2.公益化

容易引起舆论风暴的信息很大一部分具有公益性，特别一些事关公共安全的事件。近些年爆发的环保事件，比如大连PX项目、渤海漏油事件、PM2.5、宁波PX项目等，都在网络上引起了重大关注。在一些PX项目上，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府形象考虑对信息的封锁，与公众对生存环境的担忧形成矛盾，公众除了采取集体行动外，还通过微博、微信等传播渠道进行传播、联系，从而表达自身诉求。这类事件不仅能引起此时此地公众的参与，还会引起彼时彼地公众的关注，“无相关利益群体”对公益性事件的关注，往往使地方舆论短时间内推向全国。

3.底层化

底层化是指网络舆论常把焦点对准一些收入较低、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群体。近些年包括拆迁、自焚、维权、性奴等常成为舆论焦点。像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山东平度3・21征地纵火案等。网络舆论的生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公众推动的，因此，网络舆论关注的实际上也是老百姓自己的身边事，甚至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事。网络时代，百姓有了被尊重、被关注的尊严感。

4.道德化

网络平台的开放性构建了一个供公众发言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众可以就一些社会不公等畅所欲言，而具有深刻历史背景和当下意义的道德批判，成为网络舆论生成的重要动力。不可否认，道德的规范力量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观很强的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现象，集中表现在食品安全领域，为了谋取利益借助公众道德感进行恶俗炒作等。在商业领域，一些不良商家不顾公众安全，违法生产危害公众安全的食品。三聚氰胺、染色馒头、过期食品等，不断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在社会领域，一些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通过炒作、包装，甚至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来引起关注。

（二）网络舆论情绪

1.愤怒

在一篇《愤怒形成的公众意见》的文章中，作者援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愤怒在微博上比任何情绪都传播得更快。二千五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论述“愤怒”对于人际交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在交流中之所以愤怒，根本原因不是愤怒本身，而是愤怒后面的那种被他人认同的“正义感”，也即他人对愤怒者的一种情感认同，是对不公平的一种共同抵抗。[1]

网络中的愤怒不仅可以表情达意，抒发情感，同时也是一种交际和获得认同的手段。一方面，网络的匿名与众声喧哗好像多了一层保护，正如驾驶中拥有的“路怒症”――因为我们在驾驶中有汽车做保护，而且发怒后可以开车离开，不必担心受到报复。网络平台也有类似的作用，当网友发表内容时，由于有匿名性和法不责众的“保护”，所以往往怒不可遏，因为愤怒之后可以选择离开。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监督功能――也即民间舆论场的主要指向，是对贪腐的痛恨、公平的追求等，这也是前述“愤怒”作为人际交往的一部分，是把愤怒作为工具而非愤怒本身的一种表现。从某些方面来说，网友进行人肉搜索、线下行动、语言暴力等，就是发泄愤怒，这种愤怒兼具个人的生物性和社会交往的工具性双重属性。 2.戏谑

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与中东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杨国斌认为网络事件中有两种典型的情绪动员方式――悲情与戏谑。[8]虽然杨文是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但是不可否认，网络中充斥着戏谑的话语风格。网民利用各种民间语文、图片、隐喻、暗讽、假借等方式，参与当前的网络事件。一方面，这种方式可以体现网民智慧，给传播过程带来一定的愉悦；另一方面，也是对当前的宣传管理制度的不满与突破。网民利用戏谑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网民对当前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氛围的态度。

3.怨恨

相较公交纵火、校园杀人等，网络怨恨表现的并不明显，最起码大部分是没有直接的目标指向的，但是，网络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些是社会怨恨的延伸，有些则是普通人的怨恨批判。当前社会怨恨情绪产生的机理之一是相对被剥夺感的存在，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让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但是，财富、资源、权力的分配又存在不公平现象，不仅普通人，甚至一些既得利益者也感觉自己存在被剥夺的现象。这种压抑如果因权威持续不断的压力而变得失去了目标，就会进一步聚集，最终形成怨恨甚至仇恨。这种社会结构性产物，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是舍勒所言的“怨恨批判”的盛行。[9]怨恨批判盛行的典型特征是不管别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批评者总感觉他不对。以微博为例，由于微博是一个匿名的开放空间，不少用户都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对于一些部门实施的做法，微博平台总能听到批评的声音。所以，不少微博特别是政务微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宁愿不发声做僵尸微博，也不愿被舆论关注。在总的氛围上，互联网批判少了一些包容心。从长久看，如果人们主要与自己相同情绪的人交流、讨论，观点就会被加强，情绪就会朝极端方向发展，并最终借助互联网的扩散，[10]影响整个社会。

怨恨议题之所以引起关注，网络情绪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警惕的是，不少网络事件，正是利用了公众的这一特征进行扩散，从而使事件偏离原来应有的状态。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使张妙死亡。这一事件在网络上短时间内成为舆论热点。这起激情杀人最终以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为结局。2011年8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药家鑫身后事》，对药家鑫被判刑是否受到舆论影响进行了反思。药家鑫杀人后，受害人张妙的代理律师张显（为张妙丈夫王辉的远房亲戚），通过微博发布了不少带有倾向性的信息。张显的微博包括，有500多村民签名要求判药家鑫死刑；并且称药家鑫为军二代、官二代，有后台。在2011年4月20日的微博中，张显写道“任何人不管他权有多大，官有多高，背景有多深，家里多么殷实有钱，只要他撞了法律这根红线，那他在正义和法律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微博暗示药家鑫家庭背景和家庭经济状况。这些微博契合了网民对“官二代”、“富二代”等的心理预期和怨恨心理，短时间内动员起巨大的舆论能量。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甚至在微博中称药家鑫“长得典型杀人犯的面孔”，“一看就是罪该万死的人”。这种带有情绪动员特征的话语，却被网友们大为称赞。

4.悲情

网络舆论中的悲情“常伴有同情和义愤，涉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还有一些是“涉及道德伦理的”。[8]同情心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怜老惜弱是人的本能，因此，互联网舆论中这类议题比较多。比较典型的像“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夏俊峰案”。由于唐慧及其女儿是受害的一方，又是“弱势群体”，因此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的同情。《南方周末》2013年8月1日发表了文章《“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对事件进行反思。夏俊峰案类似，由于是公民与公权力发生了冲突，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同情心放在了普通公众身上。这些事件不仅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并进而影响到现实生活，甚至影响到司法对案件的判决。

当然，网络舆论的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几种话题特征和情绪特征，其他话题以及理性的声音在网络舆论中也从不缺席，但是这几种话题与情绪特征的议题极容易得到快速传播。

三反思：网络舆论的实质

（一）舆论是什么

通过上述现象的描述，我们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舆论。从定义上看，有人认为是团体中的一群人在经过交流后，形成对某一事件的各种意见，它不代表每个人的每一项意见，它只在特定时空以及团体内部。[11]（P22）有人认为舆论是特定的一群人对其感兴趣的议题，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和感觉。[12]陈力丹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最近发生的、为大多数人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13]（P10）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对舆论内涵的界定都准确、贴切，但是学者们在强调“多数”、“议题”、“观点”等要素的同时，多没有给舆论一个清晰的范围，即哪些议题会成为舆论。事实上，考察中外舆论研究史也可发现，我们往往把舆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观察，这种现象的本质与核心以及其对社会产生作用的机理是什么，有时想起来“让人心里慌兮兮的”[14]。在中外舆论研究的话语中，舆论往往作为政治的原因在起作用，而其产生的机理与过程却鲜有研究。

舆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又确确实实起着作用。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内涵来源于西方，这和中国古代的“舆论”有着本质的差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不管从广义还是狭义来理解舆论，它都强调报纸等媒体的公开性特征。”[15]（P5-6）也即大众传媒在舆论形成、发挥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西方社会在17世纪初有了报纸的萌芽，而对舆论的论述最早则追溯至16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他首先将公众舆论赋予了现代政治意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则认为，为了规划社会秩序，或者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的可能形式，必须有各种关系，这包括根本法、民法、刑法。卢梭认为，在根本法、民法、刑法之外，还有“舆论”，舆论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它既不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铭刻在铜表上，而是在公民的心里。[16]（P46）其后，约翰・洛克、杰里米・边沁等也对舆论进行了论述。 20世纪以来，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开始反思上述观点，他们在心理学视域下思考舆论的生产与传播。这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等人，尤其李普曼在舆论领域的建树，开启了公众舆论研究的百年风潮。李普曼的名作《公众舆论》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政治和舆论研究从政治、哲学、法理取向转向心理学路径。就其研究工具和理论借鉴来看，李普曼很大程度上是在詹姆斯心理学和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詹姆斯关于意识形成的选择性机制、思维的图像性质、多元主义和不确定性、个体思维之间的断裂等观点，直接被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发展成“虚拟环境”、“刻板印象”、“新闻探照灯”等理论。[17]（P151-152）

李普曼认为，公众只有了解了所生活的世界，才能形成意见，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是无法形成理性、客观的意见的。这些主客观条件包括审查、保密制度、公众的时间，以及报道条件的限制等。人们常常按照头脑中的世界景象采取行动，而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18]（P9）对虚拟环境的认识是人类认识本性和人类意识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认识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事先预设了定义，也即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也就是李普曼论述的“刻板成见”。李普曼认为，成见系统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可以对我们社会地位加以保护，刻板成见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而只是合乎我们需求的可能的世界景象。刻板成见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18]（P62，P73）奥尔波特（FH Allport）认为舆论是人类个体的行为，是多数个人的表达，它受到普适目标与情景的刺激与引导。[19]在《民意调查及舆论科学中》，奥尔波特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一致性”、“从众心理”、“心理投射”、“花车效果”等，推断出多数人无知或者大众无知的理论。[20]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也突破了舆论与政治民主关系的论述，转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舆论所具有的社会控制机制。诺依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沉默的螺旋”概念，并且在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全面阐释。她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在力图从周围的环境中寻求支持，从而避免陷入孤立。为了防止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就会跟随多数意见，一旦和少数人意见一致，便趋沉默。[21]（P220）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舆论往往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同时，她还强调了大众传媒在营造意见环境中对舆论的制约作用。

（二）对网络舆论的反思

舆论研究史上的分野给我们今天观照网络舆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在网络诞生之前，舆论基本由社会精英主导，网络时代的舆论主要由大众主导，而网络大众的人口又具有结构性特征。国外研究也佐证了上述观点，Twitter和大众媒体的话题不一定重合，其呈现方式及舆论后果甚至可能南辕北辙。[22]此外，舆论具有的“公共性”需要“公众”来生产，而“公众”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经过互相协商、公开讨论，最终形成公众意见。从当前的网络舆论议题来看，网络舆论的生成主要是“众”的力量，也即人数众多最终形成的，是由议题扩大的“范围”给当事方带来压力，至于舆论的过程和质量，则退到了次要地位。

那么，网民是不是不可信任呢？这里我们不能偏向传统舆论研究的任何一方。李普曼式的精英主导有其合理的地方，卢梭们舆论是理性的、是政治过程的观点也不可偏废。一方面，网络舆论中确实存在夸大、变形、扭曲的舆论现象；另一方面，网络舆论也对当前社会发展、政治进步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是，从本质上看，网络舆论有风险的社会放大的倾向。社会风险放大理论认为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的风险感通过各种中介层层放大，媒体是其中最重要的风险放大站。[23]网络媒体又进一步的膨胀了媒体的风险放大功能，在信息的传播、交流、建构过程中，传播的效应被无限放大。以厦门PX项目为例，2004年国务院就批准了该项目，2006年该项目开工。直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提出建议，这一项目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借助手机、网络并进而扩展至传统媒体，最终迫使该项目迁址。这一事件的发生及解决，和中国的网络化进程息息相关，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为事件提供传播、讨论、交流的平台后，信息得以快速传播。也正是这种渠道的便利性使公众的参与成为可能，而新的时空关系、传播主体、传播结构等网络特点特别是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播者的身份，这为风险放大提供了可能，而这种风险放大效应也正是网络舆论的一个特点和后果。其他网络舆论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放大特点。比如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本来是科学上的争论却转变为公众关心的议题。特别在考虑当前环境议题和食品安全议题背景下，转基因甚至成为不同观点，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人群相互冲突的重要中介。

网络舆论是当前话语格局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是话语权的变迁。过去由精英主导的话语权因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逐渐过渡到在一定程度上由草根主导的局面。网络舆论的兴起与发展，和中国网民强烈要求一定话语权相同步。放在整个话语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网民情绪表达、风险放大等，都是网民希望获得甚至进一步掌控话语权的结果，是当前中国社会话语格局重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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