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网络公共领域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而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微博上的小河案”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基于独特的技术设置，自主生产了案件的重大意义，使之独立于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然而，网络公共领域与法律系统的观察范式截然不同;塑造网络法律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就法治发展而言，网络法律舆论有益于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但也容易消解法律逻辑和化约法律问题，甚至加剧法律共同体的内部分裂，迫使司法子系统寻求权力的庇护。
〔关键词〕 互联网系统;网络公共领域;“小河案”;法律符码;微博舆论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义”之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究竟会带来梦幻的“乌托邦”，还是虚幻的“敌托邦”。围绕这个问题，各国学者争论激烈，形成两大对峙的思想阵营。
“乌托邦”（Utopia）主义阵营至少包括四类学说：
（1）“第三次工业革命”说。〔1〕里夫金认为，结合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新经济模式不依赖垄断化石资源的“国家”和购买体力劳动的“资本”，可能推动传统的集中型经营走向分散化，促成等级式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扁平化”。具言之，家庭就地收集的绿色能源将通过洲际网络交易，财富分配日益平均;“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的商业模式将成为主流，企业通过共享信息而非独占市场盈利;“3D印刷”和“添加式生产”将降低成本和能耗，数量庞大的小型生产商夺取制造业的中心……这些变革必然改变大工业时代自私、逐利的人性，塑造个性独立又富有合作精神的世界公民。
（2）“物质世界终结”说。先驱人物德日进认为，在地球的地理圈层和生物圈层之外存在一个“智慧圈层”，随着20世纪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复杂、密集，向纯粹思维的领域质变。〔2〕同样无缘互联网的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3〕认为媒介是人体与人脑的延伸，不断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进入互联网时代，深受德日进启发的尼葛洛庞帝呼吁告别“原子世界”及其粗鄙、局限的物质性，迎接超越时空和物质障碍的“数字世界”;〔4〕继承麦克卢汉思想的洛根指出“互联网使计算机技术、社群和人脑得到延伸”，造就了“连线的地球村”，将瓦解极权主义、实现“终极的参与式民主”。〔5〕
（3）“社会资本增加”说。〔6〕凯茨和莱斯引入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并基于大量调查，一方面证实互联网用户更积极地投身线下的社区、社会、宗教、政治活动，增加了传统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强调互联网创造了在线政治参与等新沟通形式，建构了新型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较之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介，数字化传播允许大量参与者即时互动，既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共享，又迅速过滤无价值信息;较之“人际化”的传统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鼓励在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分享体验，个人的自利动机不仅不妨碍公共利益，反而带来新型社会互动和群体活动。
（4）“商谈民主”说。哈贝马斯早期指出，商业化、消费文化和大型代议制政党侵蚀了福利国家公共领域;〔7〕后期继续批判“目的理性”扭曲“交往理性”〔8〕，政治和经济系统破坏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同时又区分两种公共领域，强调“非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卸除了“建制化公共领域”的决策压力，更富包容性、匿名性和情境普遍性，更少受到事实性力量、专业化语言以及功能系统的侵蚀，更容易仅仅依据合理理由的“语内强制力”达成民主共识，为政治、法律决策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9〕受其影响，一些中国研究者近年来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最理想的“商谈民主”空间。〔10〕
“敌托邦”（Dystopia）主义阵营也至少包括三种理论：
两种主义都立足经验研究和对互联网技术的理解，都有一定说服力。具体到中国的实际，鉴于目前的过度乐观情绪，“敌托邦”主义更具启发性。进入Web 2.0时代以后，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日益受到追捧，被赋予传播真相、探索真理、启蒙社会、表达民意、监督权力、推动法治、追求正义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网络监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抨击，被视为打击自由言论、管制意识形态、遮蔽民众诉求、保护腐败分子甚至掩盖罪恶行径。“敌托邦”主义的价值，不在于描绘了互联网的危险现状和惨淡未来，而在于揭示出：即便“宪政”、“法治”实施良好，网络公共领域也没有推进民主、达成共识的必然能力;网络公共领域的诸多困境源于“基因”，难以简单归咎于政治干预。
然而，“敌托邦”主义既没有深入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层次，也没有全面考虑多种内外变量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学说要么诉诸具体互联网技术的劣势，要么诉诸专家、政客、资本家、媒体的诡计，均夸大了特定现象的普遍性和特定因素的影响。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进而理解其与政治和大众传媒等其他“自创生”系统的“结构耦合”关系，可能有助于克服上述缺陷。〔16〕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看，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基于固有结构“自我再生产”，所谓“技术劣势”和“诡计”正是其运作特色，无法也无需从外部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作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网络公共领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耦合”，具有迥异于传统公共领域的诸多特点。〔17〕更重要的是，网络公共领域按照自身逻辑“建构”外部“环境”，其信息传播与舆论形成是系统自主选择的结果，不以任何外部意志和意愿为转移。换言之，在其他社会系统或者社会脉络中，主导“网络舆论”的信息可能遭到“过滤”，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二、“小河案”何以引发微博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进入小河法院的重审阶段，“黎庆洪案”才受到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公共舆论两度爆发，分别出现在两次庭审期间：第一次由微博和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共同支撑，持续一星期左右。第二次爆发期则持续近一个月，其间电视媒体普遍缺席，报纸上只剩下新闻通稿，杂志和门户网站也几无深度报道;但微博呈现信息爆炸局面，并且带动一批“博客”和“论坛”迅速活跃，网络舆论的热烈程度超过2012年诸多重大法律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公众所了解和讨论的“黎庆洪案”，只是“微博上的小河案”。
一个在审判的关键阶段被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忽视”的案件，为何经由热点转换频繁的微博引发舆论浪潮？从案件本身找不到合理解释：公众容易聚焦的“死刑”话题并不存在;被曝光的“黑打”手法并不新奇;被告和罪名众多是“黑社会组织”案件的固有特征，辩护律师众多也不足为怪;中央司法机构派员“督战”没有被微博热炒;至于著名法学家和律师成立“观察团”声援，则是舆论浪潮的结果而非原因。答案只能是微博的技术设置，以及由此形成的Web 2.0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
其次是“自媒体”属性。不同于报刊杂志，自媒体没有版面限制和“把关人”机制，任何用户可以发布任何信息，哪怕信息未经全面分析，甚至缺乏新闻的基本要素;不同于广播、电视，自媒体较少受到新闻预审机制的影响，打破了权力和资本对公共信息传播平台的高度控制，有损官方形象或者既得利益的“负面消息”可能突破第一道防线;不同于门户网站，自媒体的信息数量过于庞大、传播过于迅速，事后审查成本高昂，被监管者可能付出的代价却相对低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在小河法院第二次庭审期间偃旗息鼓，微博却反而迎来吸引大规模、长时间关注，制造全国性舆论高潮的机会。
此外，较之其他自媒体产品，微博更重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公共性。140个汉字的信息容量既不太长又不太短，比“博客”更易于使用移动终端操作，比仅限140个英文字符的Twitter更适合谈论严肃主题;微博一旦发出并被大量转发，博客、论坛、社交网站常用的删帖、封号、辟谣等手段不仅难以屏蔽信息，反而可能刺激信息更快传播和舆论受压反弹。因此，当各种媒体出于新闻价值、宣传纪律、处罚风险的考虑，主动减少或者被动删除“小河案”报道时，律师们却能利用微博将个人业务转化为公共事务。
再次是“信誉监督”机制。在微博世界里，“粉丝”数量与话语权直接关联，个人声誉十分关键。从设计理念上讲，微博的目标不是巩固既有的亲密关系，而是旨在营造面向未来的互动空间，吸引有意扩大公共影响的传播者及其潜在读者群。通过“认证”的用户普遍存在“患失”心理，他们已经表明特殊的身份、遭遇或者职业，“掉粉”可能意味着对个人符号的否定。鉴于“粉丝”众多的事实本身就富有吸引力，“大V”一般不惧“掉粉”，但他们存在“患得”心理，尤其担心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或者浪费影响力。
因此，如果微博话题与个人符号相关联，并且社会影响较大，就会形成必须转发、评论的压力。仅仅是没有转发的事实就可能造成声誉受损;各种拒绝回应的理由，不论是不了解事件原委，还是讨论主题超过知识范围，都很难得到“粉丝”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承认个人精力和专业知识的限度，个人也不必固守单一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即便是律师、法学家或者“公知”，没有对特定事件表示关心也并非过错。但网络公共领域的行为准则恰好相反――通过“认证”，特殊的社会角色被固定下来，对于此种角色的社会预期被放大到极致，迫使个人时刻按照社会预期行事。小河法院第二次开庭期间，微博上的律师、法学家和“公知”之所以人人表态，这种信誉监督机制无疑是重要原因。
①在本文的写作准备过程中，作者搜集了新浪微博转发上千的所有“小河案”相关信息，共计49条，最后采集日期为2013年3月5日。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注明。
最后是“双向、分散传播”模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都是“信息单行道”，面向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单向传播;网络公共领域强调“双向传播”，倡导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分享和互动。作为Web2.0的典型代表，微博进一步推进了双向传播理念，彻底打破了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的界限：所有微博文字都既有原创性又有加工色彩;评论常常比原微博更引人注目;除了通过“私信”交谈之外，用户还可以利用“@”功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迫使他人注意某条信息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微博采用“多对多”的分散传播模式：网络论坛时常禁止转载，网友只能在原帖下留言或者评论，信息关注度呈代数级数增长;微博的基本原理却建筑在“转载”之上，信息发出者和转发者是平等的传播中心，都构成其“粉丝”乃至“粉丝的粉丝”的信息来源，信息关注度呈几何级数增长。在“小河案”舆论爆发期间，许多律师迅速被“关注”，“粉丝”数量和微博转发量猛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种双向、分散的传播模式。
三、“小河案”的微博观察范式
如前所述，Web 2.0技术支撑了网络公共领域的特殊结构，使之得以捕捉独特的观察对象，独立于传统媒体生产“小河案”舆论。但这并未具体说明，微博如何观察“小河案”。以下分析塑造该案微博舆论的高效信息类型，①探究网络公共领域的观察范式。
第四种类型是“名人声援”，如小河法院庭审结束后，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田文昌等法律界名流组成“专家顾问团”联合发表的“五点声明”;又如张思之在“律师文摘第三期沙龙”上评论“黎庆洪案”的微博消息。最令人惊讶的是，鉴于著名作家韩寒与黎庆洪同为赛车手且相互熟识，周泽将律师张培鸿《我们为何要关注黎庆洪》一文“@”韩寒，后者仅仅转发并评论了“关注黎庆洪案”六个字，竟使该文转发量在相关微博中高居第一，其中韩寒的直接贡献率接近2/3。
2012年，转发上千的“小河案”相关微博近50条，基本都属于上述四种类型。在由微博支撑的网络公共领域中，四种类型、近50条高效信息建构了“小河案”，塑造了公众眼中的案件影像;其他数以万计的微博湮没无闻，没有构成群体记忆和舆论开展的衔接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法律系统以及司法子系统关注的信息反而被过滤：比如，陈有西发布《起诉书》、《判决书》等复杂法律文件的微博链接，浏览者寥寥;杨金柱是法庭上的律师领袖，但他对公诉证据的所有分析转发量都很低;律师周泽最早介入案件、情况最为熟悉，但他对程序和实体问题的全面阐述也没有引起注意。随着小河法院一审的结束，微博舆论逐渐降温，在时间的冷却效应作用下，连二审宣判结果都鲜有人问津。
一言以蔽之，“微博上的小河案”并非“黎庆洪案”。首先，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了特有的“时间”面向，“黎庆洪案”被掐头去尾，仅剩下存续于小河法院一审期间的简化版本;其次，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了特有的“事物”面向，即律师遭受政治压制，历经重重曲折，仍然无力维持正义的悲剧故事;最后，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了特有的“社会”面向，网络公众与法律职业者存在角色分化，由举证责任和证据支撑的事实认定、由法律论证支撑的规范选择、由法律解释支撑的程序适用，除非隐藏在“抢手机”、“法警搜查”、“晕倒入院”、“滚钉板”、“放声大哭”、“跪求”等剧情背后，或者经由政治背景联想、政治意义引申、政治阴谋暗示，才能赢得网络舆论的关注;律师与主审法官、最高法院领导、检察官和法官与网友之间的网络争论，虽然涉及管辖权、回避制度、检察体制、辩护权、审判公开原则等法律问题，但真正富有吸引力的是争议双方的特殊身份;专业外的争执如律师内讧、与“五毛党”的骂战，以及法学家和社会名流的声援，则更是如此。
四、“小河案”的微博舆论形成机制
对于微博观察范式的分析，并非意在指责网络公共领域扭曲了“黎庆洪案”的真相。说到底，微博和司法都不是上帝，都无法还原已逝的真相。例如，刑事诉讼以“疑罪从无”为基本原则，一般由公诉人负责举证，只要被认定的合法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被告就是法律上的无辜者;而证据可能因自然原因灭失、因非法获取遭到排除、因难度太高未能取得、因相互矛盾受到否定。换言之，即便在法治环境下，司法也只能按照自己的特定方式建构事实和得出结论，这与微博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对于网络舆论和法律决定的差异，必须抱持理解态度，需要追问的只是网络公共领域如何形成法律舆论，哪些因素起重要作用。
一种因素是大众传媒的运作模式。微博等自媒体建立在个人的信息偏好上，大众传媒建立在群体的信息偏好上，相互间存在基本的差异;除非向高度统一的社会倒退，两种偏好才可能重合，系统界限才趋于模糊。就目前情况看，主要由自媒体支撑的网络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仍然保持系统分离，它们聚焦的议题可能不同，相同议题下的舆论方向和制造舆论的专业化程度也可能不同。但二者之间也确实存在“结构耦合”和“共振”：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形成了某些全新的议题和舆论导向，迫使大众传媒在自己的信息网络中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运作模式也明显地影响了网络公共领域，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议题“框架”和舆论生产机制。“微博上的小河案”的叙事脉络（黑打）和叙事手法（戏剧化情节、名人参与），都是取自报刊杂志、电视电影和门户网站;微博网友借用风靡全球的“美剧”用语，将“小河案”称为“黎庆洪案第二季”，也绝非偶然现象。
网络公共领域倾向于意识形态的观察模式，也取决于互联网系统的“架构”。〔20〕微博话题引发意识形态对峙，首先还是由于“博主―粉丝”架构带来的群体极化效应。利用“互粉”、“取消关注”、“拉黑”、“关闭评论”等设置，各种意见圈子的规模和封闭性同时增长;在圈子内部，就事论事的温和观点不被重视，“上纲上线”的极端观点得到更多转发和评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其次，由于系统界面的特殊设计，较之报纸、杂志、电视、门户网站的观众，微博观众更容易无视言论的语境。他们无需进入特定被关注者的主页，很少有机会全面理解上下文;在他们自己的首页上，众多被关注者的言论按时间顺序交叉显示，每次阅读往往限于最近的部分。这样一来，为了避免观众断章取义，将个别的让步姿态或者知识错误无限放大，微博辩论的各方被迫从观点竞争转向“立场”竞争。最后，140个汉字限制了充分说理，要求以打动替代说服、以“段子”替代陈述、以修辞替代论证、以具象替代抽象、以攻击替代商议，将复杂事态还原为公众熟悉的二元对立――公与私、贫与富、官与民、古与今、中与西、红与黑、进步与倒退，最终化约为“左/右”分歧。
总而言之，塑造“小河案”微博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
五、结论
本文不拟讨论和评价“小河案”判决本身。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法律系统和网络公共领域各自建构事件，常常形成不同的描述和结论，不一定存在非此即彼的是非问题。唯一确定的是，在法庭和微博上，律师和公诉人各有胜负：前者赢得了微博舆论，却无法改变一项法律系统的事实，即该案判决已经“生效”，质疑生效判决的说辞不具法律意义，除非启动“再审”程序;后者赢得了法律判决，却也无法改变一项网络公共领域的事实，即法院、检察院都没有左右舆论的能力，除非重新掀起微博讨论并改变主流意见。
当然，网络公共领域之于法治发展的意义不可否认。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法治”意味着法律系统基于固有的符码封闭运转，无视“合法/非法”之外的任何价值，拒斥政治、经济、道德、科学的直接干预。〔21〕强大的网络公共领域能够以施加舆论压力的方式，抵消或者卸除法律系统的其他社会压力，进而巩固法律符码的基础地位，维护法治。作为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传统公共领域无法化解政治权力、经济效益与大众传媒结盟的难题，其自上而下的“树状”信息传播结构容易受到操纵;作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网络公共领域以信息洪流和“蜂巢状”传播结构吞噬结盟，以广布的议题触角和自下而上的舆论路径解构操纵。“小河案”绕开新闻通稿和主流媒体，在微博上形成舆论浪潮，即为明证;同时也表明，就营造发达的网络公共领域而言，较之公民法律意识、政治参与热情和理性商谈能力的提高，互联网的技术进步更为直接有效，是推进法治发展的新动力。
但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公共领域也有其限度。首先，微博的案件观察范式、意见形成机制都与法律系统截然不同，可能造成专业视角被传媒逻辑消解，法律问题被意识形态化约。其次，微博的技术设置同时放大“凝聚”和“对峙”效果，阻碍了法治发展合力的形成。律师巩固了团结，并被理解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和维护正义的积极力量;与此同时，公、检、法越来越被塑造为消极因素，职业分工越来越被强化为立场对立，法律共同体面临分裂危险。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各方都没有正确看待网络公共领域的限度，尤其表现为对网络舆论的力量、性质和来源缺乏认识。律师将舆论支持等同于真理在手;公安、检察机关、政法委将舆论反对等同于否定权威;司法系统在舆论压力面前诉诸过度的自我保护。长此以往，网络公共领域可能不但无法维护法律的自主运作，反而迫使其寻求权力的庇护。法律系统对于“小河案”的回应已经敲响了警钟：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禁止律师“微博直播”庭审，新刑诉法则通过弱化公诉方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义务，为律师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了障碍。正如英国学者萨维尼所说，“参与的增长不等同于有意义的参与的增长”，如果“争论是非理性的且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就有利于精英去维持现状”。〔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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