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因同质性文化身份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他们以学校、社团和报刊为平台，在文化场域中建构了主体间平等交往对话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合群意识的心理诉求下，他们拓展了文化空间，书写了公共舆论，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意识，为公众自我身份的认同提供了价值依托。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构筑的民主机制昭示了自由社会的运作模式，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树立了精神风标。
关键词：皖籍知识分子；同质身份；文化空间；民主机制；现代化指向
民国初年，政权的频繁更迭断送了国民的共和梦想，政局的混乱衍生出政治权威的真空和价值信仰的缺席，国势衰微，民心萎靡，文学精英企图力挽狂澜，以文学寓言谱写民族国家想象，皖籍知识分子以社团、报刊和学校为平台，在民初的文化场域中建构了主体间平等交往对话的公共领域。
一、聚合归因：同质性的文化身份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遇内忧外患之困，皖籍知识分子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话语体系的链接下，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他们摆脱了私人领域的统摄，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展开了公共性的社会交往。“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1]2
陈独秀是民初皖籍文人聚合为《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凝聚点。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风潮中，他从事反清倒袁的政治活动，组织革命团体以广结同志，编辑文化报刊做万户鼓吹，联络了众多皖籍志士。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徽州会馆创立了科学图书社，科学图书社是皖籍志士重要的交往场所，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的编辑部设立在科学图书社的楼上，且岳王会的创立也正是在这座小楼上策划的。[2]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安徽公学创立了岳王会，高语罕、李辛白、光升是岳王会的重要成员，协助陈独秀联络革命志士，而刘文典此时就读于安徽公学，深受岳王会革命激情的感染，立志与陈独秀同仇敌忾、同气相求。岳王会成立后，其组织骨干陈独秀、高语罕、李辛白、光升、刘文典等常在科学图书社聚议，交流思想，讨论时局，联络感情，构建了公共空间的关系网络。
胡适与陈独秀的相识归因于汪孟邹的引荐，汪孟邹与胡适同为绩溪人，二人素有来往，交情匪浅，胡适在陈独秀的邀请下，加入了《新青年》文化阵营，陈独秀与胡适的联手，更多的是基于“文化启蒙立场上对传统的反叛与现实的改造” [3]。高一涵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高一涵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时，陈独秀为其授业恩师。1912年，高一涵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他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中担任英文编译。1914年，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应章士钊之邀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与高一涵再次聚首。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高一涵加入了《青年杂志》的编撰队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作者群以皖籍知识分子为主，这些撰稿人多是陈独秀在革命生涯中结交的同乡。《新青年》首卷的撰稿人有高一涵、刘文典、潘赞化、李辛白、高语罕，第二卷增加了胡适、光升、程演生、王星拱、蔡晓舟，王星拱和蔡晓舟在《新青年》迁至北大后加入撰稿者队伍。同乡情谊、革命背景是皖籍知识分子聚合的本质性文化归因，他们广泛联络了社会成员，在自由民主的维度中构筑了溢出官方政治权力控驭的公共文化空间。
二、外在方式：开放型的文化空间
在西方学者查尔斯・泰勒的研究视域中，公共领域呈现为两种形态，分别是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在主题性的公共空间中，公众因共同主题而聚集在一个有形的空间，如沙龙、广场、学校、社团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囊括了报纸、杂志等文化传媒，呈现为无形的、想象性的共同体。民初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学校、社团和报刊紧密相连，“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4]
（一）北大校园：师生聚合的公共场所
民初皖籍知识精英汇集于北京大学，追溯于陈独秀在1917年1月13日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月，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往北大，《新青年》的编辑多被延聘为北大教员，他们将崭新范式的教学理念传播于课堂之上，冲击了北大原有的教学体制，洗刷了学生的文化构想和学术心态。皖籍知识分子趋新化的思想潮流引起守旧文人的攻讦，如章门弟子黄季刚公然丑诋胡适，教授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公开拥护帝制，但北大文化兼容的指导策略制衡了校园内的差异性信仰格局，北大的教学氛围中既弥漫着科学民主的学风，又充斥着复古主义的道统，同时兼杂着无政府主义和文化调和论的思想，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元鼎立的文化态势。在多元话语的裹挟下，北大师生自由言说，公开论辩，在红楼形成了两个师生互动和研讨的公共空间，一是文科教员休息室，二是图书馆主任室。[5]文科教员中皖籍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蔡晓舟此时在图书馆任职，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北大师生的互动提供了公共的交往空间。皖籍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公共空间中的自由辩驳，利用课余闲暇与学生相互探讨，彼此激励，建构了自治化的公众聚合场所，营造了以对话为载体的公共性交往网络。
（二）文化社团：协同创建的公共组织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为联结纽带，聚合为《新青年》社团，《新青年》社团对北大学生的结社起到了引领示范的功效，学生社团活动在校园内蓬勃开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徐彦之以《新潮》杂志为言论阵地，发起成立了新潮社。《新潮》杂志的成功发行与皖籍文人的协助密不可分。陈独秀从经济上支持《新潮》杂志的创办，允诺由学校承担杂志的办刊经费，推荐由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代理《新潮》杂志在上海的经销；李辛白作为庶务主任，协助《新潮》杂志落实印刷、发行等事宜，最终确定由北大出版社负责杂志的印刷发行；在傅斯年和罗家伦的邀请下，胡适担任《新潮》杂志的顾问，引导学生传承《新青年》科学民主的文化精髓，创造出契合现代文体的“国语的文学”。 在皖籍教员的感召动员下，北大校园内组建了多样化的文化社团，如进德会、新闻研究会、学术演讲会、哲学研究会、成美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等，社团的成员不仅有各院系的青年学子，还有引领北大学风的皖籍教师。[6]1919年3月，北大学生发起组织了平民讲演团，李辛白、陈独秀、高一涵加入了社团，并亲自赴往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夜校进行思想动员，宣传反封建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在场者的身份竭力支援并积极参与了社团的公共性文化活动，他们依凭学校中的文化资源和交流网络实践了公共领域的组织化，建构了公共领域的有形空间。
（三）《新青年》杂志：报刊传播的公共网络
公共领域无形的想象文化空间附载于报纸杂志的传播策略中，皖籍知识分子编撰的《新青年》开拓了公共领域的传播空间。《新青年》在传播模式上，建立了有效的民间网络发行机制。《新青年》杂志的报刊实体位于北京，发行总部定于上海的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陈独秀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代派处、发行所，截至第7卷1号，《新青年》杂志在全国各埠的发行所有76个，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大中城市，不仅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湖北、湖南、山东、安徽等地广泛传播，在相对闭塞的四川、山西、甘肃等区域也获得良好的传播态势。《新青年》的发行机制体现了独特的市场营销策略，依托代理商和经销商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促进了资源的整合和信息的传播。
在传播语言的抉择中，《新青年》废弃了贵族化的文言书写范式，运用了平民化的白话语言文体，白话文体契合了民众的审美文化水平，使文学建构主体和审美接受主体在同频共振中完成了文化的对接，将文学从闭塞的式样引向开放的状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1]94皖籍知识分子开辟了白话文学启蒙的路径，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报道社会议题，在工具论视域中推动了文化公共领域的延展。
三、内在机制：民主式的伦理秩序
在公共领域中，公众自发聚集，公开讨论，自由辩驳，在对话语境中建构了开放型的交往网络。公共领域在内部的运行机制上需遵循群体空间的伦理秩序，“合群”心理是公共领域建构的合法性基础，公众在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中预设了人格的平等与组织的民主。
（一）文化组织建构：合群的心理诉求
“公共领域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1]32，群体内部的整合团结、相互扶助是公共领域建构的本源性基础，合群思想是公共性组织的价值源泉，提供了公共性交往的心理纽带。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上预设了“合群”的文化理念，言说出“合群”的心理期待。针对一战期间关涉到国家存亡的对德外交问题，陈独秀倡导“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7]11，他希冀中国加入协约国，期望借助国家的联盟更新民族的凝滞状态，并展望了国人相互提携、摒弃私愤的协作场景，“南北军人将以患难相倚，泯其畛域”[7]12。高一涵借鉴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将互助视为社会进化的根源，“社会是由人类协进的本能造成的，是群众意志合力造成的，因此，互助是社会成立的重大要素。”[8]光升褒扬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独维系团结而不散”的优质精神资源，将“协和万邦”奉为引以为豪的民族资本。在皖籍知识分子的视域中，人类应创建互助的组织，发扬互助的理念，联络文化同盟，推进民族的现代化转型。
皖籍知识分子参与组建的社团及报刊正是在“合群互助”意识的驱动下，将分散的个体聚合为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团体，《新青年》群体是在地缘学缘的趋同背景下得以组织创建，安徽籍和革命性成为《新青年》团体整合的身份归因。《新青年》杂志预设了与青年共同商榷探讨治国之道的文化理想，言语中渗透了“合群”观念，体现出对群体力量的重视。新潮社以相互激励相互支持的精神呼应了皖籍文人对文学革命的倡导，凭借着“共同前进”的意志发挥了社团的群力效应。[9]胡适与郑阳和等人发起成美学会，号召教职员工募集资金，从经济上资助贫困学子，刘文典、王星拱积极参与，师生共同体的意识得以强化。陈独秀、高一涵、李辛白、王星拱参与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积极开展城乡演说，侧重于联络底层民众，集合劳工力量扭转民族的颓败之气。民初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彰显出皖籍知识分子“合群”的心理诉求，“合群”思想促进了文化共同体内部稳定有效的沟通，确保了成员身份的平等性和组织体制的民主性。
（二）文化空间拓展：自由的交往场域
公共领域的建构依托于开放型文化空间的拓展，在皖籍知识分子的聚合中，传统的地缘意识、同乡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一校一刊的结合，初期依凭乡谊建构的文化空间得以迅速拓展，北大校园、《新青年》杂志及胡适的私人寓所反映出公共领域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和生活领域中的渗透。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广泛延揽名彦硕儒，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引介下，胡适、高一涵、刘叔雅、光升等皖籍学者被聘为北大教师，他们在校园中积极传播自由民主的精神理念。陈独秀大刀阔斧地整顿文科，摈弃灌输式的教育理念。启发学生的研究意识，增设自由选课制度，鼓励学术团体的创立和文化刊物的出版，营造了开放活泼的校园氛围。胡适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摆脱了传统经典注疏的理路，借助考证的治学路径系统梳理了古代哲学流派的演变，开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范式，震撼了北大学生的思维惯习。刘文典翻译了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美国人之自由精神》，提倡用进化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推崇科学的态度和自由的精神。学生深受科学民主理念的影响，积极宣扬文学革命精神，师生在校园空间中相互砥砺，彼此启发，建立了依自由民主逻辑而运转的文化体系。北京大学以“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支持了陈独秀与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维护了主体间的自由对话，捍卫了文化的自治权，排斥了外部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威的干涉，在民初强权林立的语境中构建了相对自主的公共文化空间。
皖籍知识分子在革新北大陈腐风气的同时，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为公共讨论确定题域，规约话语形态，在传媒范畴内形塑了自由的言论空间。公共领域的生成需要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公共议题，二是公共媒介。”[10]《新青年》杂志作为公共媒介，设置了众多的公共性议题，如孔教、家族制度、青年问题、妇女解放等，鼓励民众对公共性文化议题进行探析研讨，号召公众自主阐述，公开刊登读者意见，报导民众舆论诉求，依凭自由稳定的意见表达平台强化了议题的公共性。“文学公共领域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并就重大的社会文化议题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11]《新青年》在栏目设置上，策划了互动式栏目，开设了“通信栏”、“读者论坛”等交流园地，刊载读者信件，解析公众疑难，沟通联络了社会的有识阶层。《新青年》的互动栏目架起读者与编辑联络的桥梁，加强了阅读公众与报刊编辑的互动，为读者提供了自由言谈的公共空间。 随着皖籍文人在北大学术界地位的巩固，他们参与创建的公共空间不是局限于校园、社团、报刊，甚至扩展到私人寓所。在皖籍文人中，胡适性格温文儒雅，平易可亲，待人真挚诚恳，以非凡的人格魅力赢得时人的高度认可。在北平，胡适的住宅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从胡适的书信可管窥一斑。胡适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提到“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内到，且俟他来一谈再定何时归里”[12]97。在《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的信中，开头写道：“别后我们就睡觉了。”[12]212说明三人昨晚聚集在胡适家，高一涵与胡适曾于1918年同住北京南池子缎库胡同，皖籍同乡汪原放、陶行知到北京后基本居住在胡适家中，胡适的私寓成为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场所。每到周六，胡适家中高朋满座，各派思想文人纷至沓来，汇聚于此，彼此交流，以对话讨论的形式讥议时政，臧否人物，积聚共识，构筑了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公共活动空间。
（三）公共舆论书写：普泛的民众意志
舆论是社会集合意识的外化，是公众交融凝聚的民意，公共舆论则是群体中主导型的自发社会意见。哈贝马斯指出“说到底公共领域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1]2民初变幻的国情乱局激发了民众对传统政治伦理的反思和现代性价值信仰的期待，皖籍知识分子抨击封建伦理道德，鞭挞专制思想意识，在颠覆旧秩序的同时重塑了文化体系，他们普及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取向，在文化启蒙的视阈中阐发了公众的舆论诉求。
针对甚嚣尘上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民族进化的利刃，以自由平等的质素为思维驱动，将科学民主作为建构价值体系和生存秩序的有效武器，置换堕落退化的民族奴性，救赎衰颓委顿的国民精神，彰显出与儒家传统伦理彻底决裂的革命态势。胡适以智性思维反对儒家的精神霸权，他将白话作为宣扬文学理念的适宜媒介和传播渠道，希冀通过语言的变革剥夺传统士大夫的话语霸权，拆掉民众与文学的藩篱，实现语言表达上的民主自由，话语建构中蕴含着对传统文学秩序的颠覆和等级意识的摒弃。基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理论，高一涵抨击了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至上言论，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他在民族共同体场域中言说了国家施政的准则，强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谋求人民的幸福。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科学民主、国家体制的言说涵盖了道德、语言、政治等诸多文化领域，涉及了民众广泛关注的公共性话题，碰触了公众亟待解决的社会症结，以文化言说的形式在公共舆论领域诉说了公众的欲求。
四、历史影响：现代化的精神风标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广泛联络了社会各阶层，积极履行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坚守着民族救亡的时代精神，以公共关怀意识参与共和体制的建构。民初公共空间中的主题建构、话语形态和活动表征彰显出皖籍知识分子民族振兴的宏图远志。《新青年》杂志在舆论空间倡导爱国主义，号召国民凝聚力量，辑内御外；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同人的教导下，关心时政，自觉地投入到民族建设伟业；平民讲演团成员定期在乡村、工场进行演说，启迪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工读互助团秉持互助的宗旨，以改造社会为旨趣。民初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主线，涵盖了民族重塑的价值共识，契合了公共领域的文化内涵。“公共领域，关键要看，讨论中的私人是否就其主体性的经验达成共识。”[1]59民族救亡和国家强盛是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公共领域的原动力，也是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意识。“一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陈规所构成的。”[13]公共领域中的民族意识为空间成员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价值依托和文化归属，有助于成员明确自我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责任。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以社会先锋的角色参与建构了文化公共领域，他们利用公共领域合群互助、平等交流、舆论传达的功能，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自觉参与国家体制建设，有效制衡了国家权力的运作，推动了自由社会的建构。民初，袁世凯和张勋妄图复辟帝制，康有为倡导将孔教列为国教，社会弥漫着尊孔读经的复古心态，皖籍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杂志中抨击孔教，从学术自由的角度颠覆孔子的意识形态权威，在进化论视域中否定孔子之道，驳斥了儒家的尊卑观念和礼教制度，消解了儒家的正统地位，摧毁了袁氏的复辟阴谋。《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后，北大学生争相阅览，热烈讨论，深受启发；《新潮》社成员批判北洋军阀的统治和紊乱的社会秩序，关注俄国、朝鲜的社会运动，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后，《新潮社》的核心成员发起了五四运动，引发了全国的抗议行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民初文化青年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干预现实，参与社会活动，最终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决策。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的公共领域有效制约了政府权力的泛滥，弱化了国家机关的强制约束力，构成了自由社会建构的体制保障和文化导向。
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的公共领域呈现出自由、开放、民主的精神表征，《新青年》杂志标榜出“与青年共同商榷”的平等态度，北大青年在公共空间中自由辩论、彼此切磋，文化精英在胡适性格魅力的感召下，聚集于其住所，交流感悟，畅谈理想，建构了开放型的对话空间。皖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建立了象征化的现代世界，寓言式地书写了文明体制所依傍的人文理念。民主、自由、和谐是现代化国家的精神标识，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参与创建的公共领域蕴涵着现代文明的核心质素，契合了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维度，为现代化体制建设提供了精神指引。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在地缘、学缘、革命意气的牵引下聚合为自律性的文化团体，他们依托于公共性的交往媒介，建构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在校园中组建了互动的文化社区，协助学生创建社团，参与社团的文化活动，利用大众媒介阐发公共舆论，为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提供组织保障。他们书写了普泛化的民族情怀，促进了国民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觉醒，其在公共领域所构筑的合群互助、开放民主的价值取向昭示了自由社会的运作模式，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树立了精神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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