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言人人殊且扑朔迷离，但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发展过程中价值叙事其实潜藏着细微的变迁，梳理这一隐秘的思想变迁，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的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要重视叙事与价值的关联，同时也不可忽视整体性叙事维度。将价值共识与话语权的创新路径融入现实世界与共同体生活，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价值诉求转向带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宏大叙事;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031-04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09AZZ001）;2013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后现代文化思潮下的价值共识困境与德育叙事研究”（JA13328S）。作者简介：林芳（1979-），女，福建古田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福建江夏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西方内部萌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后现代主义深入反思与深刻批判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着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从绝对性向相对性思维转变，无疑是深刻的。
这一转变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理解与批判关怀，但另一方面伴随着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倡导多元主义而来的相对性思维的弥散，也带来诸多负面问题，影响人们对价值问题的认识与推进，若任由这一思维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最终必将滑向主观主义的唯我论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泥潭。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经历了从解构性到建设性的转变，开始寻求如何在价值认同方面既注重清晰的语言逻辑分析，同时又不至于推翻一切“元叙事”“宏大叙事”等终极价值，从而为人们重返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提供勇气与信心。本文拟以这一转向为基点，通过对后现代文化思潮价值叙事变迁的梳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叙事策略与价值共识的内在关联，尝试从这一变迁中清理出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和致思方式，从而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 一 、反宏大叙事：后现代思潮的 “碎片化”路径与解构策略 “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用于指称先锋前卫的艺术流派与艺术画作。
在《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后现代”一词首先用于描绘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崩溃，这一词语后来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来作为西方1875年之后所进入的动荡且剧变的转型时期社会特征的概括。20世纪50年代前后，正式出现了“后现代”这一概念，受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后现代话语在各个学术领域迅速扩散，虽然“后现代”的具体内涵至今言人人殊，但从时间维度上看，作为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崩溃之后的社会，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及人类实践的断裂，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基本出发点。 反宏大叙事源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现代社会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为合法性依据的质疑。依据西方现代主义，现代知识有基础主义和宏大叙事两大支柱，有合法化的目标和同质化的两种趋向。
[1]基础主义以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绝对“实体”作为知识的基础，以为知识寻找确定不移的基础为根本信念，而宏大叙事在基础主义的思维定势下只关注外在于人的客观因素与力量，忽略平凡人物和具体个体的经验生活。这一价值取向蕴藏着简单化和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绝对否定论和知识等级制，为此，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提出了“解构”“非中心化”“反基础主义”与“反宏大叙事”，企图对整体化和秩序化的思想范式进行拆解，建立起去威权和去中心的新的哲学话语。后现代主义将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基础主义”与“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是现代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根源。“宏大叙事”自然成为直接拒斥与绝对怀疑的重要对象，利奥塔曾将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三大标志直接归结为“科学知识的宏大叙事”“思辨理性的宏大叙事”以及“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
在人类的教育经验中，叙事阐释很早就已经出现，以叙事的方式进行价值的建构与道德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叙事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中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结构主义认为，文化是各种表现系统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系统是语言，尤其是结构―符号研究方法在人文科学方面的运用，结构―符号学分析力图发现在叙事中人所不自觉服从的潜在规律。然而，语言学的转向，不仅质疑现代性的合法性，而且把逼视的眼光射向整个西方的历史。在拷问西方历史性的方面，后现代思想家充分利用了尼采、海德格尔所提供的虚无主义思想养料，踏上了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征程。
既然人类历史都是文本所阐释的历史，而日常语言又具有主观性、偶在性和多义性，那么历史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就无法还原与考量，在卸下了人类历史以及“整体价值”完美但虚饰的妆容之后，历史成为主观性的建构，而非一种连续、客观与必然，无名的个人获得了“解救”，感性与偶然也获得了绝对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思想成果，作为对一元论认识与思维方式的反叛，反宏大叙事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解构策略与重要路径。“反宏大叙事”作为后现代主义对所有总体化、本质化理论的反击与解构工具，消解了启蒙思想中进步的神话，抛弃了曾经作为科学和文化之根基的理性。德国批评家施勒格勒率先以“断念”“碎片”来呈现思想，开启了“现代性碎片”的先河。
然而，反宏大叙事这一解构策略使人们常常将多视角、多元化看问题的“碎片化”思维方式视为批判之根本宗旨所在。对共同价值诉求方面的拒斥，使人类价值大厦坍塌的同时，收获的却是大量仅具有自足意义的碎片，“怎样都行”成为现实世界根本价值准则，至此，人们沉浸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大大消解了人类在价值诉求方面的认同感、共识度和凝聚力，也使后现代文化思潮面临前所未有的价值困境。
二、 重返整体：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价值困境与自我反思 在西方，新的“戈多”无法降临的“价值空场”，“后现代人”注定徘徊在“神话”与“虚无”并存的图景里，无助、疲惫而且陷入深深的焦虑。吉尔斯・德勒兹的合作者菲里克斯・伽塔里就将“后现代”直言为一种“绝境”，并对破产的现代观念和无处安放的价值与共识深感担忧。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反思并整饬价值形而上学的裂变，力图重返终极价值的积极建构之路。 第一，共生之环境。
以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虽然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但与否定性和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不同，他们的论域没有集中于结构，而是重返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后现代科学》一书中，格里芬指出，“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2]为此，他们整合了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与只强调外部联系的现代机械世界观不同，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有机体，对内在联系的强调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向。
与流行的康德主义传统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只是关注人类领域，而且克服了人类世界与自然领域的二元分立，将人类社会视为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的整体，他们提倡全球伦理，认为人与他人、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统一体，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对立是完全错误也是有害的，应该予以摒弃。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全新的创造性的思维，这一整体观既不是简单的还原论，也不是对立的二元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共生关系才能使世界成为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 第二，启迪之教化。当代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查理德・罗蒂在批评了西方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过分的技术化倾向之后，提倡一种与传统体系化哲学不同的“启迪”哲学。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罗蒂指出，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建立在对“知识”信任的基础之上，应该打破人类对“心灵”和“知识”的迷信，这一迷信来源于“知识”被当作某种不可动摇的“基础”。罗蒂对以知识论为核心的传统西方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知识不需要基础，知识来源于人与人的话语实践，而非来自人与非人的自然的“对峙”。为此，启迪哲学并不追求恒定不变的原则和规范，而是在新的解释学和实践中，在语言和交流中，重塑生命的意识和增进共识。与德里达不同，罗蒂并不否认终极价值和人类共识的探寻，而是认为启迪的结果，也就是教化的过程与结果。
教化就是人在与他者及异己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扬弃自身的个别性，在共生的视界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教化成为人们“共通感的培养和陶冶”，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不是自足的也并非只服从自身的参照，人类的语言是深受生活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深刻影响。罗蒂认为，这里的“启迪”和“教化”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体系哲学，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具体的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之上，而舍弃了原来“超验”和“绝对”的准则与标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通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实践，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启迪”与“教化”，达成共识，走向“共识”与“协同”。 第三，意义之重塑。
意义是价值的基础，失却了这一基础，就丧失了凝聚人们朝着共同目标共同努力奋斗的重要力量与实现可能，从而难以发挥蕴藏在人类共同体中的巨大潜力与能量。德里达的学生、法国哲学家南希从挑战虚无主义开始，通过对尼采、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所引发的“虚无主义”的批判，以“共在本体论”开始了颠覆“虚无主义”这一传统的努力。南希认为，人是作为“共同体”而存在（being-in-and-as-common）。他首先肯定个体的意义，而且个体存在的意义在于个体向它之外的外在世界敞开，世界是“共在”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共同体”不是威胁和抹杀“个体”的“实体”，因为个体是“共同体”的重要构成，南希认为，它的独特规定在于“共同”而非“体（实体）”，这样一来，“共同体”不是一种封闭的非人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和谐的共处的状态。在非实体化的共同体中，这种个体与他者的“共在”就是个体共同存在的意义世界，“世界在本质上有权力将自己还原为虚无，正如它同样有权力无限地成就自己的意义，而只要在技艺的实践之外，就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意义”，在南希看来，“意义”也就是指向世界的实践，不是“我们”创造“意义”，也不是“我们”发现“意义”，而是“我们就是意义”。美国学者哈尔・福斯特直言，后现代主义只是用狭隘的或康复性的术语来型构一种新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只能作为一种断裂的后现代主义，而不能作为一种“重新调整”（restructuration）的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格里芬、罗蒂和南希等后现代思想家，在穿行于后现代“虚无主义”荒漠的同时，其实是在“后形而上学”地平线上，为重返人类共同体与价值共识进行着拓荒式的重要而艰难的探索。
三、叙事与形塑：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价值教育与实效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后现代”成为这些后发国家虽非内生但却切实可感的现实话语。在经历现代化的西方人开始转而重新反思自身批判策略并重返终极价值追求的前车之鉴下，中国既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又要避免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价值共识中的叙事建构能力与实现路径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这一建构路径关乎是重返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下无主体的抽象思辨和价值空场的老路，还是迈向尊重现实的人的前提下使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获得真实弘扬的新途。 1共生视界：核心价值叙事阐释的基本前提。
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者预设一个文本，诸如历史、文化或制度，并赋予一个确定的标准答案，或是仅提供唯一一个认同的视界。反宏大叙事是后现代思想家的重要解构策略，然而，这一解构策略将多视角、多元化看问题的“碎片化”思维方式视为批判之根本，这直接遮蔽了人类生存世界价值与意义整体的追问向度，如前所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强调唯有通过整体性反思才能实现对自身理论的价值转向与价值反拨。在多元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重视叙事与价值的关联并重构整体性叙事维度，既与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人的生命力与创造性的推崇相吻合，也是价值教育融入现实生活世界获得有效认同、深化理解并作出价值选择的有效路径。 克服后现代文化思潮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并回归个人生活与价值共识的根本路径是如何在共生的视界下重新协调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
这一紧张源于现代人性的自我膨胀和世界的祛魅，虽然后现代主义在共生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主体间性思想，主体间性思想是西方经历了现代性社会中主体性膨胀而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关系全面紧张，而展开批判与反思的结果。主体间性思想不再把人与世界看作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世界看作另一个主体，并从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来考察存在。但这一关系视域的展开并不意味着主体的独大和整体的消解。也就是说，主体间性其实突出了主体间关系的内在性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主体间的理解必然包含着为他人所理解和理解他人多重方面，如果仅仅注重为他人所理解这一主体凸显的方面，则主体依然是一种为他的存在，表现为主体面向他人的适从，而反思、批判、选择等主体性品格则将落空或不能真实存在。
因此，个体始终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的概念，而是关联域的产物，“一个人作为道德行为者，不是仅仅通过个体的话语，而是通过叙事存在于社会环境中。”[3]个体作为一个生命体，既要打破自我封闭的视界，也要警惕个体的独大，不仅应从主体间性的抽象关联维度，更要从生活经验、历史文化、自然与社会的具体关联维度出发，才能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协调“所是”与“应当”，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尺度。 2文化传统：核心价值叙事阐释的重要基石。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解构了传统连续发展的历史观念，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所谓的‘集体意识’最终分析下来，不过就是普遍法则的特点的时空模态，在个体思想和行为层面上的表现，正是这些法则构成了心灵的无意识活动。
”然而，仅仅以普遍法则来展望人类的将来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不够的，这种基础主义不仅不能展望未来，往往吞噬了未来，将来是生成的、开放的。虽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叙事观念，但并未提供新的叙事模式与实效路径，如罗蒂认为，解释学是一种表达希望的文化，应该填充传统认识论坍塌后的空间，与传统“体系哲学”相对的“教化哲学”，既无传统、基础、真理的约束，也无实在、理性、自然的对立，但教化哲学的目的在于“保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真理”，它始终保持着相对主义的态度，因为罗蒂认为，传统“体系哲学”中的观点和立场会带来谈话的终止和冻结。然而，这一没有观点也没有立场的谈话以及以这一谈话为特征的叙事阐释注定是非人化且不着边际的交流。 文化传统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一直承担着价值规范的重要功能，是价值的重要依据和准则，虽然一些文化传统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显露出不合时宜的一面，但也正是由于经过岁月的淘洗，文化传统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而推陈出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提出，“人类的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的行动的发生不仅在预示将来，而且也是根据了过去。”这一在认同相对、肯定主观的基础上重塑历史文化传统总体倾向的努力，既提醒人们历史文化传统的反思性功能，也揭示了价值维度深嵌于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事实，历史文化传统使人类的眼光超越事件与过程，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间进行批判性与决定性的价值选择。布尔迪厄认为，历史反思是生产出社会领域有效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历史的批判，即反思性的主要武器，才能够将思想从加诸于它的重负之下解放出来。”反思性是人类叙事阐释的根本目的，将来不再是被过去预设与定型的固定图景，而是蕴含人们的希望与期待并和人类活动共筑的时间性的发展。
美国学者阿兰・盖尔认为，当今时代比捍卫叙事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能够涌现替人们找回未来的建构新叙事的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共识的生成是主体对价值的不断接近与历史体验，在这一蕴含时空向度的叙事阐释中，价值词语必然负载着传统与文化。价值教育作为渗透文化和传统的交织物而存在，既不是无个性特征、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也不是无主体的独白。文化传统维系过去、规范现在并面向未来，建立在这一基石上的价值叙事，才能深入价值的联系与内在的张力，获得主体行为选择的根本依据与重要支持。
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传统就是文化的传承、批判与更新，它是人类“发现、反映和传递生活的深层意义时的累积性成果”，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价值的形成、转化与创新使人类成为智慧的真实主体。 3历史呈现：核心价值叙事阐释的根本方法。在后现代思潮语境下，达成价值认同与共识的另一障碍是大量运用民族国家、社会阶级等抽象词语，却并未赋予这些抽象词语相应的意义。由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社会思想与价值共识的达成必然是动态的、生成的。
叙事阐释让受教育者在认知的同时更要生成生动的现实图景，这是能否达成有效共识的关键所在，由此，历史呈现就成为核心价值阐释的应有之义和关键环节。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作为一种叙事，是主观性的自我言说和建构。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认为，“历史话语是一种伪造的施行话语，表面假定的（描述）事实上仅仅是以言语行动指称权威行为。” [4]这一论断充满对传统历史学的质疑与敌意，但也激起思想界整体对历史与叙事关联的深入思考，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将历史视为叙事的重要形式，他认为，“时间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时间，仅仅是就其描绘了时间经验的特征而言;同样，叙事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就其描绘了时间经验的特征而言。
”承认叙事的意义并不意味历史是主观的虚构，因为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是一种真实的过去。历史与文学虚构叙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论证，而后者是从叙述开始。那为何历史要以叙事的方式来呈现呢？利科认为，叙事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基本方式，正是将人类生活编织成一个整体图景，个人才得以认识和理解自己的身份和存在。历史与叙事存在深度的关联，在历史叙事中，思想目的与道德维度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功能所在，历史叙事不是简单的重复过去，也并非记忆的空间，让人怀念过去，沉迷于过往之中，历史的叙事呈现应当是对问题的历史分析，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当下的思考以及未来的预期“携手并行”。
利科提出了历史叙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构阶段，以个体对世界和人类活动具备一个基本理解为基础。第二阶段为构造阶段，将要素或事件编织成一个可理解与可识辨的形式。第三阶段为重构阶段，通过历史与叙事的“相互交织”， 将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相联系，“正是由于叙事的技术让我们学会应该把人物与个体区别开来，历史话语才能够在综合的层面上实现这种转化。” 没有历史，认同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失却历史，一个社会无力进行根本的规划。
正如法国学者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对自己未来负责的行动者，我们首先要有历史的义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整体主义，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对两者的整合与超越。[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认同、思想共识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旨归下求同存异，辩证统一。历史呈现与叙事阐释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与视角，它既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价值发展的背景下，对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尊重，又是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兼收并蓄与健康引领。
结语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西方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结果，但正如哈尔・福吉斯所揭示的，“我们在（后）现代主义中看到的不是一种主要模式的规则，而是很多‘次要的’形式的冲突”，在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和范式影响下，有必要“按照更严格的文本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结合具体的问题――来使它阶段化”，同时在“批判的限制之外进行思考”。[6]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叙事阐释，应当在理性反思并积极融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合理性因素的基础上，既消解旧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又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会通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实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有机统一的话语形态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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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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