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体和中心，因对时代生活的记录和艺术的广阔包容性而具有巨大文学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创作成就是体现地方文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是衡量文学湘军是否走向复兴的重要评价指标。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曾以小说创作饮誉中国文坛，形成现实主义为主体、现代主义为先导的小说创作传统，但随后便进入长时期的沉寂状态，除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成为湖南文学品牌之外，很少产生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经典作品。2014年，这个潜伏地下多年的文学传统似乎得以接续，湖南小说创作活力涌动，出现大面积萌发和爆发性跃进的现象。长株潭两型区和地州市齐头并进，老中青作家创作互相映照，长中短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竞相生长、彼此激励的小说创作新格局。这是一个省份文学开始走向繁荣兴盛的显在征兆。
中年作家展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万宁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波士顿的邂逅》，写两位偶遇老人的黄昏恋，在异国相爱，在故乡分手，波士顿成为爱情居留之地和精神远方。小说反映了当今社会老人情感缺失等社会问题，在更深层则探究人的内在情感空间和外部真实时空之间的关系。薛媛媛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无根芭蕉》，讲述傣族村寨旅馆主人岩香仲到处寻找一种无根芭蕉的药引，想为客人治好绝症，最后却在女儿和客人的猜忌中受挫，揭示少数民族固有的纯朴人情正遭遇现代文明侵蚀，透出深长的悲哀。龚爱民在《民族文学》发表《我的前世的亲人》，讲述一位留守红军战士为照料两个红军遗孤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苦难，演绎了一部既是寻找又是坚守的革命老区精神传奇。小说通过叙写个体在革命大潮中的飘摇命运，昭示崇高的信仰是如何超越生存的苦难。阿满也在《民族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姐们，一起参加老兵会》，展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女兵生活及其复员后的不同遭迹，浓缩式地反映一代女兵的命运，她们身上带有特殊时代的信息和生活密码，引人探究。小说充满生命关怀和对社会人生价值的思索。余红的《清除淤泥》讲述一名青年发达后去寻找初恋女友，却发现昔日天使已变得又老又丑，于是落荒而逃。小说表面上宣传人要遵守道德法则，背后却指向人的永恒困境，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弥补的裂隙。楚荷在《红岩》发表《落地为兄弟》，写一个刚直的国企工人伍子被厂长收买的故事，执著表达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主人翁失落之后的精神创痛，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沉重而有力。匡瓢在《大家》发表中篇小说《鸳鸯水》，写老长沙小巷里少年刘神的成长史，把地方神秘文化和少年成长的性经验融合在一起，营构纯正的长沙市井生活氛围，洋溢着活跃的民间生命气息。曾晨辉在《西部》发表短篇小说《百日功》，写做侠客梦的梅山青年练百日功练成了，却闹出人命进了牢房，让人啼笑皆非，其小说内部充盈梅山文化的勇武之气和丰沛文气。曾海民在《湖南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傻瓜》，讲述一个温情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傻瓜，却把正常人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活得单纯而自足，小说在细水流长的日常生活叙述中托起一个爱与善的童话。
此外，小小说创作异军突出，成为湖南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聂鑫森、徐秋良、戴希、伍中正、刘绍英、胡平、龙会吟、何一飞、葛取兵、刘向阳、陈子赤、王琼华、白旭初、夏一刀、欧湘林等形成小小说作家群，阵容强大， 2014年发表了大量作品，精要呈现地域文化，敏锐反映生活切面。聂鑫森的《都市众生》小小说系列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其中《时间存折》写一个青年到退休老教授家做义工的故事，在服务他人的同时自已也得到了成长。“时间存折”的意象富有意味，表征甘愿付出的美德与淡泊名义的修为，弘扬的仍是中国传统文人宁静致远的思想境界。戴希的《一串佛珠》获“德孝廉”小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一等奖，写一串珍贵佛珠赠送与索还的故事，提出一个友谊与金钱孰轻孰重的古老问题，呈现人心的复杂性与微妙性，可贵的是受赠者“我”最后仍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小说以一件道具来巧妙地设置人物关系，展开故事情节，质地单纯而意味深长。伍中正的《百孝书》叙述两个同写“百体字”的书法家的从艺之道。一位停留于技艺操练层面，一位人生与艺术不可分离，两者品质高下立判，昭示立艺先立德的道理。叙述精辟，比照结构富有张力，以细节描写凸现人物性格。龙会吟的《麦笛》写一个农妇宽容乡村孩子拔麦苗做麦笛的故事，在遽变时代为农业文明与自然人性唱一曲挽歌。在小说中，传统农事在现代社会已只具象征意义，与自然的声音成为一体之物，以小格局写出了大主题。何一飞《手术刀》写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因拒绝创收而被辞退的故事，喻示在当下物质社会坚守良知的艰难。小说把一个沉重的话题叙述得平静而舒缓，最后图穷匕见，把所有精神重量都落到那把黑暗中闪亮的手术刀上，令人惊觉和警醒。
总之，2014年湖南小说创作出现可喜局面，知名作家继续高歌前进，新兴作家成批涌现，产生数量可观的小说精品。文学生长的力量可触可感，如同地心的热力和热气正扑面而来。当然，在取得成绩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积存已久的创作症候。如市场化写作的盛行、精神资源的匮乏、价值取向的模糊、文体艺术的粗糙等。一部分作家热衷于叙述官场、商场和情场的幕后故事，揭示底层人物如何取得世俗成功的秘诀，以可读性和隐秘性吸引读者，赢得图书市场。这是在社会转型期湖南“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上的媚俗化体现。一部分作家不是为精神而写作，而是为生存而写作，缺少写作的耐心和精益求精的艺术打磨，对生活材料有堆砌无提炼，叙述上有拉长拖沓的写作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湖南小说创作的整体品格，并影响另一部分作家的纯文学创作。因此，有必要重提经典化和纯文学创作，弘扬世界文学标准、中华美学标准与史诗文学标准，推动从畅销书向常销书的转型与升级，倡导本土文学走出去和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