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诗诗坛有多位著名诗人英年早逝，甚至有新诗界最重要的学会――中国诗歌学会的两任会长雷抒雁和韩作荣，中国最重要的刊物――《人民文学》和《诗刊》各自的负责人韩作荣和李小雨，还有著名的诗评家陈超去世，都没有像汪国真这样引起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极度关注。新浪、网易、凤凰网多家门户网站做了专题讨论。如凤凰网的“凤凰文化”在汪国真去世的当天就推出了“专题头条”：“1956-
如果从诗、人和社会的现代性角度来探讨汪国真诗歌，不难发现尽管他是大陆诗人中诗集销量最多的诗人，他的诗的价值并不与诗集的销量成正比。“‘modern（现代）’这个术语源于一个拉丁词，意思是‘在这个时代’。这一英语词汇迅速地演变出两种用法，意味着‘当代、当今’，另一用法则添加了这样的涵义――在现代时期，世界已不同于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世界。在这一词汇的现今用法中保留了这两层含义，只是当今世界与之相对立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只是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两个阶段了。在社会科学中，而且某种程度上在它的通常用法中，已演绎出关于现代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一种更为精致的对立。很多的时代可能也会觉得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但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独特性远非一般的差异可比；我们正在发展着历史中的崭新事物。”{3}
身为大学教师，我一向坚持既传统又现代，但要适度偏向现代的原则，如在新诗研究中，我支持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在文化上起作用，反对在“诗歌”，尤其是“诗体”上起作用，所以我提出新诗要建立“准定型诗体”。教育的现代性与新诗的现代性也有些异曲同工，都不是一种极端的，尤其是富有后现代特质的现代性，都会兼顾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甚至重视传统和规则，不极端强调自由与主体。“如果要以一种更为清晰的方式来谈论现代性，那么，现在所收集的那些通常说法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社会学对我们处境的一些典型描述，我们熟知那些用于描述现代间距的负面效应的语汇：异化、祛魅、破碎及病态等。在这个发端于马克斯・韦伯的传统中，可以找到那些有助于我们更为严谨地阐明所有这一切与现代自由和个性的关联方式的概念。这将我们关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研讨更具针对性。例如，可以考虑一下彼得・贝格尔对现代时代的描绘‘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纯粹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5}“在韦伯的眼中，现代性就是对古往今来的自我和社会的一种明白确认，现代同一性并非仅仅是历史性构造系列中的又一个例；它是对那些构造之既有根基的一种去蔽。不管是福还是祸，我们终于赢得了自我――意识――这是一个常见的现代主题。”{6}“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7}“自由是一种精神，而精神是不能被驯服而且拒绝为他物所驱使的；它曾经使艺术始终朝着生命之亘古荒原的边界进发，并作为探索生命的激情和行动的拓荒者而生存下来。由于它功名显赫，因此，我们把一位艺术家而不是其他人的工作称之为创造。”{8}汪国真的诗对培养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没有多大用处，对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智能”和“诗歌技术”更无帮助，这是我当时“抵制”“汪诗”的主要原因。我1990年7月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毕业，当时也在疯狂地写与“汪诗”迥异的“现代诗”，并无“诗人相轻”的原因。
作为诗人或新诗大学老师，我“抵制”“汪诗”。但是作为新诗研究者，我却敢于出来为汪国真和席慕蓉的诗辩护，认为中学生确实有必要读“汪诗”，重视社会传统甚至做人规范的“名言警句”甚至“心灵鸡汤”确实有助于处在叛逆期的少男少女的“健康”成长。我也反对中学教育的极端化，观念上的、思想上的和艺术上的极端观点都可能“误人子弟”。中学生的独创性、自我意识及个性在心理叛逆期都非常强，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主体性及自主意识，会让他们变得大而空，甚至变得非常狂妄。
今天，我已接近天命的年纪，尽管仍然强调“洋为中用”，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但已经不主张“全盘西化”，才越来越意识到“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中的“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重要性，有点类似中国古人所推崇的“温柔敦厚”的生存方式。尤其是近年在大学生中推广“诗歌疗法”之后，才更认识到汪国真的诗的“心灵鸡汤”般的“诗疗价值”。我在每一次“诗歌疗法”讲座后都要让听众全体起立“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相信未来，珍惜生命”的朗诵声中结束讲座。集体朗诵汪国真的《热爱生命》也可以取得相似的“诗疗”效果。但是必须指出，汪国真的诗过分重视人的高级情感，尤其是伦理道理情感，用来做“诗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他的诗更多是中国传统的“诗教”，不是西方现代的“诗疗”。“诗疗”要有效果，既要推崇人的高级情感，也要承受认人的低级情感。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意识到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既要建设现代主义诗歌，也要建设后现代主义诗歌。汪国真的诗在“现代性”上是缺乏的，尤其缺乏“颓废”对人的健康和“解构”对社会的健康的正面意义的正确认知。
近日我狂读了上百篇因为汪国真去世涌现的文章，特别是“倒汪”和“挺汪”的文章，发现与其说是在讨论汪国真，不如说是在讨论“新诗向何处去”，与其说是在讨论“新诗向何处去”，不如说是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归根到底，是在讨论“中国如何现代化”和“中国人如何成为现代人”等问题，实质上是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因为对新诗现代性四大任务的关注，尤其是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完美汉语诗歌”的极端重视，才出现极端的“倒汪派”和“挺汪派”。
把促进改革开放置于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之首，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既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中国诗歌 “诗教”和中国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性，更是为了突出中国新诗的先锋性及政治性的文体特征和中国新诗诗人的浪漫性及革命性的现代性。虽然“完美汉语诗歌”被放在四大任务之尾，但是并非“本末倒置”地让“现代中国人”大于“现代中国诗人”，“写好诗”和“当好诗人”仍然是四大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即要以诗人的身份，通过写出好诗来促进改革开放和优美现代汉语，来完美汉语诗歌。“第一，我们的地球家园有种种限制，怎样在此限制下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呢？第二，如何在同类中谋求一个位置，用以相互合作并且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人有两性，人类的延续依赖这两性的关系，我们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一事实？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15}当下的中国诗人也必须关注这三类问题，既仰望星空又直视大地。这三类问题集中起来即是“生存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初流行的汪国真的“心灵鸡汤”式的“哲理抒情诗”在“促进改革开放”上的作用，虽然逊色于80年代初流行的北岛的“心灵钙片”式“政治抒情诗”。“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16}由此可见，朦胧诗比汪国真的诗更火爆。但是汪国真的诗在特定时代，针对特定人群，仍然有特殊意义。 今天已经不是诗歌的轰动时代，不可能再产生叶文福、汪国真这样的“诗歌英雄”。对绝大多数诗人，尤其是普通的写诗人的来说，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第二大任务――记录现代生活才是首要的任务和直接的任务。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政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1990年代初是哲理抒情诗流行的时代，那么今天应该是生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对记录现代生活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新诗的写实传统和个人写作传统的重视。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白话诗9首。它们分别是：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刘半农的《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月夜》和《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和《月夜》。这九首诗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诗人个人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和体验个人情感，诗中有“社会”更有“我”。
“抒情诗人的任务在于始终不离个人，叙说自己和自己的私人感受，同时又使这些感受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一个抒情诗人，如果他显然没有把任何私人的激情贯注到他的抒情诗里面，他的笔下就可能枯涩呆滞。”{17}只有这样的抒情诗人才能完成记录现代生活的任务。杨克的写作态度及写作方式值得推广。他说：“1990年代以降，我的诗歌写作大略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板块，其主要部分我将它们命名为‘告知当下存在本相’的诗歌，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进而展开较为开阔的此岸叙事，让一味戏剧化地悬在所谓‘高度’中的乌托邦似的精神高蹈回到人间的真实风景中，从另一种意义上重新开始对彼岸价值的追寻。另一类是艺术上的有意‘怀旧’之作，力图在热衷于标新立异的今天，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守护几千年来诗之所以成其为诗的那些因素。……作为一个持民主自由多元观念的现代人，我不反对大众，也向往优裕生活。”{18}“现代人”杨克在广州写了《杨克的当下状态》等记录都市生活的诗。他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堪称通过“记录现代生活”来“促进改革开放”的优秀诗作，写出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真实感受。
读到杨克的这段话，我突然想到了韩作荣新浪博客上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是《候车室》：“人与人互不相识/声音与气味互不相识/色彩互不相识//嘈杂、拥挤，擦身而过/或各自孤独地聚在一起/厅堂由于高阔而空茫//这些候车的人/谁是归去，又有谁是出走？//只有椅子稳重地站立着/有腿而不远行/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过客。”
尽管诗人与诗人“互不相识”，诗人与诗评家“互不相识”，“所有的人”“都是过客”。我们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个目标就是为了中国新诗的繁荣和中国人民的幸福，每个新诗“从业人员”都要为建设“现代新诗”和“现代中国”奋斗。
注释：
{3}{5}{6}[美]库尔珀著，藏佩供译：《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23页。
{7}Denys Thompson：The Uses of Poet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3.
{8}[美]H・M・卡伦著，张超金、黄龙宝等译：《艺术与自由》，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2}{13}凤凰网文化：《悼念汪国真的精神误区：青春追忆症与群善表演》，http：//culture.ifeng.com/insight/spe cial/wangguozhen.
{17}[俄]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4-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