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过去了，可以看作是《废都》之历史回应的小说《活着之上》出版了，它证实了《废都》的预言。读过这部作品，头脑里浮现出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一段经典论断，“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①
一、追寻倒掉的象牙之塔
与19世纪法国社会不同的是，改革之初的中国并不预先存在一个如巴尔扎克所认为的“模范社会”即贵族社会，勉强可以当作“模范社会”来看待的，那就是知识界，或者说知识分子群体。从历史上看，这个群体得益于文明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沟通，使之以知识为工具，通晓世界万物、包括人本身之理，从而悟到生命之本体价值在于对物质世界的超越。因此，无论处于何种人生境况，他们总是以心灵的自由为最高追求，敢于抗拒任何的权势压迫与世俗诱惑。
在小说中，作者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曹雪芹作为历史上的“模范社会”楷模，这个托举着中国文化高峰的落魄文人，经历了从“钟鸣鼎食之家”跌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境地。友人敦诚说他“举家食粥酒常赊”，敦敏则说“卖画钱来付酒家”。命运虽残酷，但其精神依然高傲，以其全部心血浇灌一部文学作品，令今天的人们完全不可理解的是，他明知这件事是无法进行等价交换的，正如敦诚在诗中所写：“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好一个“残杯冷炙有德色”，难道这还不是活生生“君子固穷”的“模范社会”楷模吗？
由此，追寻曹雪芹构成小说首尾相连的心灵史线索：开篇，考上历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聂致远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来自美国的台湾业余《红楼梦》研究者，接着，在北京西山脚下――曹雪芹的归宿之地，再次与之邂逅。聂致远感叹这位研究者漂洋越海来寻访一个逝去作家的踪迹，从而使自己“似乎触摸到了曹雪芹生命的温热，感受到历史的雪山融解之时那似有似无的簌簌之声。像他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天才，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他的无限情怀，无限感叹，都使人对其人其事无限向往。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情”。
结尾，已经奋斗评上教授的聂致远再次上北京――为了争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四处“攻关”，经受了世俗化洗礼的他又一次来到这个神圣而破败的地方，“想一想曹雪芹当年是怎么想的吧！他没有获得现世的回报，使自己从极度的贫窘潦倒中得到解脱；也不去追求身后的名声，在时间之中刻意地隐匿了自己的身世。对一个中国文人来说，淡泊名声比淡泊富贵更难，可曹雪芹他就是这样做了。一生行迹的埋藏，是他生前做过充分思考的安排。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可曹雪芹他做出了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的牺牲，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也许，认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他，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聂致远听到，“在沉闷的风的中心，传来了一丝尖厉的、凄凉的锐响，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
曹雪芹作为小说心灵史线索表明，贫困潦倒的曹雪芹不为物欲甚至名声所累，成就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高地，无愧于“模范社会”楷模。但是，后来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抵御外寇的暴虐和内部统治者的威权，硬刀子割头不怕死，但是，当市场经济这样一把软刀子袭来时，这些流淌“模范社会”高贵血液的社会精英，都在干些什么呢？
《活着之上》把金钱对模范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了出来：在中国的大学这曾经的象牙塔里，从招生、考试与答辩、考博士学位、学位论文评优、职称评审到争取国家科研项目、学校升级等，等价交换的金钱原则全面渗透，如果不能转化为可以交换的物质利益，谁也别想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小说中那个无所不能的蒙天舒，坚守的原则是“世界的中心就在自己屁股下面”，成功的办法由社会机制――市场化原则提供，为了博士论文评优――这篇论文里强“借”了聂致远硕士论文的一部分，跑到北京打点各位评审委员，每人两千元（正规的审阅费已经由有关部门支付）――把自己集资建房借来的钱都搭上，为了荣誉吗？也是，但荣誉后面是什么呢？聂致远后来才知道，优秀博士论文作者教育部给了二十五万研究资助，学校配套二十五万，破格评为副教授，还补给一个按教授标准集资建房的名额，这个名额也值几十万。蒙天舒毫不掩饰地夸耀：“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 如果说，在金钱机制的冲击下，像聂致远、包括蒙天舒这样的“青椒”，由于社会处在处处要钱的轨道上，而这些年轻的准“模范社会”成员又处处缺钱，因此而滑向经济动物的境地，不原谅是于心不忍的，可是那些已经占据了大块资源的大腕级人物呢？聂致远的大师兄周教授，掌控着京城权威刊物的发表权，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终评委，“有一回北京一个什么学校的学生会请周一凡，开始他也不好意思问别的，结果送给他一束花、一本纪念册，他很不爽，觉得这是不尊重知识。”这回好了，麓城师大的领导要冲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聂致远牵线请来了，首先作了一个讲座，“师兄的口才果然非常了得，到底是在电视节目上历练过的。它以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上下五千年旁征博引，把孔子的义利之辩解析得入骨入髓。我听得如醉如痴，觉得如果不做个君子，那简直就不配做个人。讲完了主持人郝处长说：‘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真正能震撼灵魂的讲座了。’”作者以《儒林外史》的笔法夸奖了这位学界大腕一番，然后交代出讲座费是四万元之巨。
二、为一个民族的明天而拯救
这篇文章提示，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应该补充的是，这是一些被扭曲的价值观支配的“就业员”。《活着之上》的重要社会学价值在于，它充分揭示出，当作为正式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在集体堕落时，更大的灾难性后果是，一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是更加难以培养出来了。小说写到，作为班主任的聂致远在新生工作中被遣规则击败时，他开始意识到，学生面对不公正，他们也在观察、感受、思考，“他们并不傻，有些道理怎么讲他们都听不进去，也不能怪他们，生活经验给他们的教育更加有力。”
小说第44节写到了一个的情节――其缘由并非虚构：几个教研室的老师合在一起给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开题，吃饭的时候大家议论麓城师大最近出了个名人，是商学院的陆教授。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十年后没有赚到五千万，就别来见我。”网上都传遍了。聚餐的老师们议论道：“一个教授居然跟学生说这样的话，钱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超级霸主了。”“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资源？有点能力的人都以五千万为标准，如狼似虎，老百姓还活不活？怪不得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农民起义。如狼似虎，大学是培养这种人的地方？”“现在不是到处都在歌颂狼吗？难道狼性成了这个时代的人性？狼的生存法则是丛林法则，人的生存法则也是丛林法则吗？”“他还说自己是励志呢，太不人道了。钱他妈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把一个教授的心熏成这样！”“叫我们怎么跟学生讲人文精神？”
在小说中，狼性法则培养的学生已经出现了。聂致远没有想到，当他惊异于所谓“荷花姐姐”――其缘由又是并非虚构，火爆于电视节目时，他哪里知道，自己带的研究生张一鹏就是策划、参与这类节目的人物。聂致远从张一鹏那里得知，由于此一策划，张一鹏效力的报纸发行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聂致远追问，没有谁比荷花姐姐更有素质吗？张一鹏的回答是：“真有素质就不好玩了，不好玩就没人气了。”“如今的法则是只要有人气就有市场，丑不丑说不清，钱在自己口袋里那是真的。”“不疯就没有经济效益了。”又是该死的钱，钱，钱。难怪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都认定：“事情来了，你跟别人讲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没有用，只有票子这个‘子’才是真正管用的子。”何等之经典！
聂致远不得不感叹，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
当然，“模范社会”的溃败并不全是知识分子的贪婪所致，社会设计脱离不了责任。当赵平平愤慨地对丈夫说“这个世界你怎么还没看清楚，谁凭自己诚实的劳动发家致富了？”“老百姓只知道认死理，这存钱的速度还赶不上房价的速度”时，人们应该对当下中国的发展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有幸的是，还是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改革开放时期则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一些经济学者美化市场、以为任由资本横行就可根本解决问题的做法是错误的。”③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讲课，也自问自答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拜金主义’。”④在他看来，拜金主义思想已经遍布全中国，在世界上是没有吸引力的。显然，重塑价值观已经无可回避。 从这一视域来观察，《活着之上》以腐化与疯狂为题材，它完全有理由做得更商业化一些，比如肉欲的要素不妨大量使用――连茅盾的《子夜》也不能避免之，但阎真不这么做，他连刺激性的故事都很少讲，他走的是真正的文学精英路线，其自信心来自于对社会病态的无情揭露，来自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掘进，来自于匠心独具的文学语言功力。
特别是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掘进这一点上，《活着之上》之独特的文学性是值得品味的――它再次证明真正的文学是与人类同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认为该作品的价值在于揭示知识界在市场化过程中集体堕落，那就不必读作品了，因为媒体给我们提供的更多而真实。但文学不一样，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心灵过程――以直观的对象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体味到的，只有文学一点一滴地让人们去体味。在一人称形式中，聂致远一次又一次地处在心灵撞击的过程中，不断地有理由来让自己堕落，又不断地有理由来抗拒之。如小说第9节，聂致远本来可以去赚一笔钱，给一个东北老板写家族史，报酬十万，诱惑力巨大。可是一接触相关材料，发现老板有企图――为自己的汉奸祖父洗刷，聂致远终而拒绝了，可是十万元说没有就没有了，“像剜去了身上什么地方的一块肉”，他感到了心痛，甚至若有所失地等着电话――希望对方再来说服自己。这样的心灵过程，除了真正的文学艺术，还有什么文化形式可以让人类直观自己呢？正是在这样的心灵过程中，今天的人们才能够深度体察到文明是怎么进化出来的，按恩格斯所说，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永远也不能完全脱离动物界，问题在于脱离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看到“多一些”与“少一些”的撞击，其间沾着触目惊心的血和泪。
小说从文学的社会责任感角度发出了尖锐的提问：当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模范社会”几乎整体性地因腐化而逐渐灭亡时，难道中国文化精神注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沦丧吗？《活着之上》的真善美追求本身就是一个回答，它热切希望整个国家进行反思，寻求拯救之道。如果不能拯救，没有人知道这个民族的明天会怎样。
注释：
②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③杨帆：《经济发展不应再任资本横行》，《环球时报》2011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