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一首小诗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诗歌观。写下这个题目，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首诗，以及我阅读、教授和研究这首诗的奇特经历。这个经历可以呈现我的新诗“现代性”观念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对现代性中的“世俗性”的理解，还可以呈现出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功能建设”的必要与艰难。
这首诗堪称百年新诗史上少有的现代性作品，具有现代诗的多种功能，尤其是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它问世近70年来，已经被解读为情色诗、爱情诗、思乡诗甚至哲理诗。全诗如下：“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莫要悚惧！//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这首诗是著名诗人冯至（1905年-1993年）的代表作《蛇》。最早出现在北新书局1927年4月版的《昨日之歌》。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选冯至的诗11首如下：《我是一条小河》《如果你》《永久》《蛇》《风夜》《吹箫人》《帷幔》《蚕马》《迟迟》《我只能》《什么能够使你欢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经典诗库》选冯至的诗13首（组）如下：《狂风中》《帷幔》《我是一条小河》《蚕马》《“晚报”》《风夜》《蛇》《北游》《我只能》《什么能够使你欢喜？》《十四行诗》《十四行》（一、二、四、六、一○、一一、一六、一七）《招魂》。不同时代的两个权威性选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蛇》，说明这首诗被公认为冯至的新诗代表作。这首诗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被视为新诗中思乡诗的经典之作。
冯至是中国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诗人，年轻时就名扬诗坛，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中年诗名更盛，1942年出版的诗集《十四行集》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优秀的十四行诗集。晚年以做德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外国诗为业，仍诗名不减，《冯至诗选》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新诗选。1987年到1990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读研究生，冯至被研究生称为当时的“四大元老诗人”之一，其他三位是艾青、臧克家、卞之琳。最难得的是，他和卞之琳被我们称为“两大文人诗人”。他俩在我们这些新诗研究生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艾青和臧克家。
1979年出版的卞之琳的诗选《雕虫纪历1930-1958》和1980年出版的《冯至诗选》堪称那个诗歌时代的“双璧”，对青年诗人影响巨大。卞之琳在《雕虫纪历1930-1958》自序中描述他年轻时新诗写作生态的话――“大处茫然，小处敏感”，影响了我一生的新诗创作，也影响了我的诗学观。1991年11月14日，我在兰州为西北师范大学学生诗刊《我们》15期写的评论文章的题目就是《大处茫然，小处敏感――为校园诗人一辩》。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不久，诗歌界还极端强调“社会化写作”，把个人抒情性写作产生的情感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卞之琳在自序中用“大处茫然，小处敏感”来描述当时他在大学校园中的诗人生活，实际上是在批评自己当时没有投入“火热的政治生活”，甚至没有“参加革命”。读到这句话时，我也是校园诗人，却觉得他说的正是我与很多校园诗人共有的生存状态及诗歌生态。校园与社会完全不同，校园写作与社会写作的最大差异是前者更关注诗人自己的生活，重视诗的抒情功能及治疗功能；后者更关注社会生活，重视诗的启蒙功能及宣传功能。所以我那篇文章中有激情又极端的语言：“校园是一个小地方大世界，这里有不可思议的幻想，有的是企图超越一切的激情，有的是被压抑和奔放的情感，有的是对缪斯顶礼膜拜的才子佳人……用不着掩饰力的骚动、青春的骚动、爱的骚动、岁月的骚动……只在自己个性的摇篮中采撷初漾的、深沉的心曲。也许一切都是可笑的，但是既然是心曲，必然是心的萌动，灵魂的震撼。”{1}
冯至影响我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首诗。这首诗与我“纠缠”了30多年。1981年我15岁，上高中一年级，一读到这首诗就觉得“写到自己的心坎上了”。当时不知道作者冯至是大诗人和大学者，但是那时接受的诗歌教育是诗要写“真善美”，诗人是道德高尚的人，有赤子之心的纯真之人。我那时只有“情愁”没有“乡愁”，处在情窦初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从没有离开过家，根本没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真情实感。很自然把这首诗理解为一首爱情诗。特别是被“单相思”折磨时，便不由自主地感叹：“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但是有负罪感，那时社会还没有完全“思想解放”，如家长和学校不允许中学生听邓丽君的歌曲。我是班长，被老师称为“社会主义的好苗苗”，怎么敢说自己有“寂寞”，更不敢说自己渴望“爱情”。1983年我17岁，离家去外地上大学，乡愁由无到有，由淡到浓，加上诗歌教育的作用，我不仅知道了冯至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那时的鲁迅还被“神化”，可以是说“道德楷模”，我想他赞扬的冯至绝对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诗人。再后来，我还知道了冯至是德国文学研究的大学者。尽管大学时代我正疯狂地写柏拉图式爱情诗，但是冯至在我心中日渐树立的“高大形象”，使《蛇》这首诗越来越“纯洁”。
一次奇遇改变了我30多年的固定观念。2006年1月13日，我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监考，考试科目是我讲授的“文学作品导读中的诗歌作品导读”。其中有一道试题是赏析冯至的《蛇》，原诗印在考卷上。试卷上的考题是我确定的，选择这首诗作为考题的原因是如所有的教科书一样，我也认为这是一首优秀的思乡之作，我曾经用“纯美”――情感上的纯洁和语言上的美，来夸奖它。监考时我突然发现它居然是一首“情色诗”。考试结果是300多位考生中只有一位平时写诗的女生认为这是一首情色诗。
这与作者的解释大相径庭。1987年6月4日，冯至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中说：“1926年，我见到一幅黑白线条的画（我不记得是毕亚兹莱本人的作品呢，还是在他影响下另一个画家画的），画上是一条蛇，尾部盘在地上，身躯直立，头部上仰，口中衔着―朵花。蛇，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都不是可爱的生物，在西方它诱惑夏娃吃了智果，在中国，除了白娘娘，不给人以任何美感。可是这条直挺挺、身上有黑白花纹的蛇，我看不出什么阴毒险狠，却觉得秀丽无邪。它那沉默的神情，像是青年人感到的寂寞，而那一朵花呢，有如一个少女的梦境。于是我写了一首题为《蛇》的短诗，写出后没有发表，后来收在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里，自己也渐渐把它忘记了。事隔三十多年，1959年何其芳在《诗歌欣赏》里首次提到这首诗。近些年来，有不少诗的选本，都把《蛇》选入，有的还作了说明或分析。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对于这首诗的形成作一个交待。”{2} 年轻时期写过很多非常雅致情诗的何其芳很早就为这首诗辩护过。他在1959年6月25日作的《诗歌欣赏》一文中认为《蛇》是爱情诗，却通过指出它的技巧的高超来强调它的情感的纯洁和思想的健康：“《蛇》所表现的也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然而却写得那样不落常套，那样有色彩。我想不应该把这首诗的长处仅仅归结为构思的巧妙（冯至的诗歌的特点并不是精致和巧妙），而是由于作者青年时期对于‘寂寞’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就得到了一个奇异的比喻：它‘冰冷地没有言语’，象一条蛇。整首诗就是从这样一个想象展开的。”{3}
因为这首诗具有情感抒发、身体宣泄、艺术审美和思想启蒙等多种功能，所以我在福建省发改委、福建省图书馆、南京“市民学堂”、福建医科大学等地主举办“诗歌疗法”讲座时，喜欢用它来对听众进行“心理治疗”。“诗歌疗法”要刺激和满足人的低级情感和高级情感，兼顾人的快乐原则和道德愉快，所选的诗的功能要尽可能对应马斯洛所讲的人的多种需要，尤其是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诗歌疗法”讲座具有“公众性”和“公共性”，会受到“社会礼仪”的限制，有些话题，只能让受众或病人“意会”，不能“言传”。所以最好选择《蛇》这样的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意象诗。“诗的创造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几乎是生理上的需要……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合，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4}“惠特曼宣布：‘我是身体的诗人，我是灵魂的诗人。’作为‘身体的诗人’，他大胆地让性进入诗的领域……这种进步冲击了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人，包括爱默生。”{5}在西方，惠特曼的既解放肉体心灵又解放诗歌文体的诗作，被作为催眠术和精神心理治疗的良药。《蛇》正是这样的诗作。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认为现代性有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这五个方面也可以用来作为新诗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尤其是五者中的前四者，特别是四者中的现代主义和媚俗艺术，在新诗草创期格外明显。无论是胡适等写“人力车夫”的写实派，还是汪静之等写“爱情”的湖畔派，都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称为“媚俗”的写作。刘半农于1920年9月4日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风行，不只是因为在1926年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曲，更是因为这首诗本身的“平民化”“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内容及抒情治疗功能。这首诗和邓丽君唱的《美酒加咖啡》一样，治疗了很多失恋的人。我生于书香世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恋失败后十分伤感，父辈的教育竟然是“大丈夫何患无妻”。60年前的刘半农居然敢唱出：“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更让我羡慕那个时代的青年诗人的生活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是，刘半农居然还在这首诗中发明了“她”字。这已经不是“儿女情长”了，而是“爱情至上”，甚至可以说他有“女性崇拜”思想。
这让我想起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于2014年10月写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艺术性不强的诗能够流传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有较好的“治疗功能”。所以有人担心这首诗会误导孩子，作者有“教唆犯”之嫌。这首诗在2015年1月被《诗刊》微信号发布后，被大量转发，获得了轰动效应。这首诗甚至也被人谱曲传唱。余秀华的这首诗会不会像刘半农的那首诗，90多年后还会被很多人喜欢？不同时代出现的这两首诗都堪称新诗诗史上少有的“现代性”作品，都很“平民”，很“世俗”，很“私人化”。《教我如何不想她》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 ，两者都可以称为先锋派，甚至也可以说是“颓废”，是“媚俗艺术”。余秀华使用“睡”字和刘半农独创“她”字，都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都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阅读效果。
“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住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6}尽管出现在不同时代，出自不同文化阶层和不同性别的诗人之手，刘半农是大学教授，余秀华是农村妇女，但是这两首诗的问世及流传都与读者及大众传播休戚相关，它们的生态和功能都有相似之处。诗歌生态决定诗歌功能，五四时期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都处在“开放”时期，“与时俱进”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社会“现代”的目的是为了日趋完美。新诗现代性的任务是通过诗的内容上的“大力开放”，诗的形式上的“适度限制”，诗的技法上的“深度拓展”，来使新诗更加完美，获得诗意的丰富、诗体的雅致和诗艺的精彩。即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重视语言的现代性和精神的现代性，重视现代汉语的实用性和个体性，重视现代汉诗的先锋性和现代诗人的时代性。尤其要在重视现代世俗性情感和现代通俗性语言的基础上寻找情感的提纯与语言的创新。
在主张重视诗的抒情功能，甚至诗的治疗功能的同时，我必须强调新诗的启蒙功能，甚至不像很多诗论家那样轻视新诗的政治性及宣传功能。也许是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尤其是受过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我的诗观与当年同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的师兄赵勇的诗观相似。2000年，我给当时的新诗下的定义是：“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7}2015年2月10日，赵勇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文，题目是《工人诗歌：用最高级语言发出的底层之声》，我非常赞成他的结论：“读到《当代工人诗歌：吟诵中国深处的故事》（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等报道之后，我才意识到当今有那么多工人在写诗。……当诗歌界的成功人士飘浮在云端写作时，当中产阶级诗人玩弄着文字游戏无病呻吟时，这些所谓的‘打工诗人’却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吟成了诗句。因为处在社会最底层，也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汗和泪的凝聚，所以那些经历和体验一旦入诗，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毛茸茸的真实。……在当代中国，有上万名的一线工人在以写诗的方式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可以想见，这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但实际上，工人诗歌的声音却又是非常微弱的。它们既没被公众广泛认知，似乎也没有完全进入诗歌界主流人群的视野。同样报道这次朗诵会的《南方都市报》便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谁的底层？余秀华‘热’与打工诗‘冷’》。报道中说，一方面是迅速走红的余秀华最近在北京宣传新诗集，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另一方面，尽管同样是来自底层，参加工人诗歌朗诵会的诗人们却远没有余秀华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当天虽也有几家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但蜂拥而至的情景却并未出现。……我依然觉得工人诗歌是一次巨大的进步，甚至可称之为诗歌革命。……底层不仅已开始说话，而且是在以最高级的语言说话。这种话语是对中国诗歌界的重要提醒，也是当代诗歌的希望所在。”{8} 赵勇所讲的“工人诗歌”正是具有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尤其是治疗功能的诗歌。“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唱歌，以安慰自己的寂寞。”{9}用诗进行自我的心理治疗，用诗来安慰自己的生活，这是普通人写诗的主要目的。“工人诗歌”“退”可以自我疗伤，“进”可以唤醒大众。如同古人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10}“工人诗歌”的大规模涌现，说明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必须重视一大问题、二大需要和三大功能。一大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二大需要是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自然就产生了三大功能：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
三大功能在百年新诗史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启蒙功能，甚至是宣传功能格外重要；在和平时期或建设时期，治疗功能十分重要；抒情功能居于其间，常常处在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相互交融的时期。抒情也常常可以达到治疗效果，有的抒情也可以作为启蒙，如政治抒情诗既有抒情功能，也有启蒙宣传功能。
三大功能更多涉及新诗题材及内容，与语言形式及文体也有关系。文体本身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新诗的诗体就具有政治性，百年新诗的历史是格律诗体与自由诗体的对抗史，也是现代文体与传统文体的对抗史。“自由诗形式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一方面，它反映着资产阶级自由解放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于它‘自由’的气质，又潜藏‘不断革命’的动力。正因为此，它既是五四时期诗歌变革的参照、动力、手段和目标，又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重要通道。”{11}在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新诗都是一种政治性文体，启蒙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功能。“新诗从它准备到诞生，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存在着议论和争论。这些议论和争论，随着环境的变换，也不断地变换着名称。但究其根源，大抵总是出于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外国诗歌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二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新诗的百年之痛。”{12}
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代，尤其是1926年是“诗体建设年”，闻一多、徐志摩等人提出了新格律诗的建设方案，新月派诗人写出了很多抒情性极强的新格律诗。抗战后期，尽管战争还在继续，已经没有了刚开始抗战时那样过分强调“一切为了抗战”，极端重视诗的宣传功能，诗的抒情功能和治疗功能都得到重视。如叶维廉所说：“四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到街上去，街上有太多的社会事物等待诗人去写，战争、流血，和‘逻辑病者的春天’。但四十年代的诗人并没有排斥语言艺术世界所提供出来的语言的策略……”{13}叶维廉指的是昆明“西南联大诗人群”。昆明在战火纷纷的年代仍然是一块纯诗的净土，有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等组成的教师诗人群和由穆旦、王佐良、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组成的学生诗人群，特别是学生诗人群深受英国青年诗人奥登、“剑桥诗人”燕卜逊等域外诗人的直接影响。大量外国诗被译介，由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1942年2月16日创刊的《文聚》就发表了冯至译的《里尔克诗十二首》和《尼采诗七首》，杨周翰译的《叶慈的诗》，闻家驷译的《魏伦的诗》和卞之琳译的《里尔克的诗》等。可以从冯至、穆旦、郑敏当时的诗作中看到“个体抒情”甚至“私人化写作”，在有的诗作中甚至看不到战争的影子。
但是在抗战时期，启蒙功能仍然是新诗的主要功能。尽管穆木天反对抗战诗歌过分重视内容轻视形式与技法，在1938年6月30日写的《诗歌创作上的表现形式的问题》一文强调诗的艺术性：“诗，是要凭藉语言的形象和声音，去表达它的内容的。诗的语言中的音响的考察，是一个诗歌工作者所要注意的。诗人能运用合乎他的感情的波动的语言的节奏，他的诗就会发生声音的有力的效果的。”{14}他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唯美抒情风格，写了大量宣传口号式的“抗战诗歌”。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副刊上写了这么一篇编者按，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结果受到全民围攻，说他提出了“与抗战无关论”。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诗歌的民族形式受到重视。如肖三指出诗歌民族形式有两个泉源：“一是离骚，诗，词，歌，赋，唐诗，元曲……二是广大的民间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谣，小调，弹词，大鼓，戏曲……”。{15}陕北民歌形式“信天游”等应运而生。
中国当代诗人大多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叙事写景型（白描似的）――情感型（抒情内心独白的）――沉思型（抒情和哲理结合的）――哲理型（哲学思辨的）。整个东方艺术都不约而同地向哲理靠拢，哲学境界成为艺术的终极。很多中国诗人也与此对应，把诗人由低级向高级分为四个等级，哲理型诗人是最高级的诗人。中国读者当前最需要的不是粉饰太平的写实诗人，更不是以教师爷自居的哲理诗人，而是能够给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中的国人带来心理安慰和情感抚慰的情感诗人。林语堂曾提出他的诗歌理想：“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为冷淡，我们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成歪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16}80年前，周作人主张“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但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17}周作人的理想是：“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经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18}今日中国诗坛，既需要纯艺术派的诗歌，更需要人生的艺术派的“人的诗歌”。
把启蒙功能放在第三位，并非它不重要。“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广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和（二）高度严肃性这两道界限中间。”{19}高度严肃性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色，启蒙功能曾是新诗最重要的功能。“社会化写作”长期是“主旋律写作”，不同时期的诗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创作了大量黄钟大吕式的作品，如“五四诗歌”“抗战诗歌”和“改革诗歌”，激励了大众的斗志。新诗期是中国文化大转型时期，诗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变。如八十年代初流行政治抒情诗，八十年代中期流行先锋诗，九十年代流行个人化写作，新世纪流行平民化写作，热门词是“使命意识”“生命意识”“身体意识”和“底层意识”。这些词都可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诗应该是实在的、正经的生活。也可以把当代新诗的功能归纳为四点：抒情功能、审美功能、启蒙功能和治疗功能。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功能，八十年代重视启蒙功能，九十年代重视抒情功能，21世纪初重视审美功能，近年重视治疗功能。因为审美功能更多属于诗的形式而非内容上的，属于贵族的而非平民的，所以在生存问题仍然是国人的最大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的生理需要比审美需要更重要的特殊时期，当前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功能建设应该突出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 今天，诗人应该记住梅洛・庞蒂的那段话：“我们承担着介入到世界之中的政治责任，而这种介入不是通过沉默，而是通过真正地说出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艺术家，成为歌唱我们生活和我们世界的艺术家。”{20}这段话与1980年代初期吕进给当时的新诗下的定义异曲同工：“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21}他也用了“歌唱”一词。这说明了诗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中国文人的传统生存方式是“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的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新时期很多中国文人仍然继承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精英文人传统，具有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仍然做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式“兼济天下”的英雄梦。这些文人还具有“全球化”状态下世界文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特质，前者重视“建构”的威力，后者推崇“解构”的能量。很多文人生活在“拯救与逍遥”“秀与隐”“介入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对抗与和解中。“人的自我意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22}政治生态影响诗歌生态，政治观念影响诗歌观念，所以政治性的诗歌论争此起彼伏，诗歌界甚至出现了“泛意识形态”和“被意识形态”。
当代诗人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处理自由与法则的矛盾，而且在艺术创造上也必须处理文体独创与文体自觉、写作自由与写作伦理、神性写作与人性写作，甚至浪漫主义写作与现实主义写作、现代主义写作与后现代主义写作等矛盾。即当代诗人具有特殊的政治生态及诗歌生态。可以简要地把30年来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新诗写作分为十大类型，并用简洁的政治话语描述。一、浪漫主义写作：浪漫即革命；二、现代及后现代写作：先锋即革命；三、低俗写作：身体即政治；四、精致写作：审美即政治；五、口语诗写作：语言即政治；六、个人化写作：艺术自由即政治自由；七、底层写作：生存诉求即政治诉求；八、网络诗歌写作：媒体开放即政治开放；九、诗歌群落运动：艺术多元化即政治多元化；十、诗歌研究论争：学术即政治。
在百年新诗史上，新诗的功能建设总在走极端，如同样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就出现了1980年代的启蒙性社会化写作和1990年代的抒情性个人化写作。1980年代风行一时的政治抒情诗在1990年代荡然无存。新诗功能的现代性建设，既要强调新诗的政治性，更要强调新诗的抒情性，尤其应该强调在当下中国，新诗应该是抒情诗而不是政治诗，抒情诗可以采用日本当代文论家滨田正秀的定义：“现在（包括过去和未来的现在化）的自己（个人独特的主观）的内在体验（感情、感觉、情绪、愿望、冥想）的直接的（或象征的）语言表现。”{23}启蒙功能的诗对应愿望和冥想，抒情功能的诗对应感情和感觉，治疗功能的诗对应情绪。情绪在国人的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特别要重视当下新诗情绪取代情感这一“题材巨变”现象。
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重视三大功能建设并不排除其他功能，尤其是由人的基本的审美需要导致的审美功能的建设。在生活方式都可以多元的社会，新诗的功能也应该是多元的，作为一种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抒情性文体，新诗应该如马尔库塞所言，有“义务解放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一切范围内的感觉、想象和理智”{24}。释放的结果是不仅可以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还可以让人获得心理的安慰与生理的宣泄。前者达到的效果就是启蒙，后者达到的效果就是抒情，两者结合就可以治病。
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25}强调诗的功能实质上是在强调新诗存在的意义，写诗的过程就是想象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本身具有某种思辨的因素……作为意义的实现，作为讲话、调解和达到理解的事件。这样一种实现之所以是思辨的，就在于体现在语词中的有限的可能性指向意义的无限性。”{26}梅洛・庞蒂认为：“从最终的分析来看，语言所拥有的把事物表达成存在，给思想开辟新道路、新维度和新景观的力量无论对成年人，还是对儿童都同样是模糊的。在每一个成功著作中，传达到读者心灵中的意义都超出了已经构成的思想和语言。这在语言的符咒中被魔术般地突现出来，就像从前从祖母的书中出现的故事一样。”{27}写诗的过程实际上是自我解放的过程。“‘自由’二字可说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28}新诗功能的现代性建设强调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正是为了突出新诗的“自由”品质。
注释：
{1}王珂：《大处茫然，小处敏感――为校园诗人一辩》，西北师范大学“我们”诗社：《我们》第15期，1991年内部印刷，第58-61页。
{2}冯至：《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张恬：《冯至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198页。
{3}何其芳：《诗歌欣赏》，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18页。
{5}Peter B High：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Longman Inc.，1986.p.72-73.
{6}[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译：《文学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译：《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7}王珂：《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8}赵勇：《工人诗歌：用最高级语言发出的底层之声》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178d db0102vec7.html
{9}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53页。
{10}[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11}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12}谢冕：《序一：坚守着一角沉着冷静的寂寞》，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3}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6页。
{14}穆木天：《论诗歌及诗歌运动》，陈、刘象愚选编，《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15}龙泉明：《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诗歌研究史料选》，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17}周作人：《平民的文学》，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18}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杨扬：《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19}林以亮：《美国诗选・序》，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20}{27}[美]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著，关群德译：《梅洛-庞蒂》，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9页、第31页。
{21}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22}Denys Thompson.The Uses of Poet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3.
{23}[日]滨田正秀著，陈秋峰、杨国华译：《文艺学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版，第47页。
{24}[美]赫・马尔库塞著，绿原译：《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5}[奥]维特根斯坦著，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8哲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6}[美]帕特里夏・粤坦伯坦・约翰逊著，何卫平译：《伽达默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5页。
{28}吴思敬：《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