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诃夫44年生命中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他从不掩饰对大自然和心爱之物的热忱，也真实流露了因作品被褒贬时的得意或失落。如果说，契诃夫近800部短篇小说似刀锋锐利撕开生活表面，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17个剧本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那么，从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则跟托尔斯泰日记，可以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两大奇观。
鼓励高尔基写戏
倘若19世纪末就有“朋友圈”，那么跟契诃夫互动点赞最多的，肯定少不了列依金、苏沃林、蒲宁和高尔基。
写短篇小品出道的契诃夫，视幽默刊物《花絮》主编列依金为自己的贵人。当时，20出头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便开始给《花絮》投稿，作品陆续被采用。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这简直再美妙不过。刊物主编列依金主张简约风格，作品不要超过100个句子。以至于契诃夫后来说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写作信条。这份提携和知遇之恩，契诃夫一直没忘怀。1887年底，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直言：《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报刊主编似乎都很看好契诃夫，1885年底契诃夫第一次去彼得堡，结识了《新时报》主编苏沃林，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契诃夫佳作迭出，1888年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伊凡诺夫》，短篇小说集《黄昏》摘得普希金文学奖，他从幽默小品作者进阶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但接踵而至的声名之累，令契诃夫心生困惑，他马上提笔给苏沃林写信：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但人们爱我们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普通人。比如，现在到处都要请我去做客，招待我吃喝，把我当作将军一样地请去参加婚礼。于是我想，如果我们明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而只是为我们感到惋惜，这是很糟糕的。
次年，从名利场莫斯科来到市郊苏梅过上村居生活后，契诃夫对生命有了新感悟。他迫不及待写信告诉苏沃林：“大自然是一服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变得与世无争。”30岁生日前夕，契诃夫袒露“而立宣言”：“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感觉好像才22岁。”他还和苏沃林探讨人生真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许多重要观念，都出现在他与苏沃林的书信中。但是，两人也少不了创作理念和风格的争论。1890年初契诃夫写出《盗马贼》，苏沃林指责作品“过于客观”，即“对于善恶的冷漠，缺乏理想与思想”。契诃夫不乐意了，他写了封长信，与苏沃林辩明态度：
您希望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同时要说上一句：盗马行为是一种恶行。但要知道这是不用我说也早就明了的事。就让法官去审判盗马贼好了，我的任务仅仅是真实地表现他们。当然，把艺术与布道结合起来是件愉快的事，但由于艺术技巧上的条件所限，我本人很难做到，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充分信任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延伸小说中没有展开的个人感受。
后来，评论家们常引用契诃夫这段话来解读作家本人的创作心理学。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俄罗斯文艺界巨擘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那一年，契诃夫多了位知己――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契诃夫1901年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倍感孤独，好在当时作家蒲宁也在同个城市，天天见面，但蒲宁一走，孤独感再次袭来。到了1904年，契诃夫给蒲宁的信中称：
我们莫斯科这边一切正常，也寂寞，除了新年是新的，其他了无新意，也看不到新的前景……请代我向可爱、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另一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高尔基则在信中袒露：“每一个来到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契诃夫1899年初识高尔基后，就一直鼓励他写戏，有封信中接连用三个“写吧”，督促高尔基“平实地写，质朴地写，您一定能写出让人叫好的好东西！”而这可以成为对一切文学爱好者的指导意见。两人交情颇深，此后契诃夫曾为声援高尔基而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
从剧本到“斯坦尼”舞台版
1898年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商量，为新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挑选剧目，契诃夫进入他们的视野，从此，契诃夫与导演斯坦尼开启了长达6年的“交锋式”合作。戏剧文本向舞台具象转换时，前者不可避免被改写和重塑，并经受由此带来的风格变化。长期以来，“斯坦尼”体系阐释契诃夫剧作孰优孰劣，成了理论界和表演界争论热点。
但两位大师并非一开始就剑拔弩张。事实上，契诃夫《海鸥》能够上演“逆袭”，首先要归功于斯坦尼。1898年底，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海鸥》大获成功，这让1896年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全场哄笑所带来的阴影化为乌有。
当时，彼得堡那场《海鸥》遭遇了无情嘲弄，观众无法忍受这部“违背所有喜剧法则”“动作很少，像部小说”的戏，契诃夫落荒而逃。斯坦尼在丹钦科的提醒下，重新编排该剧，启发演员在舞台上“生活”体验角色，而非以传统方式机械“表演”。结果第一幕结束时，大厅里河堤决口般爆发出如雷掌声。
《海鸥》让剧作家契诃夫打了翻身仗，也成就了导演斯坦尼。后者的“斯坦尼”体系正是在排演契诃夫戏剧的过程中得以成型。莫斯科艺术剧院甚至以飞翔的海鸥形象作为徽标。1902年2月，斯坦尼把一枚金质海鸥院徽专人送达契诃夫手中。
1903年10月，契诃夫把刚完成的《樱桃园》交给斯坦尼。两人关系步入分水岭。在斯坦尼看来，这绝不是喜剧或滑稽剧，“而是一个大悲剧”。契诃夫听闻失望极了，向友人发牢骚：“完了，他们又要把作品搞成引人落泪的玩意了。”直至次年首演的整个排演过程中，契诃夫屡屡不满导演对《樱桃园》的处理方式。种种分歧，导致两人在书信中“明枪暗箭”。 1903年10月30日他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信：
当我写陆伯兴的时候，就想，这是您的角色。如果您对这个角色不感兴趣，那么就演加耶夫好了。当然，陆伯兴是个商人，但在一切方面来说他都是个正派人，应该堂堂正正，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不小气，不滑头，我以为他是这个戏里的重心人物……
在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来，这是一封令契诃夫研究者们关注的信，因为文中对剧里最易被误解的商人陆伯兴做了权威性人物解读。但斯坦尼并没有听从契诃夫建议，他选定的角色是加耶夫。
1904年3月契诃夫给妻子克尼碧尔写信，他怒火难遏地抱怨道：
鲁鲁和克拉3月份去看了《樱桃园》，两人都说斯坦尼在第四幕演得很糟，说他拖沓得厉害。这多么可怕！这一幕最多演12分钟，而你们要演40分钟。我只能说，斯坦尼把我的戏毁了。
这份怨念在当年4月10日给妻子的信中再次升级：
为什么在海报和报纸广告上，一个劲儿地把我的剧称作正剧？聂米洛维奇和斯坦尼完全没看懂剧本，我可以担保，他俩没有认真地读过一次剧本……
在舞台处理上，契诃夫认为斯坦尼过度运用“静场”手法，导致了节奏拖沓；但也有研究者替斯坦尼喊冤，认为契诃夫所指《樱桃园》第四幕“最多演12分钟”显然不现实，“即使现在也没有哪个导演能把这一幕控制在十来分钟内演完”。
除了《樱桃园》，两人针对契诃夫其他剧作也有争论。排演《万尼亚舅舅》的过程中，契诃夫曾公开表示，对斯坦尼过度追求环境真实化的不满，剧中那些“要演员蒙起头来躲避蚊子”之类的做法也遭到了戏剧评论者反对。
此外，就《三姐妹》斯坦尼曾在来信中谈到：
《三姐妹》结束全剧的独白非常感人，如果此后又把尸体抬上来，就破坏了尾声的和谐。您的剧本里写“远处人们将尸体抬走”，但我们剧院的舞台没有这样的深度，让姐妹能见到这尸体的搬运。如果由独白结束全剧要好一点。可能，您是怕这样与《万尼亚舅舅》结尾太相像？请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契诃夫则认为导演误解了他的意图，他并不想让三姐妹看到屠赞巴赫的尸体。不过后来他还是把“远处人们将尸体抬走”改为“安德烈推着童车”。
如今的学者对于这两位大师的争论，多持不偏袒任何一方立场，认为各自都有道理。
为妻子加台词戏码
契诃夫和斯坦尼争论不休时，有个女人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我认为《樱桃园》不是个一般的剧本，而是音乐作品，是部交响乐。”
她就是与契诃夫在莫斯科一见钟情的女演员克尼碧尔。1898年契诃夫去艺术剧院看《海鸥》排演，克尼碧尔出演阿尔卡基娜。但那会儿契诃夫还在给保持了8年恋爱关系的初恋情人米奇诺娃写信，信中不无暗示地提到：“如果我在莫斯科再多待点时间，怕是要丧失理智了。”
有意思的是，《海鸥》的主角妮娜，正是出自米奇诺娃。两人既两情相悦，也充满猜忌。双方都是聪明又有才情的人，谈恋爱的过程更像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
在契诃夫情移克尼碧尔之前，他与米奇诺娃的爱慕、挑逗、暧昧、躲闪、嘲讽在通信中一览无余。契诃夫曾毫不吝啬赞美初恋情人，“迷人的、美妙的、可爱的”字眼俯拾即是，自己则是“爱您爱到忘我、爱到发疯”“你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你现在即便说，二加二等于五，我也会相信你是对的”，自称“您的奴隶”，“跪求”回信等。
也许米齐诺娃太有魅力以至周围追求者不断，或是因为契诃夫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两人最终并没成眷属。米齐诺娃与大画家列维坦发生过一段浪漫史，契诃夫这一时期创作的《跳来跳去的女人》正是他对米齐诺娃移情的醋意使然。
最终，40岁的契诃夫和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克尼碧尔结婚。婚后妻子继续在莫斯科演戏，契诃夫却留在南方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写作疗养。长期分隔两地，夫妻只能以炽热鸿雁传情，留下的书信就有800多封。
每一部作品问世，契诃夫都给妻子写信，同时寄去一罐奶油，嘱咐她爱护身体。克尼碧尔拍了一幅吃着奶油读他作品的照片寄去。契诃夫看了很开心，在照片上欢欣题词：“正吞食契诃夫小说和奶油的克尼碧尔”。
戏剧本身更是夫妻俩的共同话题。克尼碧尔在《万尼亚舅舅》中任女主角，排戏时她总向契诃夫讨教，他不断给妻子提出各种精辟见解。还有《三姐妹》中的二姐，也是专为克尼碧尔打造，契诃夫在信中“邀功”――“你在剧中将担任一个多好的角色！如果你给十卢布就可以得到它，不然我就给别的演员啦！”
1900年底契诃夫从尼斯给妻子寄出另一份信，他继续不无自豪地说：“你瞧，为了你我全力以赴，毫不惜力。”《三姐妹》第四幕里，克尼碧尔扮演的玛莎多了一大段特别抒情的台词：“抬头看看，在我们头上，大雁飞过去了”；第二幕里则加了段富于哲理的话：“我觉得，作为人应该有信仰……不然却不知道仙鹤为什么飞，孩子为什么出生，星星为什么在天空出现。”
信中，契诃夫与克尼碧尔经常玩些只有他俩才心领神会的文字游戏。作家对妻子的昵称，既有卖萌路线的“非凡小马驹”“小昆虫”“小鸽子”“小狗”，也有带着浓浓撒娇意味的“女长官”“我的女领导”“我的天使”“小美人”“亲爱的老太婆”……
正如克尼碧尔后来在回忆录里追忆的，第一次与契诃夫见面后，“我生命纤细而繁复的绳结开始慢慢拉紧了”。一生异性缘不断、自称“13岁就知道爱情的秘密”的契诃夫，从未放弃对女人美丽面容和衣裳的执念。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04年6月，结尾还在为“这边的德国女人穿戴没有格调”而感到“沮丧”。
爱美人，也爱美酒。契诃夫曾给诗人普列什耶夫写信：“在旅途中，当朗月升空，大鱼从水中探出头来时，我们居然不会喝酒，那种尴尬无异于我们不会读书一样。”而这位作家临死前还惦记着：“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妻子递上一杯泡沫隐动的香槟酒后，契诃夫咽下逝去，留下他那发酵成美酒的作品，供世间悲欢男女浅尝慢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