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华莱士・史蒂文斯，美国主要诗人，有“诗人中的诗人”或“批评家的诗人”之称，其诗富于形而上的思考，力求以审美代替信仰缺失留下的巨大空白。史蒂文斯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学家，其文论犀利深刻，且充满诗人天然的敏感性，往往于不经意处透出智慧的洞见。他的思考始终围绕真实与想象的关系这一诗学命题，认为作为一种官能的想象力反射着上帝的创造原则，因此能够赋予万物以秩序，诗歌的功用就在于调和两者，使人性获得圆满。本文是选译的部分史蒂文斯的书信。
亲爱的波波： 星期四晚
秘密的纪念：例如，回到自行车时期――在那之前回到儿童三轮车时代。是的：我有一台红色的三轮车，在越过狄姆斯肉铺前面的一条阴沟时摔成了两截（现在那里成了水果店，就在礼堂那边）――而我摔伤了后背，不能上学了。――那些日子，星期天，我往往穿着黑漆皮的轻舞鞋，上面有银扣子的――去主日学校，听老妇人基利讲话，她为圣经的每一页流过快乐的眼泪。――现在想来，第一长老会教堂似乎非常重要：牡蛎晚餐、野餐、节日。我往往喜欢坐在风琴后面，观察唧筒柄上上下下。――那是在约翰・麦克格万，那个帽商，成为执事之前。――自行车时期有过几次冒险：骑车去艾夫拉塔就像去地图上没有的国家旅行；去沃默尔斯多夫再回来是难以置信的。――夏天的时候，我起得非常早，经常在早饭前散步，穿过赫西安营地。有时我骑车去雷兹桥再回来――我记得有一个大蜘蛛网，在一座篱笆桩之间，闪耀着露水。――有一段时期我还偷东西。我常去“搭乘”运煤火车，经过黎巴嫩峡谷和石头农舍，偷南瓜之类――和一群绝对粗暴的家伙一起。――然后我开始游泳。有三四个夏天我除了游泳什么都不干。我们整个早晨去游，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也去游，作为男孩，我黑得不能再黑了。我认为家里有一些相关的照片――有人有一架相机。我必须试着把它们找出来。――我能游上几个小时不休息，事实上，还能继续游。那时，鲍勃・布兴和我非常要好――还有费利克斯・诺斯和“呆子”施穆克尔。――我们常常按时躺在上锁的石头墙上，烤干身体，再滚到水里去凉快一下。――我总是大量散步，大多数是一个人，往往是在山上，沿山边漫游。――当我开始读书时，许多事情都变了。我的房间在三楼。我习惯整天待在上面――尽管到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整晚待在上面。我有一根烟斗，碗很小，杆又直又长。再没有更好的了。――那些日子我读坡和霍桑，还有所有应该读的东西（不像我现在读的《菲利斯堂兄》）。――我学习很用功――非常用功。――你知道我得到了学校里所有的奖！（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的自白吗？）无疑，母亲还保留着我在学院朗诵赢得的金奖章――在伊格尔画的画，所有这样的东西――就像今天的学童演说家被哄抬起来一样。――在中学，我每年秋天都踢足球――左边锋。我们通常在家赢，在外面就输。一次在哈利茨堡比赛，分数是52：0。不过对方是由巨人组成的队。――我记得的唯一一个队友是“狐狸”考夫曼，中卫。他和“先驱”有什么关系，他还叫我帕特，我当时的名字。大多数伙伴都叫我帕特。――我从不参加班会，从来不认识任何班上的女生。是的，也许我认识她们；但我现在记不得她们了。――我在基督教堂唱诗班里唱了两年，最高音，后来是次高音――在斯特恩伯格那里工作了两周――在雷丁硬件公司干了两个月。（父亲是这家公司的主管――我的工作不影响我游泳。）――我还参观过世界博览会，在布鲁克林上了一段学，有时还去费城的动物园。――我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去纽约购物，我们会在车站接她――那时就会有回家才能打开的成盒的糖果。有段时间，我们常常在艾夫拉塔的老旅馆过几个月，一个又一个夏天，爸爸会在星期六晚上来，带着成篮的水果――桃子和梨，给我们一周吃。――有时一个叔叔会从圣保罗来看我们。他会说法语，口袋里有大硬币，有一些进了我的口袋。――有一段时间我和约翰尼・理查兹和阿瑟・罗兰德走得很近。他们是“坏小子”：打扑克（为了赢火柴）抽香烟。――事实是，我从来没有怎么想过那些早年的日子，当然也从来没有理清过它们的秩序。我显然是个流氓――现在还有相关的谣言呢，尽管爱玛・施穆克尔婶婶已经不能再活着讲这些闲话了，她对这些流言蜚语可是了如指掌。当琼斯一家，在你家附近的那家，搬进他们的新房子时，他们举办了一个大型舞会，爱玛婶婶参加了。她吃得太多了，第二天就病了，躺在床上。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起来。不久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请求母亲让我去看她，我去的时候，她吻了我，和我道别。――和她一道，无数的闲言碎语都消失了。她有生之年充分利用了生命。――我离家去坎布里奇的第一年，一切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从那时起，我在家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但为了你，我认为我应该尽快离开它，因为这个镇子已经变得陌生，我本就很少的朋友变得更少了。――在大学的几年下一次再写。――你自己的回忆让我如此感兴趣，以至我开始跟从你的引导了。再见！
致艾尔西・莫尔，1909年3月18日
我亲爱的玫瑰帽： 星期四晚
上周没有为你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写信，让我很失望。明晚我盼着能去设计学院。所以我今天晚上必须写信，以免和上周一样。时间刚好是十二点二十九分！幻想坐下来写一封信――而且是稍长的一封――在这样的时辰。但是我想要你拥有一封信。――你会奇怪我今天晚上都做了什么。嗯，我在继续对冈仓先生的书进行肤浅的研究，此外还读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去看了一个展览（九点到达展厅）。那主要是一个挂毯展览。但是有一些古老的乐器让人觉得好玩。有件乐器上面有十六根弦。有镶嵌着珍珠母的琵琶，还有一些法国风笛。――我看见两柜子玉雕――不管那是些什么。我知道对它的评价很高，但我完全不明白是为什么。――我要送一两幅画给你弄一个私人展览吗？好了，它们就在这里，全部来自中国人，是几世纪前画的：
淡橘，绿与深红，以及白，
及金，及棕；
以及
深碧琉璃和橘色，以及不透明的 绿，浅黄褐色，黑，和金；
以及
琉璃蓝和朱砂，白，和金
及绿。
我不知道对中国这样如此遥远陌生的地方你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它不真实。那种不真实甚至显得美妙和难以置信。――我正在研究中国人对风景的感觉。正像我们有某些我们的艺术家愿意去画的传统主题（如“华盛顿越过德拉瓦尔河”或“母与子”等等！）中国人的自然、风景也有一些方面已经变成了传统主题。――这些方面的清单会和那些我常常寄给你的“乐事”清单一样有趣迷人。这就是一个单子（我敢发誓！）――
远寺晚钟
渔村上闪耀的落日
一座孤独山城风暴后的好天气
从远岸出发的归舟
洞庭湖上的秋月
沙洲上的野鹅
潇湘夜雨。
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奇妙的东西，因为它是如此包罗万象。例如，任何黄昏的画面都被包含在第一个标题下了。“正是在那寂静时刻，旅人对自己说，‘一天结束了’，而他们的耳畔传来遥远晚钟那令人期待的声音。”――最后，在我来自东方的陌生事物的包裹中，是一首几世纪前由王安石写下的小诗：
午夜，屋子里一片寂静，
滴漏停了。但是我无法入睡，
因为春花颤抖的美丽形影，
被月亮投射在窗帘上。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那更美的地方了，或者比中国人更美的人了――绿帽子大师向王安石鞠躬。不：王安石正在睡觉，请勿打扰。――我要在亚洲的尘土里闲逛上一两周，根本不知道我会打扰到什么，发现些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对亚洲了解得多么少啊，那就是全部了。这让我发狂地想在一个晚上彻底了解它。――但是亚洲（从皮卡迪飞去很近――就像思想飞行一样）我将放在其他时候再说。――我盼望这一周赶紧过完，星期天去散步。比所有的书都美好的是这充沛多风的空气。傍晚最初的时辰，星星特别地亮！今晚我注意到了这点，正当天开始黑下来。至少有一打金色的大星星。――它们似乎属于三月，更胜过属于天空。――我希望我星期天能和你一起散步。你在今天的信里说，我不要在复活节来，这对我是否更方便些――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你不是在挖苦我吧，波波？
你的华莱士，1909年3月18日
亲爱的亨德森夫人：
我的诗对我来说似乎如此简单和自然，以至我一直无法理解它们对别人来说怎么是别的样子。它们不是有意要写得深沉、黑暗或者神秘。任何能被表达的东西都能表达得清楚。使博学之士惊愕与使墨守成规者惊愕同样微不足道。但是一个人无法总是把一件事情说得清楚，并用诗歌保留住他所说的。例如，现在我正在写一个东西，叫做《读月光之书的金发女郎的宫殿》。它的含义正是它所说的。如果我说：这首诗是医治贫困的暂时对策；它把一个阶级提升到其最高指数，在对它所意愿之一切的想象中达到满足；它加剧和安抚欲望――如此等等，我就应该传达同样的思想而不应该写一首诗。现在，怀疑《婴儿宫》的是那种面对神奇的清醒情绪（我恨透了这样写）。日内瓦的医生是受限制的哲学家，实际上他要面对现实中的无穷事物（在他的领域中）。向温和而轻信的老妇人们谈论自己的温和的老绅士，他到处与她们喝茶――在红宫喝茶，如果你喜欢，纯粹是在用自己来解释所有人。古巴人是在室内培养出来的：舒适的沙发等等，他不能把外部事物全都排除。有一段时间乡村真的让我很是厌倦，或多或少吧。我有一个相当要好的朋友，整个夏天从六月到九月一直待在屋里。我不是开玩笑。想象一下美国的天空，或任何印度天空那样强烈到野蛮的蓝，那就足够了。向云彩讲话实际上就是向云彩讲话。令人沮丧的文法家和最可笑的哲学家本身就是云彩。还能怎么更简单呢？当然，这全然依赖于观点。人们嗅出象征主义，就仿佛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和理性，像一个英国人的血一样，一定隐藏在什么地方。你能想象习惯了土豆的人研究苹果，脑子里带着除非苹果包含了土豆，否则就不合理的思想。这样的人极难应付百日草和馅饼。我们把卓别林抛馅饼当做一个很简单的现象，但是《烽火》中的一个作家，牛津出版的，对他所谓的抛布丁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我们总体上是赞同这点的。你的困难，无疑，就我的情况，或就任何特殊情况而言，纯粹是因为对我的观点缺乏了解。我的东西完全是直接的，它们的意思恰恰就是它们所说的，甚至在显得有点模棱两可的时候。我最近没有收到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的任何消息。他与洛布分开了，在拉帕洛过冬，戈登・克雷格与马科斯・比尔博姆在那里消度他们的晚年，他会回到这里，我敢说，很快。我认为威廉斯的上一本书非常轻――非常轻。迷人，却是如此驯良的野蛮，如此个人化的非个人化。玛丽安妮・摩尔的书对我的意义很小。她这么关心形式，以回避来关心自己，我无法激起自己对她价值的认同。这些东西中有很多都奇怪地缺少本质，即使承认本质也许关系到神韵、声音、色彩等，而不是十八世纪的常规。在纽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今年的“独立展”很惨，但是它已经几乎变成了时尚，吸引了大批观众。缺的是独立学者。独立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对个性、对思想等等的解放。独立是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的想法就是摆脱工作。还有，关于这个，当然不存在一点该死的独立。你必须像那些独立自主者一样，否则就成了笑柄。同样，你必须像学究那样，否则就成了笑柄。住在哈特福德还是住在圣菲，不为任何公众，甚至一小群朋友的公众所打扰，就是一样好的。唯一真正的独立是拎着人们耳朵而不是被他们拎着，如果它涉及到选择，如果它确实涉及到选择，如果你在乎人们想什么。我与海外的人大量通信，经常收到很多从伦敦和巴黎寄来的杂志。事情到处都是一样的。约翰・罗德克正试图引诱我买一幅温德姆・刘易斯的画，写信说他最近的风格让人吃惊，向我提起最近一期《初学者》上的复制品。想想温德姆・刘易斯出风头的样子吧。我现在只知道唯一一个真正文学上的戴德伍德・迪克，那就是罗伯特・麦克阿蒙。惊人的材料――但如此精力充沛！伊夫・温特斯寄给我一个他最近的删节本。我喜欢温特斯，我猜是因为他喜欢我，但是他恰恰没有威士忌味，我对他毫无期待。这么多人用指甲弹曲子，还以为它们已经响彻云霄了。然而，这类事情非我长项。顺便说一句，卡尔・桑德堡不久前在这里。他开始唱歌时我恨不得把我的喉结吞下去，可实际上我非常欣赏他。我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听到你康复了真是巨大的快乐。去新墨西哥对你似乎是勇气十足的事情，对于亨德森先生来说也是极好的，全家都随你去。你们全都和以前一样，真是太棒了。史蒂文斯夫人在这里非常幸福――我知道，她喜欢这里胜过纽约。最诚挚地祝福你们所有人。 你非常诚挚的
在收到你的条子之前，我没有注意到亨德森先生正在纽约搞展览。我下次去的时候会尽力去看看展览，看看他。可能只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史蒂文斯夫人，你真的离不开这个迷人的造物。艾略特的诗，当然是时髦玩意儿。作为诗歌它肯定是无足轻重的。在其他方面，
那可是一个大主题，能谈上一个月。如果它是最后绝望的哭喊，那是艾略特的，不是他的时代的。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它很烦人。
亲爱的拉蒂默先生：
诗歌的音乐创造了它自己的虚构，它是“活跳尸姐妹”之一。它是一个缪斯；所有的缪斯都是姐妹。但是我不能说，隔了这么长时间，我是特指缪斯们；这仅仅是一种解释。我不认为我指的是任何确定的东西，除非一切都活在记忆和想象中。
对我来说，标题当然是最为重要的。若干年前，卫斯理宗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办公室。显然有人交给他一项工作，写一篇关于《簧风琴》的文章。在他的印象中，题目和诗没有任何关联。也许这种关联不像应该的那样直接和局限于字面上。往往是题目先于其他出现在我的脑海。这并非罕见；我认识纽约的一个人，他应该知道，谁曾经告诉我，先写小说前面章节的人要远远多过先写后面的，还有很多人没有想好小说的内容，就先给小说取了题目。
当你问到隐喻模式时，你就是在探究一个人在不断实验的那种东西。例如，我非常担心你所喜欢的我诗里的东西恰恰是你不应该喜欢的：比如说，它的音乐或色彩。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一项合适的实验就将是写没有音乐也没有色彩的诗歌了。但是这么多的实验结果都成了虚无。如果它们极其成功，那么好吧，可是它们很少成功。
我推测对自由迸发的解释不过是这样：当一个人正在思考自己的道路时，模式就变得又小又复杂了，可当一个人到达了一个点，发现在感情上可以移动了，他就会迅速向前。关于写诗，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去了解自己的主题是什么。大多数人知道它是什么，但他们不写诗，因为他们对那件事如此自觉。一个人的主题始终是诗歌，或应该是。但有时它变得有点太不确定，太易变了，那时事情就会迅速向前了。
你非常诚挚的
文章收到了，我一两天内就把它还给你。华伦先生的书也到了，尽管我只来得及扫上一眼。华伦先生是一个极其有趣的诗人，我盼望仔细地阅读他的书，只要我有时间。上周末我去坎布里奇看耶鲁的比赛，我太需要睡上一周了。
W.S.
亲爱的多特瑞：
非常感谢你的柿子。它们对我的意义超乎你想象。我有太多可吃的与可喝的，它们对我并没有多大益处。我沉迷于节食，仅仅是为了保持平衡。
野柿子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饥饿的人置身于树林。吃柿子的时候，我想起了负鼠和鸟，还有古日本的黑白印刷品，里面有猴子在光秃秃的树上吃柿子。没有什么比柿子树更荒凉的了，上面悬挂着成熟的旧果子。如你所见，居然存在精神享乐主义者这样的东西。
你的
亲爱的比尔：
感谢你的明信片。我正在恢复过来。从现在起的二三十年我有望真正给自己加满了油。不要担心我灰白的头发。每当我按铃叫速记员，她进来时皮带上都别着一把手枪哩。
问候小伙子们，衷心祝福。
亲爱的罗德里圭兹・费奥先生：
今天早上看到你的信时，我以为它要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打算来这个国家，可我失望了。纵然我们在年龄上似乎有很大的差距，我依然极有兴趣发现我们何其相似。例如，你现在对司汤达感兴趣。这是一种间歇的兴趣；在你的一生中，每隔几年，它就会复发。对于我，司汤达是散文原则的化身。我不是指文学的真实，而是指更为出色的那些方面中的理性。无疑司汤达会比福楼拜长久，因为司汤达是成熟的一个参考点，而福楼拜是艺术家的一个参考点，也许还是不成熟者的一个参考点。福楼拜把不成熟作为财富，几乎发展出一种成熟感，一种能力和力量。然而，在司汤达周围则聚集着大量灰尘。我有很多关于他的零碎，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试图去收集与他有关的任何材料。这方面人们已经做得太多了。
当你谈起查尔斯・亨利・福特时，我喜欢听到你说：“噗！”比他的邻居多懂点书，或者多懂点音乐的年轻人，很容易变得让人相当难以忍受。但是比他的邻居多懂点绘画的年轻人就是不可忍受的了。事实上，我不认为福特对任何事情都懂得很多；他完全是不可忍受的。尽管如此，他很聪明，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领域，其中一切都是赞同他的，如其所愿。他正在享受世上最美好的时光，且始终如此，但是他和曾经喘过气的小人一样不驯服，《观点》不是愚蠢的纪念碑，而是势利谄媚的纪念碑，尤其是比他的邻居多懂点绘画的年轻人的势利谄媚，从他认识一两个艺术家这个意义上说。上帝对某些非常奇怪的人很仁慈。这一切中最难的是我答应过给福特一两首诗。
我将寄给你的诗，或一些诗，只能在夏天写了，我一直在忙别的事情，此外，我几乎总是不喜欢我做的事情不是从窗户里飞进来的。也许这带有一点你所说的“优雅的单调”的意思。生活在古巴，早上什么都不多想，在花园里工作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去吃午饭，整个下午阅读，然后，让你妻子或什么人的妻子，把屋子摆满新鲜玫瑰，弹点柏辽兹（这是时下家庭的组合：柏辽兹和玫瑰），一两周之后，这很可能会导致形形色色的怀疑。可当你年纪大了一点，有你自己的生意或工作要照看，有足够多的事情要你时时操心，你没有时间思考，杂草在花园里大量滋长，狂野得超过你曾经的设想，你不再读书，因为那似乎不值得，而是在一天终了，放一两张唱片，那自然是十分不同的。现实是非常柔情的，所以纯粹的文学成果就很少了。在现实世界中，尽管有我刚才说过的这一切，一个人也始终是有一点在它外面生活的。亨利・詹姆斯有一句珍贵之言，对他来说，日常生活不过是关乎生存，但是，尽管如此，他把自己与之分离开来。这个句子是： 要生活在创造的世界里面――进入它，留在里面――经常与它打交道，纠缠它――要紧张地和富有成果地思考――去追求结合与灵感，凭深度与持续的专注和沉思――这是唯一的事情。
我下周要去坎布里奇，在那里的优秀生联谊会上读一首诗，那通常是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我希望你已经收到我寄你的《声音》了。
我总是高兴听到你的消息。
你忠诚的
致查尔斯・诺曼，1945年11月9日
亲爱的诺曼先生：
我选择不参与你有关庞德的专题，尽管我打算就此说上一两句，我不想被人以任何方式引用或提及。
对我来说，自庞德获得自由以来，不要说他的生活很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他应该就这类事情向人请教。毕竟，你计划做的事情很可能会让他退缩。还有，他也许有罪，也许会承认自己有罪。他是个很古怪的人。我不认为他对自己据说做过的事情会有一点怀疑。虽然他可能有诸多借口，我必须说，我不认为他是个天才的事实能成为借口。真的，这样的人必须遵守普通规范。
在他的辩护中可能会说到很多事情。但是每一件都是如此充满争议，以至人们会不在乎地说起它们，而不是仔仔细细把它们想清楚。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宣传家们的行为不应该承担与间谍或告密者行为同样的后果，因为没有人会真的把严肃的重要性与宣传联系起来。我依然不抽“骆驼牌”香烟，不吃“惠特斯”麦片，不用“甜心”肥皂。我不相信叛国罪的法律应该用到电台闲聊上面，在能够辨别那是闲聊的时候。
与此同时，那句话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在庞德的辩护中可能说到的事情应该加以仔细的考虑。他的动机可能至关重要。不过，庞德完全有可能是故意和恶意地伤害这个国家。你不认为在召集众人支持他的申辩之前，值得等待，直到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吗？
我再重复一遍，他的杰出在我来看完全是不相干的。如果他的诗歌是恰当的，那么“东京玫瑰”的歌唱和聪明的俏皮话也是恰当的。如果他通过了审判，他需要帮助而且显示出他有资格得到帮助，那么，作为个人，我应当很乐意帮助他，我指的是以实际的方式，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
我这么写是因为我认为，庞德身边极有可能围绕着非常要好的私人朋友。他们可能很憎恶你计划做的这种事情，不过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仅仅是不想卷入。
请不要以任何方式引用或使用这封信。
你忠诚的
致艾伦・退特，1948年4月6日
亲爱的艾伦：
我没有机会参加诗歌节。有一天我在什么地方的报纸上读到了消息。当我们走下过道，上讲台的时候，每走一步我都觉得自己更像一头大象。当我们在讲台上就座，我注意到斜面书桌太矮了，我说那样我就要弯着腰朗读了。结果可能是我的声音传错了方向。于是另一个人来到书桌边，开始扭底座上的什么东西，要把它升到一个过得去的高度。这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我只能说：你不必如此。
我盼望着这些日子能看见你。我见朋友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你忠诚的
亲爱的派克先生：
在你论文第十六页的上方你说：“史蒂文斯先生的作品并不真的通向什么地方。”这与去什么地方是非常不同的事情，而且我认识到，你这句话针对的是无场所的作品与有场所的作品之间的区别。然而，不涉及其他考虑，如果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什么，它很可能对别人也意味着同样的东西。一个人的作品保持不确定往往是故意的。例如，在计划一个终极虚构的时候，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将其表述得确定和轻率更致命的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想给《笔记》增添其他章节，尤其是这一节：它可能是人。但是我认为不留下足够的空间是错误的。
我不想有意对你所说的东西施加最轻微的限制。说你想说的吧。但是我们是在与诗歌打交道，不是与哲学。我在世界上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将是构想出一个系统。
你忠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