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和相关著作的汉译出版，“新清史”近年来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议话题。不久前，姚大力的一篇《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4月5日《上海书评》）再次将这个话题提及至大众眼前，并引起了学界对于“新清史”学派及其作品的热议。
“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作为美国近年来关于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主张大清帝国的统治具有很强的满族元素和独特性质。持这一观点的欧立德、米华健、路康乐、罗友枝、柯娇燕等美国学者，构成了所谓的“新清史学派”，研究涉及宫廷活动、边疆政策、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新清史”的产生因素与清代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新发现有关，也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多方面的学术转向的影响。它对“满族认同”、“民族主义”、“帝国”、“地缘实体”等概念的阐述所引发的讨论至今方兴未艾。有学者将其看作“新帝国主义的史学文本”，也有学者认为这有助于中国学者从“世界史视野”反思当前的历史研究。
尽管欧立德、柯娇燕等人的观点有待商榷，他们对于非汉文资料的解释和引用是否正确也有待学术界详细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清史”研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不同视野探索了国内清史研究中许多未曾关注的问题。
今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编修的“新”清史即将全部问世，这项自2002年启动的，有一千八百多人参与的纂修工程无疑将中国清史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美国学者眼中的大清帝国是什么样子，“新清史”又到底“新”在何处？
―| 满族认同 |―
从影视剧到历史研究，皇家生活一直是大众关注的话题。美国学者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借助大量的满文材料，详细叙述了清代宫廷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家族政治、宫廷奴仆、礼仪规矩等等。尽管罗友枝并不太懂满文，借助了不少二手材料，但无疑通过艰苦的档案搜集工作，她发掘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使她的著作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满族宫廷的公开和非公开礼仪的珍贵手册。
本书中文简体版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满族意识是如何影响统治者的？在柯娇燕的这本成名作中，她用了大量汉文、满文和韩文的档案资料分析了清帝国早期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通过与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Mark Elliott）、濮德培（Peter Perdue）等人合作，柯娇燕在此书中详尽阐述了民族身份与帝国权威在清代的变动性“接合”，还将清帝国与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等其他庞大的早期现代帝国并置，建立了一种不同的比较视角。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满汉关系上的分水岭，被认为是政体从帝制到共和，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关键。但是，由于被推翻的清朝为统治了大多数中国汉人近三百年的少数族群所建，而革命者绝大多数是汉人，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辛亥革命不仅仅是反帝，而且是反满呢？
本书分析了满族作为一个世袭军事特权阶层（旗人）向一个独立的族群的转变，也详细描述了清朝与汉族改革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一互动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达到了顶峰。该研究也澄清了族群学者关于满族作为职业军事特权阶层的起源问题，分析了满汉关系的变化，以及满族从边疆“蛮族”到统治者，再到被统治者的历史发展。而此书对于民族―社会的分析视角的运用方式，对于我们研究清史乃至近现代史大有裨益。
本书简体中文版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满洲统治者在整个清王朝一直处于政治支配者地位。作为满族认同根基的八旗的历史，与满洲人的历史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而其最终的历史结局，便是旗人与满洲人成为可以相互置换的同等观念。本书着重论证了“满洲人”与八旗组织所具有的民族性。除了讨论八旗组织的来源、发展、内部构造及其性质等问题外，还通过对旗人日常生活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八旗制度所赋予旗人、特别是满洲旗人的特权。
八旗制度功能的转变，使得靠它支撑的“满洲之道”也发生了人们的主观意志难以支配的改变。到18世纪中期，以国语、骑射、崇尚俭朴为特征的旧式“满洲之道”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组带有理想主义怀旧性质的象征性符号。作者强调，恰恰是满洲文化规定性的日趋消失，导致了旗人身份在满族认同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旗人不仅因为文化上的变异，同时也因为人口增长和过度消费而很快丧失原有特性时，实施一种更加实用的“满洲之道”便成为维持局面的当务之急。于是，充当八旗成员与归属于满洲民族性的其他感情因素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进而成为确定满洲身份的决定性标志。
―| 疆域统治 |―
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千里石塘、曾母暗沙”，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西藏的达旺、云南省的南坎，东至库页岛、台湾、澎湖群岛，与以往的朝代相比，清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尽管在局部地区清朝疆域未必达到历史上的最远点，但在总体上都超过了汉、唐、元、明盛世。关于大清帝国的疆域统治和扩张政策，美国的学者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切入点。
建于1700年代的承德避暑山庄是大清帝国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微缩景致，其带蒙古包的草地、狩猎草场、西藏式的寺庙和佛塔、带有垛口形似长城的围墙与大清的疆域版图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这本由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合编的《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建立的内陆亚洲帝国》，作为“新清史”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将承德作为其研究的中心。此书分“作为内陆亚洲都城的承德”、“帝国的礼制”、“皇帝的众面相”、“来自承德的声音”四个部分，详述了清代统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在承德的生活方式和统治方式，以此探讨承德在清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
把今天的新疆和蒙古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在西藏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
不象以前的中国王朝，清朝在欧亚大陆的东半部取得了可持续的统治力。统治者们在遇到反抗时会采取强力的压制手段，但他们也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赢取被征服人们的心。他们在边疆的经济与行政管治上投资甚巨，提升了贸易网络，也修改了自己的礼仪以适应截然不同的当地文化。
濮德培例证了清王朝是如何征服中亚、如何来为这种征服辩护、是什么使得这个国家统一在一起，以及清王朝和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与蒙古的关系。
从1751年到1784年，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世界无可争议的中心，同时，它也是一个堡垒，是明代遗民和反满情绪的聚集处。清廷如何在这个关键区域构成其权威和合法的统治？这些巡幸活动，是征服礼仪，还是仁政典范？《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探索了清朝统治者的江南政策。在作者看来，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是永远不会彻底完成的，是一个没有尽头、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
―| 佛教文化 |―
满族原先信仰萨满教，至清入关，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关注日甚，佛教也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支持和保护。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雍正则自号圆明居士，撰有《御制拣魔辨异录》；乾隆则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佛教与大清帝国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是不少学者思索的问题。
紫禁城中宁寿官的佛堂、慈宁宫的佛殿、中正殿的藏传佛教建筑群展示着佛教文化对清代宫廷的影响。实际上，藏传佛教与清代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清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美国学者白瑞霞的这本《虚静帝国》就是关注清代佛教的绘画、雕塑、装饰艺术，并以此探讨佛教观念对清政府统治策略的影响，以及这种策略又是如何反过来隐蔽地介入艺术作品之中。
这部蒙古自我陈述出的中国帝国晚期思想史，从1500到1900年之间的社会、统治、宗教发展历程上向我们呈现了清朝的主要变迁，同时提供了对佛教和清史的新的见解。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讲述了清王朝内部的历史、周边国家的状况与影响、及宗教在国家与社会形成当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