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是著名考古学家。一般而言，学者都爱读书，但夏鼐爱读书，却到了痴迷的地步。
清华园里好读书
读书，对于夏鼐而言，是治学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夏鼐日记》的出版，为我们展开了夏鼐在书海中遨游的生动画卷。
不过，说到集中、大量地读书，还属夏鼐在清华读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9月，夏鼐从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1935年8月，他考取公费出洋留学。据《夏鼐日记》记载，4年间，夏鼐阅读书籍近300种，大部分为学术著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说，其中外文原著近百种。
循序、比较、博览的夏氏读书法
夏鼐读书速度惊人，往往两三天时间就读完一部书。书读得快，却绝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笔者以为，夏鼐读书之道可归纳为“夏氏读书三法”。
三为“广收博览法”，即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为学科专业所限。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以《夏鼐日记》所载而言，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西人史著，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国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书札》、《胡文忠公遗书》、《李文忠公全书》、《左文襄公年谱》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献，夏鼐均认真研读。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了解理论新潮又保持学术定力
夏鼐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四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陷入低潮，唯物辩证法却在思想界兴盛繁荣。史学家何兹全曾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家、史学家，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哲学家贺麟也说过：“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
1933年，左派学生在清华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从日记看，夏鼐应未参与这一组织，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注唯物史观思潮。实际上，未到清华上学时，夏鼐便已读过伊里奇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蒲列哈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伊里奇的辩证法》、北条一雄的《社会进化论》（施复亮译本），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在清华期间，他更是相当深入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书籍，还和好友讨论唯物唯心等问题。
细览夏鼐的清华书单，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的名字赫然在列。在美丽的清华园中，夏鼐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陈启修译本）和《哲学之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章一元译本）和《国家与革命》（华兴书局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等一系列书籍。这些“进步”书籍深深地吸引夏鼐年轻的心灵。夏鼐在日记中写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理论很精辟，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他还根据英译本改正了中译本的几处错误，可见其读书之细。夏鼐还阅读过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莱德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书，对费边式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
陶希圣当时正处于其学术地位的巅峰，出版于1935年的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是这么说的：“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而夏鼐仅是一名史学系的学生，却敢于对学术权威提出质疑，勇气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博大精深的阅读面所奠定的学术功底。查诸日记，早在1931年1月，夏鼐就已读过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一书，而陶希圣正是波格丹诺夫思想的中国“门徒”。时光过去80多年了，较之夏鼐读书的时代，传入中国的外来学说既多且杂，以外来理论解释本土问题者亦不断加增，广览西学典籍，探其本意，守我文化根基，独立判断，正是今天为学者所应努力处，这或许是今天我们阅读《夏鼐日记》所应有的启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