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既是一种认识现象和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过程。因此，科学进步的动力也来自认识和社会两个方面。来自两方面的动力形成两大范畴：一是外部动力即外在刺激，二是内部动力即内在逻辑。科学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又处于社会之中，它自然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科学本身的进步有赖于它们的配合与支持。事实上，科学只有在与之和谐的社会中才能欣欣向荣。要知道，社会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社会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向科学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刺激科学进步的源源不绝的原动力。格森关于“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的论文表明，即便是抽象的、数学化的牛顿力学的产生，也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动。不过，正如克拉克指出的，格森的论文过分简化这一时期科学的社会和经济方面。他表明：“至少科学本身之外有六大类影响是起作用的，即经济生活、战争、医术、艺术、宗教以及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不牟利地追求真理。”
在当时，“不牟利地追求真理”确实是一种社会思潮和伦理风尚，自然属于外部动力范畴。可是，它何尝不是认识现象和过程的逻辑起点呢？这就涉及科学进步的内部动力即内在逻辑问题。诚然，不能否认科学发展会受到它所处的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高级科学的进化与工程、医药、法律、各门艺术等学科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与社会环境相隔绝独立地发展，尽管绝不会彻底隔绝。在科学中，的确有“看不见的手”主导科学进步，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科学进步的内在逻辑到底有哪些呢？我曾经就此写道，实验事实与已有理论的对立统一，各种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是科学进步永不枯竭的内部原动力。实际上，这就是科学认识追求理论和实验事实的符合、各种理论体系之间的统一之过程。伊利英和卡林金则把多形性、反转性和不完备性看做是科学进步的认知前提即自身发展的逻辑。他们写到：作为相对自主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科学也具有独立的发展逻辑，从属于仅仅内在于科学自身的变化维度。波普尔另辟蹊径，他提及两种价值观――实际上属于科学内部的科学精神范畴――对科学进步的重要性：“一是自我批评的态度――一种我们应该常常告诫自己的必须恪守的价值观;一是真理――一种我们应该常常要求我们的理论恪守的价值观。”他还特别指明错误对科学进步的相反相成作用：“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是科学却是这样一种少有的――也许是惟一的――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并且还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正因为如此，只有对于科学，我们才可以说经常从错误中学习，才可以说得到明显的科学进步。”费耶阿本德则强调科学方法的多元化对科学进步的意义：“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这一点：惟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这种自由的实践不只是科学史的事实。它还是合理的，而且是知识增长绝对必须的。”
在论及科学进步的动力时，不免要触及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这也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来分析。关于外部因素，经济上不支持或支持力度不够，政治上的不自由和不民主，文化上的过于保守和守旧，意识形态上的僵化教条和思想禁锢等等，都会严重妨碍科学进步。甚至某些心理因素，也会对科学进步产生反作用，如虚荣心、功名心、论战的狂热、华而不实、固执己见等形形色色的表现。至于内部因素，更是无法计数，这里仅仅顺手摭拾一二。波普尔表明：“科学进步的真正危险不在于科学会趋于终结，而在于诸如缺乏想象力（有时是缺乏真正重要的推论），形式上失去信仰和精确性，或者以这种或那种科学形式出现的独裁主义。”他还补充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有些内、外因素对科学进步的影响是双重的，值得引起注意。波普尔以经济因素为例加以说明：“阻挡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具有社会性质，可以分为两类：经济的障碍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尽管不顾贫穷而做出伟大的理论发现和实验发现）。但是近年来却十分清楚，富裕也可以成为一种障碍：太多的钞票就可能追逐太少的思想。大家都承认，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也能够得到进步。但是，科学的精神却处于危险之中。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的科学。刊物数量的激增可能扼杀思想：思想只因为太罕见了，反而被这股洪水淹没。”他还就教条主义这样说：“一定限度的教条主义对科学进步来说还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旧理论为保卫自己而起来顽强进行生存斗争，任何一种竞争的理论都无从表现出生气，也即无从表现其解释能力和真理内容。不过，专横偏执的教条主义是科学的一大障碍。……什么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的危害就更加严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