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真正的问题——农村公共管理责任的缺失
一路上，无论是在湖南耒阳、广东河源，还是江苏丰县，给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衰败。
在耒阳，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库，多因年久失修，不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当地最大的黄土绅水库，也只储一点水，湖底竟然种上了庄稼。村民说，承包水库的人承包了水库以后，就养起了鱼，但因为担心水多不利于鱼的生长，所以放掉了多余的水。"一旦遇大旱，就麻烦了？quot；老乡说。沿途的高架引水渠，已经废弃，有的已经拦腰折断。我深感可惜，也深感担心。
耒阳的几个乡的主要作物还只是水稻，几乎没有其它作物的迹象，更不要谈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农民明知道这种已经种了几千年的作物今天再种已经赔本，不能再种了，但却无力改变现实。农民不是不知道要换换样（调整结构），不是不知道一亩地一年只有300元的收入，还不及工钱（每天不到一元钱，谁不知道少）。但怎么调整，方向在哪，技术在哪，资金又在哪？却无人回答。
无论是耒阳还是丰县，无论是水稻、棉花、养鱼还是养长毛兔，农民们最缺的是技术、优良种子、真化肥农药，还有市场销路，但却没人能够回答他们。农技站的老爷们虽然也挨户收了科技咨询费，但却从不到地里来，顶多用药时用广播喇叭喊一声就算了。而从农技站买到的种子却经常是假货，坑了人不说，打官司也打不赢（农技站有政府背景）。而被垄断的化肥农药市场，更是假货占大半，农民已经习以为常了，通常处理方式就是，不好用就换一家吧。真不知政府垄断种子化肥农药市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当初不是说为了避免假货害农么？
丰县和集乡的农技站推广的铁红辣椒，承诺亩产400斤干辣椒，几十户农民买了种子，结果全是假种子，但农民们却无法打官司。因为农民们从未打过官司，也不知道如何开始，也没有法律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与乡政府支持的农技站打官司，赢的希望微乎其微。袁砦只有一个杜长金想打，他说，他只是想练练。其实，法院受理时已经有干部告诉他肯定打不赢。他是一个人与整个体制对抗。
因此，农村中诸如公共的利益（也可以叫集体的事，大家伙的事），如打官司、维护农民公众利益，根本无人关心，更不要说乡村中诸如公民教育、科技法律普及这些集体公共利益了。
如果将公共事务的范围看的更为宽泛一些，象村民自治、村主任选举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村民自治组织法》事实上是通过县乡政权来推行的，但是，我们所到之所却没有象想象那样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村民自治，最多的仍然是原来的由乡里提供一个或几个候选人，然后由村民投票，与原来没有任何差别。其实，这与我们前一阶段所到的山西太行山的左权县交沟村、沂蒙的平邑县车厢峪、蒙阴县的张家楼是所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在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看来，本应得到广泛推广的农村民主却远没有象想象的那样得到迅速推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乡镇政府根本无意承担农村公共政治的供给（创新与推广）工作，农村真正缺乏公共政治的推进和管理机构，象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存在，形同虚设，多数村委会还是沦为县乡级基层政权的传声筒，不是真正对农民的公共需求负责。
78年农村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个体的积极性，激发其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特征。它曾经极大地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时至今日，在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保证其个体活力的同时也能够保障集体公共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几乎一切问题都源于集体的、大家的事情没有人管，公共事务管理供给力量严重缺失。每家每户都有一台一样的农机具，只有那么几亩地（人工都够用），简直在浪费；一户只有那么一点点活，却要全家的劳动力全年守在田里；一方面是劳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确是有许多该干的的事情没人做，比如寻找技术、开辟市场、农业科技投入等。所以，不仅仅面临公共管理的不足，即使是公共政策供给也缺乏，今天的农村迫切需要对78年以后的经营方式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但我们实在看不到有谁在切实在为农民们改变着这一切。
这些事情该由谁来管？
乡镇村政府（我们暂且还可以把村委会村党支部作为乡镇的一级机构）目前无疑仍是最大的公共事务供给源（农民们认为，我们拿钱供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担负起大家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到农村随便走走，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村民会异口同声说，有（这些机构）还不如没有。事实上，农村的最大问题正是源于乡镇村政府，在多数地区（很可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和小部分中西部地区）他们不仅本身所起作用非常少，而且农民之所以负担较重，是因为要交费用的很多的劳动剩余去供养这些远远超过需要不劳而获的群体，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多余的寄生群。所以农民才会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大多数的农村群体事件其实直接针对的目标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那些剥削了农民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剩余，但却不仅不做事，相反却坑害农民、作威作福的人。
所以，从一般的农业设施、信息技术、农村福利，再到政策法律、公共事务管理，最后到农村发展方向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公共管理责任，都没有人负责，都已经破败毁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
但是，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不仅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是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又不够强，使之不能自觉地承担起管理自己事务的责任。多数人是站在别人的后边，准备搭别人的便车。更何况，多数情况是，许多事情并非直接影响到每个单个人利益，许多人还可以做旁观者。事实上，即使真的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关，也未必会有多少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正常思路，农民们既然已经对基层政府完全失望，就应该自己站出来，来承担自我管理的职能，比如，出面选举自己的村委会，或组建自己的互助组，实行内部自治，或者抛开基层政府，与公司配合，实现"公司+农户"的模式。但这一切并没有象期待那样获得迅速推广。即使村民选举这样已经有法律保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事情，农民们也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足够外部社会的先进文化的进入，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问题是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问题的有效关注，并没有多少人跑到农村去，尽心尽力为农民们做事情，甚至于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如对环保问题关注得多。所以，农民受到本身农村外的影响实在还是太小了，还没有影响到促进农村改变的地步。
其实，如果能够形成农民互助组织，局面就会改观。但因为没人来推动它，目前连低级的互助组都很难形成。因为考虑到农民的合作意识问题，我曾给一位青年农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互助方案。我说你们家可以建立一个家庭互助组。他有兄弟四个，一个种田比较有经验，可以种四家的所有的地，保证四家的吃饭；另一个" 可以负责养殖，比如养长毛兔或山羊；老三比较精明，有经商经验，可以跑出去经商，为家里跑跑市场等；老四学习先进技术去，为家里、以至村里提供技术咨询。这样，四家一套农具，也有足够的地种，避免闲着打牌，四家不仅饿不死，又有可能富起来。同时，都是自家兄弟，合作起来又很容易，少猜疑。他也很赞同，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真的行动起来，还和一千年前一样在生活着。所以，连传统的家族观念甚至都不能作为可靠的基础，还有什么能推动农村向更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推进呢？
这样，由于农村公共管理事务的缺位，最终形成了农村社会进步推动力不足，使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徘徊不前。
基层政权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农民又无法主动站出来，外部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关注，让我们到哪里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呢？
希望还是有的，经过多次的农村考察，也是参照理论界的讨论，我们发现农村的实践已经提供了答案：这个希望就在于农民中产生的具有新思维的农民精英们，而且非常有可能是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农民领袖"（其实只是农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这些人才是农村的真正希望所在。
农村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个案——丰县李庆龙调查
丰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徐州市内，是汉刘邦的出生地，即为"丰生沛羊"，丰县人也以此为骄傲，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丰县在为刘邦修建大型的纪念设施，包括刘邦的雕象和众多的楼阁，其实是想以此起点发展旅游业。
从丰县花三元钱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和集乡袁砦村。沿途的路比较好，两边所种的植物多是麦子、棉花、玉米，没有见到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改变不大。
袁砦是和集村的另一个自然村，属中原地带，没有山，都是平原。该村有村民400多人，农户一百多户，人均有地2亩，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是一个过去主要作物是玉米、小麦、棉花、蔬菜等，该地气候还好，但作物生长季节也要浇水才行。这几年引进了大量的旱稻，改变了不种稻子的历史。
李庆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比较诚实厚道，还有几分帅气。94年高中毕业返回农村，开始务农。干几年农活，也出外打过工，感到长期下去没有出路，当时就有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创造财富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行动。
92、93年农民负担较重，减轻农民负担呼声高涨。95年乡里征收农户养猪、养羊税，李感到非常气愤，就主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依据中央政策，拒绝交纳猪头税。乡里收税，李就联络了几户农民，锁上了大门。乡里出动公安司法，撬开李家大门，抢走粮食家具、农用机械。于是，冲突由此产生。
李庆龙后来到丰县信访局上访，信访局让找财政局，财政局又让找税务局，税务局不加理睬，后又跑到徐州市政府、人大，虽然态度较好，但却不解决问题；后来又给中央纪委发电报，内容大致为乡政府非法收缴税费，并且镇压农户。没有回音，一怒之下，到县里起诉乡政府，县政府认为计划生育、农民负担这两类案子太多，不能立案。李要求县法院下不立案裁定书；裁定书下达后，李就持裁定书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给江苏省主管农业的于兴德市长去信。后来中纪委给江苏省委来函，要求对害农事件严肃处理，这样于兴德就让徐州市委纪委负责处理。经过九天调查，达成协议，但未按协议执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李协商后，下裁定认为心须立案处理，但仍未公开开庭。迫于影响，赔偿9000余元，保证不再出现此类情况，但未赔礼道歉。在此期间的96年12月份，县里要抓带头闹事的李庆龙，李就跑到了北京，找到《农民日报》社，又找到农业部，日报社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给丰县县委书记，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位书记当时否认曾经迫害李庆龙。回来后，再没事了。
李后来同新任县委书记谈到，农民负担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一农户收入800元，另一农户收入20000元，如负担增加50%，则低收入者肯定感到负担重，但收入20000元者则不认为收10000 万元重。关键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所以正确的出路是加大力气帮助农民想法增加收入。书记很赞同他的看法。就很支持他，让他为县里做点事，于是，从那时起，李就开始了为村民进行科技服务的工作，开始在县团委成立了科技推广协会，李专门负责种植业。
96年考虑怎样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想到了大专院校的科技优势，曾到南方院校，但南北方自然环境很不相同。后就联系到中国农大。到中国农科院、专利与科协。与乡里打的官司胜诉后，诉讼费9000元一部分给大家作为赔偿，剩余的作为发展基金。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村户调研，农户对李庆龙的感激溢于言表，甚至包括那些过去曾经与他对立的人。而且，一个李庆龙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在袁砦，周围几乎全县的农户都在用他的种子，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影响简直太大了。如今的李庆龙已经是徐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带头人。
2001年元月市团委接受李的建议，将原来的科技协会分为种植业协会和养殖业协会，流通、加工部，市场预测等四部分，协会独立运作。李独立负责种植业协会，因为种植业协会自发的自发性，市团委不与干预。
就在2001年7月31日，李又成立了"丰县农业高科技推广中心"，由县团委组织计划，为各高校与农户的联系起桥梁作用。由李庆龙、李国峰主持运作。
李庆龙很注意和外界的联系，经常跑到中国农大等单位去，也经常邀请外边过来，中国农大每年都有老师同学来，并建立了旱稻基地、科技基地。我就是在北京认识他的。
李也很注意进行科技宣传，经常到乡镇集市上举办科技大集，在集市上宣传科技知识。李也认为，以书本的形式进行科技传播收效不很明显，要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必须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接受，所以应该探求新途径。
李也正在考虑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考虑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最多的是政府，而协会保护农民权益是否有跟政府作对的嫌疑。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这件事。
农村进步的原动力——农民精英的作用
那么究竟这种农民精英会在哪些方面起作用呢？
按照老的种植方式农村不仅仅破产，异常辛苦富裕无望，同时也使资源大量闲置浪费。这种生产方式是必须要改进的。农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问题是因为农民先天的思维保守，信息闭塞，又极少有来自政府、外部社会的强力支持，所以，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本来，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以及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已经产生出许多好的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如"公司+农户"、建立农村自助合作社等。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想法目前都还停留在纸上，或顶多刚刚开始。其实本质原因是缺乏推动因素，是将农村自己当作植物生长一样让其慢慢地演变，加速的推动力很小，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广大的中西部以及那些东部落后地区基本呈现这种状况。调查的时候，我们和农民提出几户组建经济合作社，一户集中种田、一户打工、一户负责技术市场、一户养殖，几户合作，大家得利，共同富裕，他们说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富起来，可以做。但我们走了，他们也就算了，一个好想法也完了，没人帮助他们去一步一步走下去。自己不行、政府不行、我们不行，靠谁呢？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公共事业如果没有一股强有力的推动的话，想完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推动力问题是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这样，寻找推动力问题也就成为农村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但象李庆龙这样的农民精英则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扮演着农村的拯救者的角色，他们比较倾向于对现实加以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农村内部的，如提出新的经营方式、技术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对外的，如信息交流、引进技术、关注市场等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比如减负增收，同时也包含了农村政治上的诉求，比如，促进村务公开，推动村民自治等；甚至可以说如果引导的好，在目前农村形势很不稳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农村稳定的最可靠保障，比如，他们可以将一些群体盲目、冲动的行动合法化（上访、打官司、谈判协商）。
首先，从纯粹的经济运行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带头人在内部将会努力引进先进技术、品种、帮助拓展市场、促进信息交流、有效地进行技术扶助，从而推动当地的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所到过的地区，如山西太行山左权地区、沂蒙山区、苏北地区、耒阳地区，在推动农业技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只有丰县袁砦做的最好，李庆龙不仅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旱稻，而且在改进原来的棉花、玉米、蔬菜品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个高李庄则成为养长毛兔专业村，他是在袁庆森兄弟的带领下，经过近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他是以经济为动力，逐渐传播兴起的。如今他们二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宁死不坑一个人"的脾气成为了当地的农民英雄。
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进方面，基层政府本应起到主体作用，但其所做甚少，甚而起了反作用。镇乡村政府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们闻而生畏，因为他们无论是为了政绩还是心存些须善良，都是以"逼民治富"为手段的，最后结果经常是让农民深受其害，而毫无办法。推广时信誓旦旦，不种也得种，否则拔你的秧苗；秋后一旦出现问题，合同无效，损失自负；打官司连案子都立不了，更别说胜了。所以农民们宁可相信外来公司（公司也经常使农民深受其害），也不与政府合作。
在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加速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在政治方面，这些农民精英们也是最有可能承担起农村集体公共事务管理，推动农村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人。农村各项事业不兴，恐怕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农村各级基层政权的衰落，这样就使本来应该由它来承担的事务交给了民间，交给了农民自己。
其实，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1988年起就开始了村民自治，期望能够先从村级开始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又加大了这一工作的力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村委会选举已经如同雨后春笋，绿便全国。事实上，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已经海选，成效显着；但更多的地方还是很有限的，有的地方还是延续过去的假选举，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根本不知选举为何物。从我们所到之处看，无论是太行山左权地区、还是沂蒙山区、还是丰县地区、河源地区、耒阳地区，都不很乐观。看来要本来就不愿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承担责任是很难的，更何况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而农民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件事，可能是习惯了，或是麻木了。
但这其中却有几个特例值得我们探讨。一个是太行山区左权县上麻田村，本来1999年的选举也非常有可能象过去一样流于形式，但当年出现了一个因为受到旧村委会迫害的付海江，是他改变了选举的即定程序。他带领村民严格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选举，公开竞选，公开投票，最后选出了村民真正拥戴的村民委员会。另一个是丰县的袁砦村，也是因为出现了李庆龙这件事，才使选举变成了真正的选举。除了这几个特例，其它地区没有很大的起色。
影响农村的政治氛围，不仅仅局限于村委会选举。在农民自身的权利维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以往农民受到各种侵害，往往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有了农民精英的地方就不同了。湖南耒阳地区有个普法英雄周宇飞，农民们每当利益受到侵害都找他，如今他已成为农民们的核心。象耒阳的上架和丰县袁砦，都是因为有了农民自己的带头人的存在，所以乡镇政府才答应不再找农民的麻烦，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农村也经常会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在事件中起到稳定作用，不使之成为骚乱的往往是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而缺乏农民核心的地方则经常会演变为一场暴力冲突。这里比较明显的是湖南耒阳上架乡，96年就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涉及几个乡，若干个村的抗议运动。农民们组织了自己的抗议队伍，四处张贴反对负担的标语，散发印有党的政策的传单，并进行了游行。最后，农民们包围了乡政府，要求归还被抢去的粮食、家具、电视。由于当地上架中学老师曹博后来的参入，使本来带有暴力性质的运动变得比较温和，后来曹博又组织人与乡政府协商，自己又带人去长沙找省政府，所以就最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冲突。后来乡政府也因此改变了工作态度，避免激起反抗。
这种情况不仅上架乡一个乡是这样，在湖南耒阳、郴州、涟源等许多地方都惊人的相似。但也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农民精英的存在才会有这样大的反抗活动，有些地方还演化成暴力冲突这里存在着一个引导转化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有农民精英领袖的地方农民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基层政府的工作也比较积极注意方式，农村进步也可能比较快。
从农村现实的角度考虑，农村稳定与否，与这些精英的存在有很大关系。过去地方政府一向将这些农民领袖视为制造麻烦的人，所以不仅用各种方法打击他们。事实上，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农村问题会更加恶化，不仅仅是基层政权会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农民的反抗也会更加暴力、无组织和冲动，农村形势会日显危险。但如果现有的农民精英们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他们也将逐渐走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最后自发形成农民自己的社会中心，农村政权也将进一步边缘化，失去政权基础，逐渐丧失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农民精英是农村进步的原动力。
所以，政府应该象丰县那样，大度地承认这些农民精英，扶植这些农民精英，引导农民精英为乡村建设多做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使之转化为农村发展的原动力，这才是目前农村最大的工作。
真正的英雄——何谓农民精英
在农村中成为农民精英的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1、 他本身必须热爱公益事业，能够对大家负责。这是农村公益事业最起码的要求，没有这一点，在农村现有体制法律制度都很不健全的今天，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现在的城市都无法实现法治，更何况农村？所以，今天的农村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要依靠人来推动法治，最后达到二着相得益彰，实现法治。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 在农村中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优秀品格和威信；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在农村是绝不会成为核心的，这是由农村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为什么有些科技户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关键在于农村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不管谁，主要还是看其道德水准。如果是好人，他卖的东西才会得到承认；否则，东西再好，也没人买帐。
3、 本人一般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个专业方面的经验背景。这样才会使其成为带动农村实质性进步的中心人物。
4、 他本人应该能够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并主动与外界和新事物保持联系。否则也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决定一个农村带头人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精英的很重要的一点。
这几点缺一不可，任何一点的缺乏都有可能使之成为农村的落后保守因素。
一个希望的结尾——原动力的普及
我一路上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所以，也就一路上同所见到的搞农村工作的人谈下去。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赞同。尤其是，我在耒阳的农村同老乡们谈到应该做农民精英的问题时，这些在过去为农民做过一些事情的关心农民的人，都一直表示李庆龙是个很好的榜样，适应形势，再一次肩负起领导农民开拓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责任，促进农村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农民精英是个好的出路。
但是，这不仅仅要我们，尤其是那些惯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人认识到农民精英的原动力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使那些还没有精英存在的地方也产生精英来，可能这个工作路途会更遥远。谁来做这个工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