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领袖的产生与人口构成的稳定性有关，一般存在于同质性较强的人群中。流动性强便会对社区领袖带来挑战，因此农村社区领袖更容易产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社区领袖并不等同于农村基层干部。王晓毅在《村庄结构与村庄内部的紧张》一文中说：“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农村干部具有多重身份，那么农民对干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的行为中。”（天村网—学术园地—调查研究）显然，“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这一说法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社会学似乎对社区领袖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在西方，尤其在华人集聚的地方，社区领袖有着比较明确而具体的含义及地位。由于小政府、大社会，社区领袖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重要。教育、慈善、医疗、治安等等许多方面发挥着政府及其他社会角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沟通政府与居民的桥梁。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能够称得上领袖的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我们曾大力宣传过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朱元璋，成者王侯败者贼。他们是改朝换代的英雄，曾被认为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先进代表；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上面宣传、树立过一批农民领袖，如潘国强（“穷棒子”合作社发起人）、陈永贵（大寨大队、昔阳县书记，官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仁宝（“南大寨”华西大队掌门人及江阴县委书记）等。这些人的是非功过后来已有定论，但当时被推为人瑞，披着浓厚的政治外衣，不容置啄；三是改革开放后因发展乡镇企业功勋卓著、经济实力快速提高而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不同于前两种农民领袖，也不同于宗法传统下的族长及民间头人，是新型的、有扎实社会经济基础的真正的农村社区领袖，是新时代农民和农村中的出类拔萃者。从全国范围看，他们已是一个特殊群体。尽管农业部从1994年开始就评选和公布“全国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等称号，如吴仁宝、陆冠球、史来贺、倪振亮、潘恩强、周作亮、王洪彬等，但社区领袖的产生及其含义与自上而下的“授予”并不是一回事。
农村社区领袖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和崛起值得引起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是伴随着乡村企业的发展而新生的民间力量。他们“级别最低，权力最大”，有强烈的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要求，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收益，而且有自己的收入，不拿政府薪水；他们能把沙砾状的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减少和遏止农村的极端化行为，降低政府与农民直接对话的成本；他们既是政权传递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又是农民实际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既依赖于现存体制，又洞悉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希望挣脱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他们往往介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推动者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的发动者，制度创新需要他们的“里应外合”；他们最熟悉农村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他们时常要倾听来自上面和下面两种声音。“对上”与“对下”是他们要处理好的最大一对矛盾，也使他们经常性地处在尴尬的夹缝中；他们既对农民、农村、农业及乡镇企业有着本质性的理解，同时他们又对身边的一切都有着美好的、超前的设想；他们往往拥有丰富的阅历，清晰的思想，鲜明的理念，独特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公务员和行政干部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是“自己提拔自己”；他们大都有自己的一摊亲手缔造的事业，且实力雄厚；在多年的事业拓展中，他们养成了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随时都有创新和冒风险的冲动，然而他们尽管有比较集中的权力，却面对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群体；要走出封闭，有所革新，他们必须具备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有时还带一些家长制色彩，基于创业和创新的冲动使他们与身边的环境和群体之间不断摩擦、平衡、妥协，乃至处在痛苦的孤独当中，坐卧不安，衣带渐宽，是他们普遍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一旦传奇神话般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则开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甚至成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他们既是等级制单极官场社会的挑战者，也是最底层世俗社会的叛逆者。他们是集权制单一主体社会的第二者，又是城乡二元社会里的第三者，也是农村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与社区政府既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们的出现和壮大将对农村社会结构带来微妙的变化，使农村社会结构更加丰满和多元化。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兼有体制内的身份，但其社区领袖地位的认可主要是当地村民的感觉，而不是上级任命。
二
江苏永钢集团董事长、永联村党委书记（该村是张家港市8个党委村之一，实行村企一体体制）吴栋材在本村受到民族英雄般的崇敬，是一位“部落酋长”、“现代庄主”式的社区领袖，是“小地方的大人物”。永钢集团年销售收入超25亿元，村民和职工们自然地将此与那些“地厅级企业”相比；永联村这个如今的超级村庄，其巨大变化也令人不能不将此成就与吴栋材没来到村里以前的情形相比。当然，吴也得到了相应的经济地位。村民们打趣说，吴上一天班的报酬有四、五千元。估计其收入离这个数也差不多。据刘小玄等人调查，苏南改制后大企业老总的年收入大致都在150万上下。
直观而有感性的文字或许更加有助于了解农村社区领袖的出现及其角色特征。以下是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对今年65岁的吴栋材这位社区领袖人物的观察实录： 吴在现存的行政科层等级制度中虽然只是一个副科级，但作为一个大型冶金企业的董事长，他却拥有实实在在的巨大的职权。税源，就业。甚至于这种职权的大小与企业的效益、利润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主要是一种牵涉面，是可利用和支配的各种经济社会人事资源。每天近百万的现金流，原料供应或产品销售的客户、银行、运输船队、广告商等关系人的利益都在其中，应付款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在永钢都随时需要作出适时的决策，让大家都有比较满意的利润；方圆几十里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指望靠永钢吃饭，仅本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六、七十人希望在这里就业，每一个管理岗位都有竞争，收入差距档次拉开，用村民们的话说，吴栋材想让谁发材，谁就发财；吴掌握着极为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朋友遍布各地、各行业，尤其对那些曾为永钢做过贡献者，总是心怀仁义，念念不忘；但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又必须公正、威严，从这一点看，他又几乎没有自己特别有深交的朋友，但吴的朋友很多。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村子和企业的朋友。或许大企业家都是这样，要试图保持一种公正、理性的形象只好如此。接触过吴的人都吴很讲义气，只在对永钢有过建树，有过贡献，吴总是能长时间地记着他们。这一点使他获得了属下们更大的道德认同，但却屡遭亲戚故友的抱怨；吴见多识广，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访问者和重要的客户，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内参资料和报章杂志，永钢遍布大半个中国大中城市的营销办事处，也为他随时反馈着各种信息；吴的决策带的权变和经验主义的味道，但他不唯上，在几次大的关乎企业命运的决策中他力排众议，也由此建立起极高的个人威信；吴的威望、知识和个性也使企业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这在旧苏南模式之下是一个特例，但也为此付出过代价，却终究为企业的凝聚力和规范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张家港有一段特殊时间里，虚假盛行，数字大战，吴以一个基层党委书记的身份向上反映，但却遭打击报复，事过境迁，吴却赢得了更广泛的尊敬，成了实事求是者们的精神领袖。
吴能够熟练运用党的各种原则来实现村子和企业的发展目标，他与村民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说服、跟进的互动关系。20几年下来，这个村子和企业的方方面面都打着吴个人意志的烙印。每年全镇的退休干部和退了位的村支书以及本村的老党员都会在春节前得到永钢的慰问或请来厂里座谈联欢。本镇以前的一位负责人心胸狭小，嫉妒心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怕影响到自己的威信，不容许永钢开展此项活动，吴的一片热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对此，吴一直耿耿于怀；永联村原来穷，光棍多，为这些光棍尽可能地成个家，他费了不少的心思；对本村村民和一些干部，他“恨铁不成钢”，批评某些干部只知道玩扑克麻将，连“新闻联播”也不看；他提醒村民们要多看中央电视台第七套，不要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他督促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每年都争取出去旅游一趟，眼睛不要老盯着一个小地方，更不要只盯着鼻子底下的嘴巴，人生在世应当开开眼界；他对那些不图上进、不思变革的“小农意识”不失时机地予以抨击，他劝告村民们该扔的要舍得扔，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提醒干部和供销人员们该怎样出差，怎样办事，怎样购物，乃至怎样交友；他说我们这一带的农民让苏南模式娇惯坏了，他抱怨个别村民把“奖农金”错当“补助金”，不懂得学习养殖技术来致富，遇事只知找政府，找干部。他说温州人从来都是找市场，本地不行找到外地，外地不行找到国外；他告戒村干部不要只是用嘴讲讲“农业结构调整”，他要他们学习技术，研究市场，带头示范；他胸襟宽广又心细如发。某次出差住宾馆，他看到那里的草坪颜色又绿又亮，他及时研究讨教，回村后马上把诀窍告诉了村里园艺场的负责人；他大声呵斥身边那些不争气的晚辈亲戚、本土出身的下级干部，他对他们太知根知底了，他手把手带出了永钢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层，他最容不得这些人工作出差错，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他激烈地反对浮夸、虚假，他说过去的一些做法耽误了整整一代企业家，但他又憎恶平庸，提倡“无功便是过”，杜绝“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密切而又敏感地注视着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细微的变化，并能立刻发现这些变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时我感觉他很孤独。他洞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同时也为发展变化还不够快而感到焦灼不安。他说，能把他所在的这个村子和厂子搞出点现代化农村和现代企业的大模样来，是他此生要追求的两个最高目标。
三
在欧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群私人企业（或一个小集团）就可以从经济上产生和（或）统治一个特定的社会。在这些所谓的“公司城”里，就业、地方税收和社会财产价值都取决于企业的活动，企业完全“拥有”这个城镇，公司甚至会影响政府官员的选举。
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有三个基本的自上而下纵向排列的社会阶级，即官、绅、民。而官又分为两等，在上者为在职之官，在下者为致仕（含候选及退职）或在籍之官；而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地主）为“民首”，商为“民末”。官的下层致仕与民的上层“士”共同构成了官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士绅”。在传统秩序中，官民之间的联系、政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往往通过士绅来完成。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地方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活动中的主导力量。
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出现会不会是中国近代乡绅自治传统的某种回归，或许这还有待观察。有一点可以肯定，近代士绅阶层是开放和流动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商品经济和新式学堂的发育壮大中士绅特权无以为继，社会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层级松动。周荣德在《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松动过程（参见周德荣，《中国社会德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从“可转化性”来看旧时的士绅与今日农村社区领袖有相近处。当然一个非常的不同是士绅的产生与科举功名血脉相关，而社区领袖的出现是市场经济使然；流动和转化的方向也恰好相反，一个是由绅而商，从政治角色到经济角色，一个是由商而绅，从经济角色到政治角色。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为发动农民革命，士绅曾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但在中国共产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士绅又被拉入权力体系（如李鼎铭），成为新政权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乃至解放后，他们的代表人物（张澜、梁漱冥等）在中共政权中仍有一定的地位。对今日农村新出现的社区领袖，如果站在“三个代表”的角度来认识，或许我们会更加感到鼓舞。因为他们在本社区风确实担当着代表多数人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角色。而且他们还是维持本地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力量。 将农村社区领袖与城市经济精英做一番比较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农村社区领袖城市经济精英
农村城市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年长者 年轻人
保守与新兴社会的平衡者 潮流引导者
组织、等级 个性、凝聚力
管理型 技术型转化
经验丰富 知识结构新
固定资本有庞大积累 财富快速集中、个人富有
自我积累 上市融资
固定资产和设备优势 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优势
本土性、社区性 流动性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贡献未明晰化 有创业股或技术股
当然，上述比较只是一个大概，也有例外。如江苏通州黄金村（综艺股份）的昝圣全，他不仅走向了大城市、海外，且成为一个新经济领域里的英雄。昝圣全已经介于农村社区领袖与城市经济精英之间。新一代的农村社区领袖有可能是：原体制内的下海经商者，农民经纪人，有经济实力的本土青年企业家。如果坚持农村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变，这些人将是未来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自治的主要组织者。这一迹象，我在苏南的许多乡镇都碰到过，尤其是这两年。张家港南沙镇有一个长山村，前几年换了几任支书，都干不好，后来换了一位私营老板，干得很顺当。其实，这位老板在别人当支书时，村里的公共设施工程乃至干部年终奖金都向他伸手，次数少了可以，次数多了就不行了。现在，村里修桥铺路敬老扶贫的事都是他这个新支书干，但心理比原来情愿了许多。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欲做村镇干部，必有经济基础”成为一项组织原则。在太仓市，有一个璜泾镇，近三年来在新任市委书记的支持下，搞了一个“双带工程”，即村镇干部带头致富。镇里干部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鼓励办企业，村里干部任期内办不起自己的企业，撤职。结果，三年时间，这个全市最穷最偏僻的镇，现在工业用电量占全市1/4，村镇面貌大大改观。目前，璜泾镇的“双带”经验已在苏南基层悄悄传开。
未来，随着中心镇及县城所在镇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其良好的公共设施、三产服务业及发达的教育事业，这些对农村企业和企业家乃至企业高层主管和原来的社区干部，都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一些人开始进城居住（苏南乡镇一级的领导干部几乎无一例外的住在县城里）。精英的外迁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哀落的一个原因和征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民的组织程度、村民生活信心的建立都是一个损失。农村暴露出来的生态、交通、教育等问题愈积愈多，这又动摇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家乡农村继续居住下去的打算。留在农村的成为真正的社会弱势阶层，引起农村社会更大的社会分化。
